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元杂剧复仇相关剧目类型划分

对元杂剧进行类型划分这一传统由来已久，但多数分类都是依据题材进行的。最早对元杂剧按题材进行分类的是元末明初的夏庭芝和朱权。元代夏庭芝把杂剧分为十类，他在《青楼集志》中说：“杂剧……有驾头、闺怨、鸨儿、花旦、披秉、破衫儿、绿林、公吏、神仙、道化、家长里短之类。” 明初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则将元杂剧分为十二科：“一曰神仙道化，二曰隐居乐道，三曰披袍秉笏，四曰忠臣烈士，五曰孝义廉节，六曰叱奸骂谗，七曰逐臣孤子，八曰钹刀赶棒，九曰风花雪月，十曰悲欢离合，十一曰烟花粉黛，十二曰神头鬼面。” 他们针对元杂剧进行的类型划分，其实大同小异，而且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毕竟还是反映出人们对于戏曲作品题材类别的初步认识。还有一些现代学者受叙事学理论的影响，对元杂剧的题材划分进行了一些新的尝试。如许金榜将元杂剧分为六类：清官断狱剧、忠智豪杰剧、爱情婚姻剧、遭困遇厄剧、伦理道德剧、道佛隐士剧；将明清传奇也大致分为爱情、政治、历史、伦理道德、公案、英雄豪杰等六类。 台湾学者罗锦堂将元杂剧按题材分为八类：历史剧、社会剧、家庭剧、恋爱剧、风情剧、仕隐剧、道释剧、神怪剧。 邓绍基主编的《元代文学史》将元杂剧分为爱情婚姻剧、神仙道化剧、公案剧、社会剧、历史剧等五类。欧阳光主编的《元明清戏剧分类选讲》将元明清戏剧分为八个类别：人情世态、历史风云、才子佳人、公案传奇、负心婚变、豪侠英雄、时事政治、神仙道化。 可以看出，学者们都在试图按照一定的标准对元杂剧进行划分。但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复仇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剧情内容并没有被单独归类，与复仇相关的元杂剧就分散在这些不同的类别之中。

由此，本书也试图对元杂剧里与复仇相关的剧目进行一定的类型划分，以期更准确地把握这些元杂剧。当然，这些不同的类型划分并不一定完全涵盖与复仇相关的元杂剧，因为具体的情况比较复杂，类型划分只能帮助我们从大体上把握一些相对稳定的规律和特点。就元杂剧中与复仇相关的剧目来看，可以分别从复仇的原因、实现复仇的方式及复仇者的身份等几个角度来进行类型划分。

一、按复仇原因划分的类型

与复仇相关的元杂剧多数都有比较明确的复仇事件，或者是因为家中亲族受到伤害而复仇，或者是因为个人的恩怨而复仇。而且复仇者的心态也都颇为类似，即矢志不渝地要求复仇，不论出于什么原因，受害人对于复仇的坚持是比较一致的。

（一）亲族复仇

亲族复仇即为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亲人，或者没有直接的血亲关系，但已被视为亲人的人复仇，是复仇相关剧目中比较普遍的一种类型。这类复仇表现出浓厚的血亲观念，是最具有正义性的复仇类型。表现血亲复仇的代表性剧目见下表（表1-2）：

由表1-2可见，在亲族复仇中，血亲复仇是更加普遍的情况，但具体来看也有不同：《昊天塔》中的杨六郎和杨五郎、《陈州粜米》中的小撇古、《蝴蝶梦》中王家的三个儿子等，都是为报父亲被害之仇；《赵氏孤儿》中的赵孤和《伍员吹箫》中的伍子胥所背负的仇冤更深，不仅两人的父亲被害身死，赵孤的母亲亦为保全赵孤而自尽，赵家三百余口被满门抄斩，伍子胥的兄长伍尚与其父亲一样被害身亡，而且一家老小三百余口也皆被杀害；《合汗衫》中的陈豹将陈虎碎尸万段，是为了报其伤害父亲、霸占母亲之仇，《冯玉兰》中冯玉兰的复仇也是因为屠世隆害死父亲和兄弟，同时霸占了母亲；《货郎旦》中，张彦和之子春郎终将张玉娥与魏邦彦捉住杀死，是因为其气死母亲，害得一家人流离失所；《谢金吾》中杨六郎与焦赞对谢金吾的复仇则是因为母亲受到冲撞和欺压；《五侯宴》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是李存孝的义母出面为其复仇，即没有血亲关系的母亲为儿子复仇；而《病刘千》中的复仇相比于其他复仇剧目则显得温和许多，刘千与独角牛的仇冤只是因为独角牛调戏妻子并打伤父亲和叔父，并没有涉及命案，因此刘千的复仇也只是在打擂中将独角牛打败，没有像其他复仇剧目的复仇表现得那样激烈……可见这些复仇剧目虽都是围绕亲族之人受到伤害后的复仇展开，但具体的亲族身份和复仇程度还是存在差别的，由此也可以看出元杂剧中复仇文化内涵的丰富性。

（二）个人恩怨复仇

个人恩怨复仇是对曾伤害过自己的人进行复仇，这种伤害可能已经危及性命，也可能只是言语不睦，程度上的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之所以将其单独列一类，只是为了与亲族复仇相区别，强调这一类复仇不是为了自己的血亲或其他亲属，而是因个人的恩怨造成的复仇事件。表现个人恩怨复仇的代表性剧目见下表（表1-3）：

由表1-3可见，个人恩怨复仇在元杂剧中的数量是比较多的，但无论是在受到伤害的程度上还是在复仇的力度上，都存在一定的区别。如《东窗事犯》《朱砂担》《盆儿鬼》《神奴儿》《窦娥冤》《生金阁》这几部剧，都是复仇者已被害死，复仇是他们以冤魂的身份实现的，因此他们也都表现出“杀人偿命”“一命还一命”的伦理观，这些被寻仇者或者被“剖棺椁，锉尸骸”“押赴酆都，永为恶鬼”，或者被“钉上木驴，剐刀处死”“凌迟处死”“斩首示众”，表现出被害致死的复仇者坚定不移的复仇态度。再如《马陵道》《荐福碑》《还牢末》《三夺槊》《衣袄车》等剧，复仇者很侥幸地躲过被害身死的命运，但复仇意念并未减少，仍态度坚决地实施复仇；《燕青博鱼》和《双献功》中更是表现出梁山好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江湖义气，尽管这两部剧中的受害人都没被害死，但其遭遇在豪侠义士燕青和李逵看来还是无法容忍，因此杨衙内和王腊梅被分尸断首，白衙内和郭念儿也被断头枭首。《酷寒亭》中的郑嵩则是因为萧娥与人私通，又虐待两个孩子，故而将其杀死复仇，后萧娥之奸夫高成又欲加害，郑嵩终在宋彬的帮助下向高成复仇，将高成挑筋剔骨、万剐凌迟，表现出强烈的复仇情感。相对来说，《单鞭夺槊》中的李元吉，因为曾被尉迟敬德打过一鞭而向其寻仇，将其关在牢中意图将其害死，但并未成功，复仇的程度相对弱些。另外几部与个人恩怨复仇相关的剧目则表现出一些不同的特点，颇值得我们注意。如《谇范叔》中的范雎，因被须贾误会而受到欺侮，甚至被打得昏死过去，须贾以为范雎已死，命人将其扔在茅厕，两人就此结仇。后范雎得院公相助逃出魏国，并在改名换姓后一朝发迹，成了秦国的丞相，意欲向须贾复仇。不过，因须贾对其有赠袍之义，再加上老院公的相求，范雎最终放弃了复仇。再如《潇湘雨》中，崔通不仅抛弃了发妻张翠鸾，还诬陷她是家中偷了东西的奴婢，要将她押解到沙门岛，甚至暗地交代差役在路途之中将她害死。后张翠鸾得父亲相救，亲自去捉拿崔通，想为自己复仇，但最终还是在养父崔文远的恳求下放弃了复仇。总的来说，受到伤害的复仇者多数都是有着强烈的复仇意愿的，并且一定要看到明确的复仇结果，采取的复仇手段也颇为凶残。不过，也存在一些复仇者因种种原因而放弃复仇的情况。复仇的面貌体现出多样性。

二、按复仇方式划分的类型

面对亲族受到伤害或个人利益受到影响，受害人往往会表现出强烈的复仇心态，并会尽最大努力保证复仇的实现，但不同的复仇剧目表现的不同的复仇故事，其复仇的具体方式还是存在差异的。

（一）个体独自复仇

在涉及复仇的元杂剧中，有一些复仇人物，既没有寻求朋友的帮助，也没有试图通过官府这一途径，完全是依靠自己的坚强意志和聪明才智来完成复仇的，可将其总结为个体独自复仇。这些复仇者多数是社会生活中的弱者，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完全依靠个体力量独自复仇，无疑是很困难的。相对来说，个体独自复仇的元杂剧数目是比较少的，主要有以下几部（见表1-4）：

由表1-4可见，个体独自完成复仇的剧目非常有限，但其涉及的复仇情况也不尽相同。《三夺槊》中的尉迟恭因李元吉的故意陷害而与之结仇，最后尉迟恭将李元吉用鞭打死，靠一己之力实现复仇。《病刘千》中的刘千因“独角牛”马用打伤父亲又侮辱妻子而与之结仇，后来在擂台上将其战胜，完全凭个人的能力实现复仇。其中最值得探究的是《豫让吞炭》，与《三夺槊》中的尉迟恭为自己复仇和《病刘千》中的刘千为父亲和妻子复仇不同，《豫让吞炭》中的豫让乃是为自己的故主智伯复仇。智伯为赵襄子所杀，豫让要杀死赵襄子为其复仇，但以豫让一人之力，屡次试图谋杀赵襄子都未能成功，最后赵襄子感念豫让的忠义之情，脱下衣服，让其用剑砍斩其衣服，通过这种方式使豫让得到复仇心理上的满足，但复仇并不能算是完全实现。在与复仇相关的五十部元杂剧中，真正依靠个人力量实现的复仇剧目只有寥寥三部，这也充分说明了仅靠个人之力实现复仇并非易事。

（二）得到帮助复仇

在更多的与复仇相关的元杂剧中，复仇者往往是依靠外来的帮助来完成复仇的，相助的一方可能是正直的官吏，也可能是朋友或侠义之士，又或者是神鬼。这类代表剧目见下表（表1-5）：

由表1-5可见，得到帮助而实现的复仇占了复仇相关元杂剧的绝大部分，与完全依靠个人复仇相比，在实现复仇的过程中得到帮助确实会起到助推的作用。当然，这个助推作用的程度大小对于复仇者而言还是存在区别的，得到帮助的方式和提供帮助者的身份也有所不同。在复仇过程中得到帮助的剧目，大体可以划分为忠义之士相助、清官相助、神灵相助和皇帝相助等四类。其中，得到忠义之士帮助的复仇剧目是最多的。如《赵氏孤儿》中赵孤的复仇就得到了韩厥、公孙杵臼和程婴的帮助，韩厥为了赵孤能顺利逃走而自尽身亡，公孙杵臼为保住赵孤的性命而触阶身死，程婴付出的最多，不仅冒着生命危险将赵孤救出，还牺牲了自己的亲生儿子，抚养赵孤二十年。如果没有这些忠义之士的自我牺牲和帮助，赵孤对屠岸贾的复仇最终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又如《伍员吹箫》中伍子胥的复仇也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其中，公子建、浣纱女和渔父都为他牺牲了性命，最后他终于在专诸的帮助下得以报仇雪恨。《昊天塔》和《谢金吾》则讲的都是杨家将的故事，《昊天塔》中，杨六郎要为惨死于战场并每天遭受箭射尸骸之辱的父亲和兄弟复仇，《谢金吾》中的杨六郎则是要为被谢金吾欺侮推伤的母亲复仇，这两部剧中杨六郎的复仇也分别得到了孟良和焦赞的帮助。《酷寒亭》中的郑嵩和《合汗衫》中的张孝友一家都曾施恩于人，因此当他们受到伤害意图复仇时，也得到了他们当初帮助过的宋彬和赵兴孙的帮助。《燕青博鱼》《还牢末》《争报恩》《双献功》等剧中的受害人则都是得到了梁山好汉的帮助而实现复仇。

除忠义之士相助复仇之外，复仇者还往往会求助于清官，希望他们能主持正义，为自己报仇雪恨。在这些剧目中，包拯是最为人熟知的清官形象，也是出现次数最多的一位，如在《灰阑记》《盆儿鬼》《神奴儿》和《生金阁》中，张海棠及被害身死的杨国用、神奴儿和郭成都是得到了包拯的帮助而实现复仇的。《冯玉兰》中的冯玉兰则是向金御史诉冤，得其相助终于向屠世隆复仇。《十探子》中刘荣祖和刘彦芳父子的复仇是在廉访使李圭的帮助下实现的。而《窦娥冤》中的清官相助则表现得比较特别，因为帮助窦娥实现复仇的清官同时也是她的亲生父亲。

神灵相助也是复仇者实现复仇的一个有效途径，如《朱砂担》中的王文用已被白正害死，其鬼魂的复仇是在东岳太尉的帮助下实现的；《东窗事犯》中的岳飞、岳云和张宪，也是在被秦桧害死后，得到地藏王的帮助而实现了对秦桧的复仇。

此外，还有皇帝在复仇过程中起到助推作用的剧目，如《遇上皇》中的宋太祖帮助赵元向妻子、岳父和臧府尹复仇；《贬黄州》中的宋神宗主动处理了窘辱苏轼的杨太守，帮助苏轼实现复仇。

总之，在得到帮助而实现复仇的元杂剧中，还是以忠义之士和清官帮助为主，这也说明了对于复仇事件，人们更倾向于得到“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客义士的相助，也更倾向于能有一个清正廉明、刚直机敏的官员来主持正义，使复仇者能得到公平。相对于神灵帮助和皇帝帮助来说，这是更具现实性的愿望。

三、按复仇者身份划分的类型

对元杂剧复仇相关剧目的类型划分，还可以根据复仇者的身份来进行。在表现复仇的元杂剧中，虽然受到伤害的复仇者都表现出誓要复仇的坚定决心，但这些复仇者的社会身份还是存在区别的，大体上可以划分为普通百姓、朝廷官员和皇族亲属三种，现将主要相关剧目列表如下（表1-6）：

由上表可见，元杂剧中表现的复仇事件，其复仇者的身份是比较多元的，但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在朝为官者，在受到伤害后都坚持要向施恶者复仇，这也说明了复仇思想是一种广受认同的伦理观念和人生信条。

从普通百姓的情况来看，《蝴蝶梦》中的王家父子和《陈州粜米》中的张撇古父子是平民，《朱砂担》中的王文用和《盆儿鬼》中的杨国用是小商贩，《生金阁》中的郭成是个书生，他们都处在社会生活的最底层，最易受到权豪势要和流氓恶霸的欺压，是最不受保护和最难以自我保护的人群。这一个阶层的复仇者数量并不算多，而且基本上都是在得到帮助的前提下实现复仇的，可见对平民百姓来说，想在阶级社会中求得公平是很难的。

与普通百姓相比，朝廷官员身份的复仇者数量较多，当然，这些复仇者的具体身份也不尽相同。如《西蜀梦》中的关羽和张飞是蜀国的开国元勋，《赵氏孤儿》中的赵孤承袭了赵家的爵位，《伍员吹箫》中的伍子胥是楚国的十三太保大将军和樊城太守，《东窗事犯》中的岳飞是南宋最有能力抵抗金国的武将，《昊天塔》和《谢金吾》中镇守边关的杨六郎更是宋朝不可或缺的对付辽国的名将，《三夺槊》中的尉迟恭追随秦王李世民为唐朝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马陵道》中的孙膑是齐国的军师，《谇范叔》中的张禄（范雎）是秦国的丞相，《贬黄州》中的苏轼是翰林学士……这些复仇者都是朝廷重臣。而《酷寒亭》中的郑嵩、《十探子》中的刘彦芳、《双献功》中的孙荣都只是衙门中的“把笔司吏”，《还牢末》中的李荣祖是个“把笔六案都孔目”，这些复仇者与那些朝廷重臣不同，他们都是下层官吏。

在这些复仇者中，还有一类比较特别，就是皇族的复仇，表现这一内容的主要有《抱妆盒》和《汉宫秋》，这两部剧的情况也不太一样。《抱妆盒》剧述刘皇后欲害死李美人产下的太子，太子幸得寇承御和陈琳相救，在八贤王的抚养下顺利成长，后登基为帝，即宋仁宗，经陈琳相告获知真实身份及经历；面对刘皇后欲将自己害死，又将亲生母亲李美人幽禁冷宫，寇承御也为自己而死的事实，宋仁宗却并未因此而向刘皇后复仇。这部剧中表现出的不再追究的复仇观点与其他相关剧目中矢志复仇的坚定信念不同。这一观念上的转变同复仇者的身份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同的身份使得复仇者考虑的问题也有所不同，仁宗皇帝担心若追究责任，会伤害到先帝的盛德，为朝廷形象着想，他也只好选择暂且忍耐。《汉宫秋》与《抱妆盒》不同，汉元帝因王昭君之事对毛延寿生恨，誓欲杀之，因此当单于将毛延寿遣返汉朝后，汉元帝立即将毛延寿斩首，为王昭君报仇。就这两部剧来看，《抱妆盒》是皇族内部的恩怨纠葛，皇帝自身并未真正受到伤害并顺利登基，因此为顾全皇族颜面，选择了宽释；《汉宫秋》是皇帝对属下的怨怒，加之王昭君已然投江而死，因此将毛延寿斩首处死也是必然结果。

四、其他类型

除前文所分析的几种类型之外，表现复仇的元杂剧中还存在一些其他类型，这些类型难以归类到前面的类型之中，现将其整合到一起，列为其他类型，其中又可细分为女性复仇和鬼魂复仇两类。

（一）女性复仇

女性复仇在元杂剧中并不多见，多数女性即使在生活中受到伤害，也没有积极的复仇行为，除了忍耐和接受，就只有期盼神灵或清官的帮助，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当时女性低下的社会地位和活动能力。元杂剧中表现女性复仇的剧目较少，现将主要剧目列表如下（表1-7）：

《窦娥冤》中的窦娥蒙冤受屈而死，她表现出强烈的复仇意愿，即使化为鬼魂也要向张驴儿复仇，最终在父亲的帮助下得偿所愿。而《冯玉兰》中，冯玉兰的父亲和兄弟惨遭杀害，母亲被强行霸占，她靠着机智侥幸逃脱。尽管只剩孤身一人，这个只有十二岁的少女还是念念不忘要找个清官，为家人报仇，终于在金御史的帮助下救出母亲，使屠世隆伏法，大仇得报。这两部剧的复仇者虽都是年轻女子，但面对害己和害亲的仇人，同样表现出坚定的复仇之心，并最终达成复仇心愿。

但是，另外两部表现女性复仇的元杂剧表现出不一样的特点。在《争报恩》中，李千娇被王腊梅和丁都管陷害，险些丧命，后被梁山好汉救出，王腊梅和丁都管也被捉上梁山、碎尸万段，她在梁山好汉的帮助下成功复仇。但是在如何对待她的丈夫赵通判这一问题上，她和救她性命的结义兄弟们产生了分歧，她因丈夫的怀疑和冷漠而感到伤心，不愿再与之复合，可最终还是在梁山好汉的劝慰下夫妻团圆，表现出当时夫妻关系中女性的从属地位。尽管男性对女性造成伤害，但女性出于对家庭观念和女性贞节的考虑，往往会委曲求全，原谅对方。这种情况在另一部表现女性复仇的元杂剧《潇湘雨》中有更明显的表现，张翠鸾因与父亲离散被崔文远收留为养女，后嫁与崔文远之侄崔通，不料崔通科举得中后背信弃义，别娶试官之女为妻。翠鸾千里寻夫，崔通不仅不与之相认，反而诬陷她是家里偷东西的奴婢，要将其押解至沙门岛，还暗地交代差役在路上将翠鸾害死。所幸翠鸾在驿站与失散多年的亲生父亲重逢，得父亲相救后亲自前去捉拿崔通，誓要报仇。翠鸾的复仇意愿还是很强烈的，但是，她最终还是在养父崔文远的恳求下放弃了向崔通复仇。相对于《争报恩》中赵通判对李千娇的态度，《潇湘雨》中崔通的表现更加恶劣，他对翠鸾是明目张胆的蓄意谋害，可即使是这样，翠鸾还是不念旧恶，仍与崔通夫妻团圆。这固然有报崔文远救命之恩的原因，但更主要的还是翠鸾的女性身份使然。对于这一点，她自己也有着清醒的认识：“这是孩儿终身之事。也曾想来，若杀了崔通，难道好教孩儿又招一个？”“也非俺只记欢娱不记冤，到底是女孩儿的心肠十分样软。”可见古代女性在婚姻生活中的从属地位决定了她们无法向丈夫寻仇，更多情况下，她们会选择以隐忍换来家庭的安定和夫妻的团圆。

（二）鬼魂复仇

在一些表现复仇的剧目中，因受害者已被害死，其复仇往往会借鬼魂的身份来实现，这些元杂剧表现出了更加强烈的复仇愿望。表现鬼魂复仇的代表性剧目见下表（表1-8）：

由上表可见，以鬼魂身份要求复仇的元杂剧为数不少，不过具体情况也存在区别。从身份来看，他们生前或者是忠肝义胆、为国效命的朝中大臣，如《昊天塔》中的杨令公和杨七郎，《东窗事犯》中的岳飞、岳云和张宪，《西蜀梦》中的关羽和张飞；或者是老实本分、隐忍善良的平民百姓，如《窦娥冤》中的窦娥，《朱砂担》中的王文用，《盆儿鬼》中的杨国用；甚至还有尚未成年的孩子，如《神奴儿》中的神奴儿。从复仇缘由来看，他们或者是因为军事争斗为敌方所害，如《昊天塔》中杨令公因宋辽之战被韩延寿杀害，《西蜀梦》中关羽为糜芳所害，死于吴国孙权之手，张飞被部下张达暗算，后张达也投奔吴国；或者是因政治斗争被奸臣谋害，如《东窗事犯》中的岳飞、岳云和张宪被秦桧暗害；或者是因财殒命，如《朱砂担》中的王文用和《盆儿鬼》中的杨国用分别被白正和盆罐赵夫妻谋财害命，《神奴儿》中的神奴儿也是因为家庭的财产继承人身份而受到婶娘王腊梅的残害；或者是受诬陷致死，如《窦娥冤》中的窦娥被张驴儿诬陷毒死张父而被判斩首；或者是因夺妻被害，如《生金阁》中的郭成因庞衙内要霸占其妻李幼娥而被杀死，《冯玉兰》中冯玉兰的父亲冯太守等五人则是因屠世隆要霸占冯妻而被害死。

鬼魂复仇是“死后有灵”原始观念在元杂剧中的延续，同时也表现出惩恶扬善、伸张正义、善恶有报的复仇逻辑，突出了复仇主体强烈的复仇意志和主观能动性。通过对鬼魂复仇类型的分析，可以看出“有仇必报”这一复仇思想在元代被普遍接受，屈死之人即使在生前没能复仇，没能得到应得的公平和正义，死后也要以鬼魂的身份寻求复仇，这正是复仇正义性的必然逻辑表现。但是，在这些剧目中我们也看到，由于复仇对象的强大和鬼魂身份的限制，鬼魂往往并不能依靠自身的力量实现复仇，而必须依靠外力相助。鬼魂在复仇过程中使用的求助方法主要表现为梦诉或魂告。“梦诉”，即向他们欲寻求帮助的人托梦，倾诉冤屈并恳求复仇，如《昊天塔》中杨令公和杨七郎向杨六郎托梦，告之被害身死的原因经过，提出复仇要求；《西蜀梦》中关羽和张飞向刘备托梦诉冤，恳求报仇；《东窗事犯》中岳飞带同岳云、张宪向宋高宗托梦，恳求向秦桧复仇；《窦娥冤》中窦娥也向父亲托梦，请求为自己复仇。除“梦诉”外，还有一种形式是“魂告”，即鬼魂向主事的官员诉冤，要求复仇。这主事之官员可以是人间之官，如包拯——《盆儿鬼》中杨国用的鬼魂、《神奴儿》中神奴儿的鬼魂、《生金阁》中郭成的鬼魂都是向包拯诉冤，要求其主持正义；也可以是阴间之官，如地曹判官——《朱砂担》中，王文用之父王从道的鬼魂便是向地曹判官告状，要求为其复仇。与上面的两种情况相区别，《朱砂担》中还出现了复仇者王文用的鬼魂直接向复仇对象白正索命的复仇方式，不过并没成功，最后还是在东岳太尉的帮助下才得以实现复仇。

在这些表现鬼魂复仇的元杂剧中，尽管复仇者生前有不同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可一旦变成鬼魂，其行为能力便受到了同样的约束和限制。如在《西蜀梦》中，关羽和张飞的鬼魂便慨叹：“往常真户尉见咱当胸叉手，今日见纸判官趋前退后，元来这做鬼的比阳人不自由！立在丹墀内，不由我泪交流，不见一班儿故友。”同样，《盆儿鬼》中杨国用的鬼魂、《生金阁》中郭成的鬼魂也都在向包拯告状时受到门神户尉的阻挠；《神奴儿》中神奴儿的鬼魂也是在何正和包拯的帮助下才得以进入衙门，向包拯诉屈申冤。甚至《窦娥冤》中的窦娥鬼魂向亲生父亲托梦也受到阻挠，门神户尉不放她进去，让她不由得发出疑问：“我是那提刑的女孩，须不比现世的妖怪。怎不容我到灯影前，却拦截在门桯外？”充满了死而为鬼的冤屈和无奈。

因此，无辜被害的他们，即使化成鬼魂也还是要复仇，他们对复仇的坚持也强化了复仇的正义性，加深了元杂剧的复仇观念。鬼魂复仇是表现复仇内容的元杂剧中的一个重要类型，通过鬼魂的复仇，一方面社会公义得以实现，另一方面复仇主体也能得到相应的心理平衡和情绪补偿，同时也满足了观众的情感需求。

以上是对元杂剧中与复仇相关的剧目进行的类型划分，进行类型划分的标准是多样的，本文分别选择了从复仇的原因、复仇的方式和复仇者的身份这三个角度进行分类，试图从这些角度来更好地把握元杂剧中的复仇思想和复仇观念。 jYlaYwoPQHaOkeBm68vPjMrKphK/TOl/e2DyiS3VGybRW9iYp34rpaLVRhYt1ap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