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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有所成就的人物，周围都会自然形成大大小小相互砥砺的朋友圈子，他们相互之间取长补短，彼此成全。至于那些希圣希贤，则在其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会有一个朋友圈子，这既是他人格的召唤，也是他生命的感应。他和朋友们总是力求人生向上，教学相长，自我成全，自我完善，梁漱溟正是这样的人。梁漱溟在他人生的每个转折关头，都有朋友的重大影响。当然，梁漱溟能结交到有益于他人生的朋友，主要还在于他总是本着人生向上的生命理念。所以他结交的朋友要么在人格修养上有特殊之处，要么格外关心时势，欲成事功。
小学时，梁漱溟是他班里年龄最小的，14岁，而班里最大的学生已27岁，年龄如此悬殊却同处一班只有在那个特殊时代才会有，但这无疑有益于年龄小的学生，因为年龄大的学生对年龄小的学生往往能展现出成人之美的风度，能起到人格上的引领作用。梁漱溟当时和廖福申、王毓芬、姚万里三人要好。在廖的带领之下，他们曾结合起来自学。梁漱溟说：“这一结合，多出于廖大哥的好意。他看见年小同学爱玩耍不知用功，特来勉励我们。以那少年时代的天真，结合之初，颇具热情。我记得经过一阵很起劲的谈话以后，四个人同出去，到酒楼上吃螃蟹，大喝其酒。廖大哥提议彼此相称不用‘大哥’‘二哥’‘三哥’那些俗气；而主张以每个人的短处标出一字来，作为相呼之名，以资警惕。大家都赞成此议，就请他为我们一个个命名。他给王的名字，是‘懦’；给姚的名字，是‘暴’；而我的就是‘傲’了。真的，这三个字都甚恰当。我是傲，不必说了。那王确亦懦弱有些妇人气；而姚则以赛跑跳高和足球擅长，原是一粗暴的体育大家。最后，他自名为‘惰’。这却太谦了。他正是最勤学的一个呢！此大约因其所要求于自己的，总感觉不够之故，而从他自谦其惰，正可见出其勤来了。”
如此严肃认真地相互砥砺，相约成全，这样的朋友圈子虽说都是少年人，可能在思想上没有留下什么成果，但其人格上的促进作用是难以估量的，而对于梁漱溟来说，所谓人生向上，无非两点：作为自然人，要不断加强人格修养；作为社会人，要时时有益于人。梁漱溟之所以能记忆得如此清楚，即在于这个少年时期的朋友圈子夯实了他的人格。这对于14岁最易受外界影响的年龄来说，是极其重要的。
中学时期，有两个人给了梁漱溟以里程碑式的影响，首先是郭仁林。
梁漱溟14岁就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价值观，他受其父影响，信奉实用主义，认为评判一切人和一切事须看它于人有没有好处，和其好处的大小。“假使于群于己都没有好处，就是一件要不得的事了。掉转来，若于群于己都有顶大好处，便是天下第一等事。以此衡量一切并解释一切，似乎无往不通。若思之偶有杆格窒碍，必辗转求所以自圆其说者。一旦豁然复有所得，便不禁手舞足蹈，顾盼自喜。”这无疑是基于人生向上的信念而形成的价值观，所以到中学时代，梁漱溟就已经立志救国救世，建功立业，胸襟气概不凡之至，但他毕竟只有十几岁，而多年来自学于报纸杂志，虽思想纷呈，观点多异，但报纸杂志上的文字不可能深入开展，缺乏知识的系统性和严密性。加之报纸杂志上的思想观点多是基于时政展开，相对来说缺乏经典性与深刻性。而且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报纸杂志上的文字多围绕救国展开，激情洋溢，更有着一种轻学问而重事功的心理暗示。如果这种心理和实用主义价值观结合在一起，于年轻人而言，是很容易流入浮泛空疏志大才薄自以为是的，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外力的介入，的确容易走火入魔。要知实用主义虽是很好的价值观，但任何一种价值观都是有缺陷的，不可绝对真理化。否则，就可能导致把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手段化，那将是可怕的。到了中学时期，梁漱溟的确已经开始把实用主义绝对化了，这大约也是他后来一再否定这种价值观的原因——他返归来处看到了危险，也许会惊出一身冷汗吧。
梁漱溟回忆说，那时他在人生思想上其实还是很浅陋的，对于人生许多问题，还根本没有理会到，对于古今哲人的高明思想，不但没有加以理会，甚至拒绝理会，只有那些“具有实用价值底学问，还知注意；若文学，若哲学，则直认为误人骗人的东西而排斥它。对于人格修养的学问，感受《德育鉴》之启发，固然留意；但意念中却认为要做大事必须有人格修养才行，竟以人格修养作方法手段看了。似此偏激无当浅薄无根底思想，早应当被推翻。无如一般人多半连这点偏激浅薄思想亦没有。尽他们不同意我，乃至驳斥我，其力量却不足以动摇我之自信”。梁漱溟是一个时时反省的人，这段话正是他在反省中充分意识到的。然而，在这关键的人生转折点，梁漱溟遇到了郭仁林。所以，多年后，梁漱溟说起郭仁林，崇敬之心溢于言表：“恰遇郭君，天资绝高，思想超脱，虽年不过十八九而学问几如老宿。他于老、庄、易经、佛典皆有心得，而最喜欢谭嗣同的‘仁学’。其思想高于我，其精神亦足以笼罩我。他的谈话，有时嗤笑我，使我惘然如失；有时顺应我要作大事业的心理而诱进我，使我心悦诚服。我崇拜之极，尊为郭师，课暇就去请教，纪录他的谈话订成一巨册，题曰‘郭师语录’。……自与郭君接近后，我一向狭隘底功利见解为之打破，对哲学始知尊重；在我的思想上，实为一绝大转进。”
事实上，我们考查梁漱溟这段时期的思想人格状况，郭仁林不独给他带来了新的思想元素，消除了他思想上对实用主义的绝对化迷信，更重要的是，与郭仁林的交流还充实了梁漱溟，使他得以沉下心来。当然，这也正是因为梁漱溟始终坚持人生向上的信念，于人格的修养与完善不敢有丝毫懈怠所致——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梁漱溟能把握住人生的多次机遇，绝不让这些机遇无声无息地滑过，实在在于他从小就奠基的奋发图强的精神底蕴和诚实纯真的人格底色。想一想，以梁漱溟当时的思想水准，实在已经超过了一般人，而他能如此谦逊地学习郭仁林，视之为师，不能不说他那时就已经具备了超凡的人格气质。当然，梁漱溟与郭仁林是纯粹的朋友式交往，他们在人格上是绝对平等的，也正是因此，郭仁林也尊称梁漱溟为“梁师”。正是有这样平等的人格碰撞，他们才能持续交往，互相成全。
如果说郭仁林给梁漱溟的影响更多是帮助他渡过了人格修养的危机，在显性思想层面破除了对实用主义的迷信，引进了新的思想与学术资源，其影响还是比较抽象的。那么，甄元熙则实实在在改变了梁漱溟的人生，是其该阶段思想经历与生活经历的直接推手。
梁漱溟是看着梁启超等人的文章度过少年时期的，他很早就确立了救国之志。怎么救国，民族的前途何在，他虽然年轻，却有着自己的判断。他热心于政治改造，但并不排满。心仪于英国式政治，否认君主国体、民主国体在政治改造上的等差。认为无论法国式内阁制或美国式总统制，皆不如英国虚君共和制。在政治改造上，他尤为心仪于俄国虚无党人的暗杀手段。盖因此种手段既有效，又破坏不大，还可免遭国际干涉。这些理论和主张，虽然是从立宪派得来，却都经过了梁漱溟的反复思考，并非一种学舌。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这些观念经过了辩论的检验。和他辩论的就是甄元熙。他说：“我和甄君时常以此作笔战，亦仿佛梁任公汪精卫之所为；不过他们在海外是公开底，我们则不敢让人知道。”很显然，甄元熙是主张革命的。正因为两人都是理性的辩论，所以观念的交锋并无胜负之分，但时代却作出了选择。——清廷并无意立宪，只是借立宪之名欺瞒天下，致使全国上下人心齿冷，立宪契机就此流失，大量立宪派人士转而支持革命。梁漱溟正值青春，血气方刚，更有一腔救国之志，自然而然也倾向革命。梁漱溟中学快毕业时，武昌起义爆发，他在学校更待不下去，于是在甄元熙的带领下，参加了京津同盟会，在革命之前参与谋划暗杀清朝大臣，革命之后则做起了甄元熙所办报纸的记者。
从参与革命到做记者，前后有两年时间，这两年时间于梁漱溟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一般论者很少论及。此前他一切知识观念都来自书本，立宪也罢，革命也罢，都是别人的说辞和实践，从文字上看去，无不过于遥远和理想化，社会究竟如何，他其实一无所知。但这两年的人生经历却使他从书本中走出来，参与了社会也认识了社会。更难得的是，因甄元熙在革命党人中地位甚高，梁漱溟由此得以参与革命党人的一些重要行动，对革命有了非常直观的认识。后做记者，他更幸运，借助《民国报》外勤记者的身份，他能够出入当时国会议会以及各党派会议的很多重要场合，既得以全面直观地把握当时的政治态势，又可近距离观察接触乃至认识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梁漱溟一直是一个认真的人，从不肯随俗从众，当社会这本大书在他面前敞开，他当然会充分发挥自己的自主学习能力。梁漱溟此后不久几度想要自杀，显然起因于这种近距离接触后产生的幻灭感。他说：“在此期间内，读书少而活动多，书本上的知识未见长进。而以与社会接触频繁之故，渐晓得事实不尽如理想。对于‘革命’‘政治’‘伟大人物’……皆有‘不过如此’之感。有些下流行径、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以前在家庭在学校所遇不到底，此时却看见了；颇引起我对于人生，感到厌倦和憎恶。”
当他渡过这段精神危机，彻底成人，从此他就把握住了自己的人生，此后的每一步都是他理性的选择，而非参与革命前那样顺着时代走，有不能自已之处了。梁漱溟后来对暴力革命的坚决反对，对政府的中立态度，新中国成立后想要站在政府外的打算都可从这段经历中找到原因，这甚至影响到他的学术创造与乡村建设运动。他后来对中国百年来革命性质的判断——中国革命起于外部的刺激而非内部的需要；他后来在乡村建设运动中坚决排除政府权力的干预，无不起于这段经历。可以说，这段经历实实在在改变了梁漱溟的人生。
梁漱溟做完两年记者，就20岁了。从18岁到20岁，从顺天中学堂出来直接走上社会，那种高密度、高质量的社会经历和他此前的人格修炼与自主学习融合在一起，使他的理性与人格完全成熟了。四年后，当他走上北大讲堂发愿发扬孔子学说时，他的思想或许还不成体系，却已经趋于成熟。
梁漱溟成人之后一直到生命终结，还有很多朋友圈子，有些朋友甚至相处了一辈子，比如他在北大结交了伍观淇，又经后者介绍结交了李任潮、陈真如等。伍观淇让他明白了儒学乃切实直接的性命之学，所谓人格修养是一门切切实实的博大精深的人生向上的学问，丰富深刻了他对孔子的认识，是他一生最为佩服的人；他与李任潮的交往是他得以借助政治权力开始乡村建设运动的开始，等等。当然，成人之后，梁漱溟主要的朋友圈子是他的学生，很多学生千里迢迢追随他，有些甚至一生相伴，不离不弃，比如陈亚三、黄艮庸、李渊庭等。这些人自然是为他的人格魅力和学术事功感召而集结在他周围，但他从他们身上所得到的并不比他给予他们的少。梁漱溟和学生在一起和与其他朋友在一起时的交往方式是一样的，完全的平等交流，他没少受到学生关于他人生态度失当的批评，更没少受到他们事业上的建议。
与朋友的交往，以及朋友圈子的丰富和持久，都是梁漱溟人生向上理念的实践和他人格修养与事功努力的辐射，从来就与个人身家性命无关。他的朋友圈子，是人生向上的朋友圈子，是超越“有对”趋于“无对”之境的生命奇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