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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岁之前的梁漱溟，相比他的同时代人，虽然也从那个时代感受过幻灭与苦痛，但他感受到更多的是正当正大的教育，是那个时代精神至刚至大的一面，所以他人格上便没有染上阴郁悲苦或狂躁放纵的一面，反而在时代与家庭的合力之下达到平衡，这正体现了那个时代明朗弘阔、雍容典雅的一面。
这首先得益于他和谐亲密的家庭气氛。梁济虽生于苦寒，长于艰辛，但到梁漱溟兄妹降生这个家庭时，家境已算小康，全家人不用把太多时间和精力放在谋生上，生活氛围多是人性中亲和平慈的一面。更重要的是，父亲梁济感于自己幼年时受到长辈比较严苛的教育，不愿子女再受自己当年的苦痛，对孩子们以自由放任为主，又时时和孩子们平等交流，既保证了孩子们个性的自然成长，又确保了孩子们心灵的正直向上。
可以说，给予梁漱溟最初的时代精神濡染的是他父亲梁济和父执彭翼仲，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梁济从不以孩子小而视家国之事为大人之事，不和他们交流。要知梁漱溟是看《启蒙画报》《京话日报》长大的，特别是《京话日报》，根本就是时事报道与时事评论，小小年纪看这些东西，若没有大人的引导，是很容易堕入灰暗沮丧的。果然，梁济并非不管不顾，而是经常和孩子们交流对时事的看法，他通过这种方式，早早让时代融入了梁漱溟的内心，成为他人格成长最丰富的动力源。另一方面，梁济并非那种口头忧国者，而是一个身体力行者，而《启蒙画报》《京话日报》正是更具行动能力的彭翼仲的行动成果，他们两人为国事忧劳奔走的耿耿衷肠为梁漱溟所日常濡染。要知他们两人的言行正深刻地发抒着这个民族从古以来就不曾消失的生命元气，承载着那个时代最为强劲正义的民族愿景。
梁漱溟生于1893年，次年爆发甲午中日战争。他的童年、少年，正值中华民族数千年来最耻辱的时期。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它把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一刀两断，战争之前，中国虽屡败于西方大国，民族自信心虽然大损，但也得以洞开国门，发奋图强，学习西方，一度有了几十年的发展，民族自信也有所提升。甲午战争的后果是可怕的，它使中国举国之力建造的北洋海军毁于一旦，不独如此，中国还要承受割让台湾、澎湖列岛、辽东半岛以及巨额战争赔款的沉重损失和无比羞辱，中国人的自信心与自尊心几乎丧失殆尽，跌于冰点之下。败给一向与我们同文同种的日本，这个刺激太过强烈，华夏大地弥漫着“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这样的悲怆、苍凉、绝望与迷茫、愤怒。由此，知识阶层空前地行动起来，救国、维新、共和，梁漱溟的青少年正是与这一系列的时代大剧相伴随。无论是《京话日报》，还是后来梁启超们的《新民丛报》《国风报》《民主报》《北京日报》《顺天时报》《帝国日报》《申报》《新闻报》《时报》等，并非只是他自学知识的纯粹教材，根本上就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向一个成长中的少年的展开。这些时代精英以言论报国，或切切于唤醒民智，启蒙民心；或耿耿于策论辩难，探索中国之路；或昭昭于烈士义举，英雄仁风……
倘使一个人已经成年或即将成年，有了许多世俗观念，那种生命的致命隔膜肯定会让正大光明的影响大打折扣，梁漱溟的幸运在于他是以赤子之心感受这些伟大人生与精神的，这就好比一株嫩芽沐浴春日光芒，自然而又烙印深刻，更何况梁漱溟还是十年如一日沐浴在这光照之下！也正因如此，当梁漱溟走入社会，看到了文字中看不到的种种人格残疾与理想阴影，很容易陷入失望与幻灭。幸好十年如一日的美好教育，早已使他的人格成熟，正大宽厚的人格已经成形，人生向上之心已经无法动摇，所以他才能迅速走出绝望，继续探索自己的人生之路与中国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