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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末是中国思想、学术、士风、美学的转折期。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旧文化的传统里，孕育出了新文化。魏晋玄学与清谈，就是由东汉盛行的讲经、谈论及人物评论转变而来的新文化。探讨魏晋清谈的起源，必须对东汉经学，尤其是汉末的谈论及美学的变化作全面的理解。概括言之有四：
一、东汉经学对魏晋清谈的影响。东汉经学极盛，前汉的“石渠故事”不断在东汉重现。皇帝组织并主持讨论五经同异，以求正确解读经义，既是学术活动，也是坚持正统意识形态的宣示。讲经对魏晋清谈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治层面，魏晋历朝的帝王，大都遵循“石渠故事”，亲自读经讲经，召集群臣讨论经义，以示尊重儒经，不违先生之道；二是技术层面，讲经的形式，为魏晋清谈所继承。
二、汉末谈论是魏晋清谈的直接源头。任何时代都重视言谈的美善，也总会欣赏善谈者。汉末谈论最有价值者是谈学术，具体所指是谈经学，谈《易》学及《老》学。经学的谈论有不同学派之间的辩论，更有新旧学派之间的相互质疑和批评。最重要的变化是儒道开始会通，例如以《老》解《易》之类的学术创新，魏晋玄学与魏晋清谈由此滥觞。另外，谈论的美学意义显现了，即谈论开始与风流联系起来。风流者善谈论，风流的内涵指什么？为什么善谈论属于风流？能完美地解释这些问题，对于魏晋清谈、魏晋风流的意义是重大的。
三、汉末非常重视人物评论，原因一是察举、征辟的用人制度的需要；二是由谈论识别英雄豪杰，这与汉末群雄竞逐中原的时势密切相关。从评论人物可见的行为和才具，转变为揭示人物的情性及精神气质，从具象至抽象，从有形至无形，这种变化，后来成为魏晋时期经久不衰的清谈内容。促成上述变化的关键人物是郭太。郭太评论人物，已经涉及人物的才性问题。一般认为魏晋才性论源于魏初的形名之学，同曹操“唯才是举”的主张直接有关。随后，有王粲的校练名理，刘劭《人物志》，傅嘏才性论。然才性论的源头何在？终究不明。其实，郭太的人物品鉴，就是才性论的初始形态。
四、探讨魏晋清谈的起源，有必要先明确清谈的本质与意义。清谈本来的含义是雅言、美谈、正论，后来的魏晋清谈虽偏重于谈理论，但从未丧失它的原先的含义。刘义庆《世说·文学》集中记录了魏晋清谈的故事，从中可以看出清谈的内容、价值和意义。当代有些学者，以为嘲戏是清谈的源头，或称清谈不过是游戏，或说清谈是交游的方式。上述说法，或多或少消解了清谈在中国学术史上的价值和意义。清谈归清谈，嘲戏归嘲戏。清谈为求理，嘲戏在娱乐。二者渊源不同，故《世说》有《文学》篇，有《排调》篇；《文心》有《论说篇》，有《谐隐篇》，界限分明。魏晋士人交游，常先共语，目的是借此测试对方的胸襟意趣和语言水平。若不能谈，却到处游，则游又有何用？清谈固然有利于交游，却不能说清谈的目的不过是交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