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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后的北大，得蔡元培先生气度恢宏之治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广罗天下人才，一时之间，精英荟萃，群星璀璨，短短几年，就开创了中华民族自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以来最为伟大的文化创造时代。这些我们后人仰之弥高的大师先贤，概括起来说，无非两类人：一类是留学海外的海归，比如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等新派人物；另一类则是国学根基深厚的老派人物，比如林纾、辜鸿铭等。这些人有的刚到北大时宝剑藏锋，平平无奇，实则学贯中西，不久即在时代的召唤下光芒万丈；有的则早已盛名远播，堪为某个领域的一代宗师。
梁漱溟1917年初到北大任教时，年仅24岁，更为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他既非海归学子，胸罗万有；也非国学宏博，天纵之才。恰恰相反，梁漱溟多次说自己是一个很笨的人，也没有读过那一代人都读过的私塾。他7岁入福建人陈荣办的中西小学堂，学的是中英双语，中文的教材不是四书五经，而是白话版的《地球韵言》，内容顾名思义即可了然。8岁因闹义和团，英文不能学了。9岁入南横街公立小学堂，10岁改入蒙养学堂，12岁开始在家里读书，教书先生叫刘讷，13岁下半年到14岁上半年，进江苏小学堂。这是梁漱溟的全部小学经历，这些小学都是当时的新式学校，老师都是有新思想的人，所以梁漱溟虽然终身为儒学鼓与呼，实则他在求学阶段根本就没有读过那代人从小就必读的四书五经。加之整个小学阶段又读得断断续续，可以说既不可能受到基本的西方学术训练，也不可能打下坚实的国学根底。
此后是五年半的中学生活，所进学校是顺天中学堂，从顺天中学堂毕业后，他就直接步入了社会，并没有想过读大学或出国。后来有人因为梁漱溟以中学学历入北大教书的神奇经历，便想当然地编了一个励志故事，说梁漱溟中学毕业后报考北大落榜而大受刺激，发愤图强一定要进北大教书，最终凭借自学完成了心愿。结果被梁漱溟毫不领情地否认了。
考诸梁漱溟的最高学历，不过类似于当今的一介高中毕业生，他之所以能到北大任教，完全得益于他此前写的一篇文章《究源决疑论》获蔡元培肯定——多年后，梁漱溟自认这是一篇不好的习作。然而，梁漱溟在蔡元培和陈独秀的支持下，走上了北大的讲台，他这一教就是七年。在这七年内，他创作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一时成为闻名全国的学术明星。
梁漱溟能到北大教书，此后又能借助这个平台自我成全，成为一代宗师，得益于他曾经所享有的比他同时代任何人都更为理想的教育——培养自学能力的教育。他一生的学术、思想、人生践履，无不深深扎根于这培养自学能力的理想教育之中。
首先，梁漱溟有一个伟大的父亲。“遂成我之自学的，完全是我父亲。”梁漱溟回忆他父亲时说，“吾父是一秉性笃实底人，而不是一天资高明的人。他作学问没有过人的才思，他作事情更不以才略见长。他与母亲一样天生的忠厚，只他用心周匝细密，又磨炼于寒苦生活之中，好像比较能干许多。他心里相当精明，但很少见之于行事。他最不可及处，是意趣超俗，不肯随俗流转，而有一腔热肠，一身侠骨。因其非天资高明底人，所以思想不超脱。因其秉性笃实而用心精细，所以遇事认真。因为有豪侠气，所以行为只是端正，而并不拘谨。他最看重事功，而不免忽视学问。前人所说‘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不被其泽’的话，正好点出我父一副心肝。——我最初的思想和作人，受父亲影响，亦就是这么一路（尚侠、认真、不超脱）。”
显然，在梁漱溟眼中，父亲梁济并不是一个天赋极高的人。他认为父亲给自己的主要是人格示范式的教育。他后来多次自我检讨思想中的实用主义或事功倾向，都将之归为受父亲的不良影响。实际上，梁济给梁漱溟的教育当然远不止人格示范，至于所谓实用主义不良倾向云云，其实更有身在此山中的迷误嫌疑，考诸梁漱溟的一生，应当作辩证的分析，后文将专此讨论，此不多言。
梁济给梁漱溟最珍贵的人生大礼是自由和平等。
“父亲对我完全是宽放底。小时候，只记得大哥挨过打；这亦是很少的事。我则在整个记忆中，一次亦没有过。但我似乎并不是不‘该打’底孩子。我是既呆笨，又执拗的。他亦很少正言厉色地教训过我们。我受父亲影响，并不是受了许多教训，而毋宁说是受一些暗示。我在父亲面前，完全不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压迫。他从未以端凝严肃的神气对儿童或少年人。”
“十岁前后（七八岁至十二三岁）所受父亲的教育，大多是下列三项。一是讲戏，父亲平日喜看京戏，即以戏中故事情节讲给儿女听。一是携同出街，购买日用品，或办一些零碎事；其意盖在练习经理事物，懂得社会人情。一是关于卫生或其他的许多嘱咐；总要儿童知道如何照料自己身体。例如：正当出汗之时，不要脱衣服；待汗稍止，气稍定再脱去。不要坐在当风地方，如窗口门口过道等处。太热或太冷的汤水不要喝，太燥太腻的食物不可多吃。光线不足，不要看书。诸如此类之嘱告或指点，极其多；并且随时随地不放松。”
“还记得九岁时，有一次我自己积蓄底一小串钱（那时所用铜钱有小孔，例以麻线贯串之），忽然不见。各处寻问，并向人吵闹，终不可得。隔一天，父亲于庭前桃树枝上发见之，心知是我自家遗忘。并不责斥，亦不喊我来看。他却在纸条上写了一段文字，大略说：一小儿在桃树下玩耍，偶将一小串钱挂于树枝而忘之。到处向人寻问，吵闹不休。次日，其父亲打扫庭院，见钱悬树上，乃指示之。小儿始自知其糊涂云云。写后交与我看，亦不作声。我看了，马上省悟跑去一探即得，不禁自怀惭意。——即此事亦见先父所给我教育之一斑。”
从这些回忆可以看出，梁济虽非教育家，却深谙教育之道，他一方面对孩子的日常生活习惯严格要求；另一方面，在情感、心志与思想教育上却顺其自然，以讲故事、设置生活情境及平等交流的方式让孩子自我领悟。他给予孩子以自我教育、自由成长的最大空间。据梁漱溟回忆，在他的少年时代，父子二人经常交流对社会时事、国家前途的看法，开始的时候，两人意见完全一致，父亲称儿子为“肖吾”，后来儿子和父亲意见相左了，两人则经常争得面红耳赤。以致在梁济投水自杀后，梁漱溟在《思亲记》中痛悔自己当时的“词气暴慢……悖逆无人子礼”。
即使像结婚这样的人生大事，梁济也不愿勉强儿子，虽则他内心极其痛苦。梁漱溟19岁的时候，不愿娶妻，发愿出家信佛，他母亲重病不起，行将魂归天国，“开喻叮咛，情词切切”，而梁漱溟居然依旧不改初衷，甚至连安慰权宜性的承诺都不愿说，而梁济竟然也只是一旁独坐不语，只是第二天以书示之：“汝母昨日之教，以衰语私情，堕吾儿远志；失于柔纤委靡，大非吾意。汝既不愿有室，且从后议。不娶殆非宜，迟早所不必拘耳。”然而，梁济这种视孩子人格与自己绝对平等的教育和交流方式，正是梁漱溟思想与人格早成的根本原因。他在与父亲平等相处尊重相交自由往还中早早建立起了牢不可破的人格自信与思想自尊，梁漱溟说他十三四岁时就已经有了相当明确的价值观和独立的思想意识，实是其来有自。
当然，给孩子以绝大的自由空间，很多时候，易导致放任，但梁济以自己的身教做到了良好的人格示范，做到了使儿子在自由的成长中始终能以人生向上为旨归，不致走向邪路。梁济为人急公好义，扶危济困，有始有终。梁济一生曾为好几家亲戚朋友抚孤养寡，他这么做时并非只是给予经济援助，而是将对方全家接到自己家中，为之筹措生活与教育资金，且安排好孩子的整个学习之路。后来的国民党元老张耀曾诸兄妹即是在丧父之后为梁济抚养就学。另一位给梁漱溟极大人格示范的父执彭翼仲先生办报时缺少资金，梁济则冒着倾家荡产的风险把全部家当都给了后者。梁济一生好为他人着想，这在他临死前的行为中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梁济久蓄死志，临死之前，特意去还了一家债款，送了一家生日祝寿礼金，买了画册送给侄孙女梁培肃。梁济更是一个忧虑国事、关心民生的人，他讨厌那种只知经营自己人生的自了汉，切切叮嘱孩子们要有担当意识，他的身上彰显着中国传统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文化道统，而他所生活的时代却国势日衰，文化沦落，道统凌迟，梁济内心的痛苦是难以言喻的。他寄希望于那些大人先生们，但大人先生们总是清谈误国，并无实际的事功能力，这是他讨厌中国传统文学艺术，倾向于能经纶事务的实用主义的根本原因。他本人也力求以微薄之力效匹夫天下之志。他时常和孩子们谈论家国时势，致书失意名臣孙毓汶，多次拜访梁启超，都有不能自已的衷肠。至于他亲自编写剧本，访问通人研究世界大势，随以所闻札记之，关注维新立宪，支持彭翼仲办报，切切只为唤醒民智，真可谓饥溺恻怛，精诚志苦。梁漱溟说他“抑郁孤怀，一世不得同心，无可诉语者”。也正是因此，他的自杀，可谓这种忧患意识的极致体现。表面虽为殉清，实为殉一种曾经辉煌的道统，是献给一种伟大气节的祭礼。“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殉之，而后让国人共知国性乃立国之必要……我之死，非仅眷恋旧也，并将唤起新也。”他遗书上对“国性”的呼唤显然并非为清朝招魂，梁漱溟后来发愿为孔子说法开喻，就其从小未习诵四书五经而久炙开化思潮看似不可思议，实则深深扎根于梁济为之焦灼终身的时代痛感与慷慨赴死的深切呼唤中。
尽管梁济对梁漱溟几乎可以说是完全放任不管，但其高风古节为梁漱溟日常熏染，不仅在一个人最易感染恶习的少年时代使梁漱溟断绝了邪气魔性，而且自自然然地接受了人生自当向上的观念，做人落实于个体自身要道德自律无愧于心，落实于社会族类要怀抱远大切忌自了混世，做事要深思熟虑绝不怯于行动。梁漱溟的一生正是如此不断向上的。所谓最重要的教育即是家教，即是做人的教育，于此可见一斑。而梁漱溟后来对教育的理解使他断然在声名如日中天时自动离开北大到山东去办学及至搞乡村建设运动，又把他一生的事业定位于教育运动，其乡建教育的宗旨落归于“人生向上，伦理情谊”，试图于行动交往之中改变“国性”当从少年时就埋下了种子。那是瓜熟蒂落的行为，有着深刻的人生因缘与心理轨迹，尽管在他人看来多不可理解。而梁济死前和梁漱溟的对话更像是一种责任的交接。梁济说：“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天往好里去的。”梁济说：“能好就好啊！”这一问一答，冥冥之中自有人生玄机，是父亲对儿子的期待，也是儿子对父亲的承诺，在此期待与承诺之间，则是建基于人生问题与社会问题之上的梁漱溟辉煌人生的开展，谁说不是呢？
考诸梁济对梁漱溟的教育，无不如春风濡染，水到渠成。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梁漱溟的影响绝不仅仅是人格上的，即使是梁漱溟一生的功业，丰富的创见，都可以从他父亲这里找到遥远的线索。一个人格伟大的人对一个大师的培养就是这样既不着痕迹，又自然而然，令人信服。
说到家教，不能不说彭翼仲先生。梁漱溟曾经专门为彭翼仲作传，其间虽多谈其所办报纸在晚清末造的开启民智之功和对自己的启蒙，并无一字提到其对自己的影响和教育。但在其《自学小史》中，却将彭翼仲列入他少年时期的成长环境，可见其人其事对他的影响之深。
之所以把彭翼仲这个外人对梁漱溟的影响称为家教，盖因其是梁济的结拜兄弟，后又结为儿女亲家，两人肝胆相照风雨同行三十多年，他的人格事功实际上也为梁漱溟日常濡染。梁漱溟曾多次提起这位父执，即使事隔多年仍对其行迹如数家珍，更多次赞叹，说他“为人富于感情而体壮气豪，称得起血性男子。在遭际到帝国主义侵凌，我民族陷于颓败和危难并直接给他以刺激时，他不能不动心，不能不用思想，从而就不能再安于其累代相沿的仕宦生活。故尔一度很短的尝试入仕途之后立即放弃，而卒归走上他自己辟创的这条道路”，更指出“别人仍然不免在仕途中或旧社会各种生涯中混来混去，自为身家之谋者多，而他却不是。他敢想就敢作，勇于实践，不怕牺牲。似乎不妨说：他虽无革命意识，却有革命精神吧”。所以，我得说，也许彭翼仲并未刻意教育引导他的这个子侄辈，但他的人格气象恐怕早已如水银泻地化为了少年梁漱溟的骨血。
1902年，彭翼仲首创北京第一家民间日报《启蒙画报》，后又办《中华报》《京话日报》。为办报纸，他倾家荡产，欠债千万，且屡受摧残，身负重罪，仍痴心不改，九死不悔。彭翼仲办报的目的在于开启民智，影响社会，倡导维新救国。事实上，他的确达到了这个目的，梁漱溟说报纸“一九○二年开创后不到两三年，在北京便声动宫廷，西太后亦要看看这报纸；在北方则东至吉林、黑龙江，西至陕西、甘肃，都在传播。到报纸被封前夕——一九○六年下半年正是其发展的最高峰，而这一发展亦就戛然而止了”。
彭翼仲对梁漱溟的影响我以为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不畏艰难、百折不回的人生气概。经济困难于那个时代是必然的，这从彭翼仲自述其经历亦可见他举意办报时的窘迫：“《启蒙画报》开办未半年，赔垫约千金。弟有急需……设法筹还后独力支撑，备尝艰苦。售去永光寺街房产，典质衣物，勉强度岁。……至甲辰七月创办《京话日报》……是年仍有赔累。岁除之夕，避债无台。家有钻石表，先君一生仅留此物。……拟以此为质暂押数百金，向吴幼筹商，得其慨允。而此物又不在己手，取之极难。不得已函乞吴君凭空暂假二百金。一面遣人送信，一面即作殉报之准备。倘吴不应，决计一死。盖有所激而然也。用裁纸刀刻字壁间云‘子子孙孙，莫忘今夕’。吴君交原人带回二百金。此二百金之关系与庚子年洋兵之枪弹同一生死关头，而性质不同矣。一仇一恩，皆终身不忘之纪念也。”此段自述中那种走投无路的困厄固然昭然若揭，而其间毁家纾难的豪情与气概更让人扼腕长叹。然而，更大的困难是来自社会与权力大能者。彭翼仲办报要求稿件“笔锋总带感情，语气上总有抑扬”，“其好恶之心太强，衷怀所感，恒不觉形于笔墨”，自然结交了许多同志好友，但结怨亦多，而这便给报纸带来了灭顶之灾。最大的灾厄就是报道革命党人吴道明、范履祥被政府秘密处死，因而得罪袁世凯，最终报馆被查封，他本人也被判刑十多年，流放新疆。不料彭翼仲从新疆回来后竟不改初衷，继续办报，可谓铮铮铁骨。
其二，不惧权势，沉着应对的大将风度和超凡定力。梁漱溟讲过他这位父执的一件事，很可见其沉着冷静的行事风格：有一天，彭先生在东交民巷遇见德兵赶车运货回营，嫌其前面的一个中国人力车迟滞，连连举鞭痛打那车夫和车上一老者。彭先生愤其凶暴，特尾随到德国兵营，就其门岗对一对表，知是午后二时又十分钟。次日将其事在报上登出，痛论德兵无礼，警告德使非惩罚那个兵不可。德使这次还算未做过分无理要求，只说要彭先生亲自去辨认那打人的德兵。外务部当然更是要彭先生自了其事。彭先生就在报上答复说，自己当时尾随在后面，未能看见那个兵的面貌。但可指出是两个德兵的右边一个，而且出事的时间地点既然都言之明确了，谅德兵营的官长应不难据以查出其人来。后来德兵营居然认真追查，惩戒了那个兵。在那样一个洋人在我国国土上耀武扬威的时代，这自然是大快人心的事情，然若非彭翼仲之义无反顾且理节兼具的应对，安能如此。彭翼仲虽出身官宦世家，但绝不清淡炫世，而是勤于且精于事功，这一定给梁漱溟形成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事实上，彭翼仲办报绝非仅仅耽于言论效果，而是有全面的考虑，能充分利用报纸调动起国人的向上心和报国志，直接组织社会运动，引导人们的行动。梁漱溟对他一生印象至深的国民捐运动有详细记载：
有一位热心的读者王子贞先生（基督教教友，开设尚友照相馆），自己出资成立了“尚友讲报处”，专替《京话日报》作宣传。他在一次演讲中偶然提到庚子赔款四点五亿银两，莫如由全国四亿同胞一次凑齐还清的话。这话原是报上曾有过的话，他就写成一篇讲词，请彭先生阅正修改，随即作为彭、王二人合稿登出。不想马上有太医院院判张仲元投函说自己首先捐银二百两，促请速订章程办法，早见实行。接连投函者纷纷而来，有个人，亦有集体（如消防队全体官兵），不出五天时间，累积认捐数字便达七百多两。于是一篇篇议论就这样行动具体化起来。那篇讲稿大意是说：庚子赔款言明四点五亿两，分年偿付，要到光绪六十几年才能还完，连利息一起便是九亿两。这是中国人的沉重负担。现在东亦加捐，西亦加捐，要皆为此。为了抽捐，设局所，派员役，薪水工饭开支而外，还不免若干中饱，末后民间所出的恐怕一百亿两不止。民间负担不了，难免抗捐。官说“土匪抗捐”，民说“官逼民反”。前途痛苦，不堪设想。何如全国四亿人齐心合力，赶快一次自动地凑出来，救国救民即以自救。——这样就叫它为“国民捐”。
始而报上辟出一些篇幅，标题“国民义务”四字，每天专登各方认捐的衔名、姓名或集体（仍注明各个人名）和捐款。由于认捐一天踊跃一天，所占篇幅越来越大，非另想办法不可。到426号报上（距其开始不过50天）即宣布其暂停，将其另印出一附张，随报附送。此后除有关“国民捐”的特殊提倡消息在新闻栏登出外，报上即不再见认捐人名和数字。从后来新闻中知道一些贫苦人愿捐的感人事迹，而达官贵人自捐和出面提倡的亦很多。例如，以庆亲王为首的五位军机大臣都捐了。管理内务府大臣世续下堂谕于内务府三旗来提倡：学部尚书荣庆独捐一万两；吉林达将军自捐一万两，还募集了四万多两；广东岑制台、河南陈抚台皆各捐一万两。北京的佛教八大寺庙出头号召全体僧徒开会认捐，而直隶（今河北省）同乡京官全体则集合在松筠庵会商认捐及向全省劝捐事宜。如此之类，不必悉数。意想不到的是涿州在监囚犯亦有三十一人投函认捐，而南洋群岛的华侨亦闻风响应。举此二例，其如何澈上澈下和由近及远，均可想象。
捐款总经收处设在户部银行（户部即当时的财政部，户部银行后改为大清银行）。户部银行对于收款即行生息，声明如国家将来不提用，便本息一并发还。计为期约整一年而彭先生被罪，这运动就自然停止了，随后由银行出来宣布发还捐款。
由此可见，彭翼仲有着多么伟大的济世情怀和实践这伟大情怀的行动能力。在梁漱溟看来，彭翼仲并没有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钥匙，但他所思虽浅，却也响应了时代的呼唤，坚定不移地走在解决中国问题的先驱者行列，其情其行正是梁漱溟一生努力践行的。梁漱溟在谈及自学的根本时用这样一段话来概括他父亲和彭翼仲带给他的影响：“一面是从父亲和彭公他们的人格感召，使我幼稚底心灵隐然萌露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感，而鄙视那般世俗谋衣食求利禄底‘自了汉’生活。更一面是从那维新前进底空气中，自具一种迈越世俗的见识主张，使我意识到世俗之人虽不必是坏人，但缺乏眼光见识，那就是不行的；因此，一个人必须力争上游。”他在自己一生的救国实践中，应当会时时想起自己这位当年的父执，从中吸取力量吧。
应当说，彭翼仲先生的平生行迹在一定程度上坚定了梁漱溟青年时代人生向上的信念，也激发了他男儿不可空谈，当解决实际问题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情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