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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体上说，魏晋清谈与后汉流行的谈论有渊源关系。然而，是否所有的口谈言说都能成为清谈的渊源？譬如，言不及义、调笑戏谑、俳谐滑稽之流，与魏晋清谈有关系吗？为了解答上面的问题，这里先引《册府元龟》（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八二三总录部“清谈”一条，分析古人如何理解清谈：
《传》曰：“言谈者身之文。”《老子》曰：“善言无瑕谪。”乃若和顺内积，辞气清越，振金玉而条畅，去枝叶之扶疏。抵掌开谈，应机晤对，深造至理，焕发仁声。析群言之微妙，为时辈之倾仰。扣之不竭，听者忘倦，斯皆修饰雅调，敷述精义，婉而成章，著为令誉者也。江左相尚，流风最盛。非夫识度冲远，议论典正，洞协名理，作世模范者，则无取焉。
这段话首先引《易传》和《老子》，指出言谈是人的光华的外表，清谈是心声，是和顺情感的外露，言辞清越、动听、畅达，如枝条经整理，去除了扶疏。清谈并不是一般的言谈，谈论者须随机应变。以下说清谈的性质，是“深造至理”“析群言之微妙”“修饰雅调，敷述精义”“议论典正，洞协名理”。再指出清谈的语言特色是“扣之不竭，听者忘倦”“婉而成章”。最后“识度冲远”四句，是对清谈者的要求。总之，清谈的本质是善言，是言谈者胸中和顺之气的结晶，是冲远识度、至理与仁声的发露，是雅调、美谈、正论、精义、名理。它以理义为内在灵魂，以金声玉振的音辞为外在形式。东晋的清谈，流风最盛。《册府元龟》“清谈”一条对清谈内容与语言形式的理解，是符合清谈的历史事实的。
汉末的谈论，大致内容不外乎讲经、谈理及人物批评，属于雅谈、美谈、正论。善谈者连日达旦，听者也捧手叹息。能言善辩历来被人欣赏，到了汉末，雅谈成了名士风流的一种标志，尤为时人所倾仰（上文已祥）。以后盛行于魏晋的清谈，直接继承汉末雅谈的流风遗韵，成为魏晋风流的重要内容。
现当代有关魏晋清谈的研究，有一种意见以为嘲戏（或称嘲谑、排调、戏言）也是魏晋清谈的源头。其代表人物杨勇，撰《世说新语校笺》，把《世说》中的“戏”，一概解释为清谈。杨氏后来又撰《论清谈之起源、原义、语言特色及其影响——兼释拙著〈世说新语校笺〉修订本序》，
以为“清谈始于谈嘲，滑稽笑语，使人娱心者也。然清谈重心在语言……谐辞隐语，最见嘲调、嫚戏、俳谑之特色。滑稽笑语，宜乎辩捷，能言之人之才骋也。”（《杨勇学术论文集》，页481）他又引《说文》：“俳，戏也。”及《汉书·枚皋传》：“谐笑类俳倡。”颜师古注：“俳，杂戏也。”作为“俳谈之言名‘戏’”之由来的证据。杨勇举《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所记吴主孙权与诸葛恪二人嘲谑言戏的故事，
说：“此实一席绝致之清谈也。大抵清谈之人必以才捷为先，词锋尖利，刻切了当，既可骋个人之杰思，又能致君臣之和睦，嘲谈之功，亦可以解纷矣。”（《杨勇学术论文集》，页483）
不止谈嘲，凡是应对敏捷者，作滑稽者，出语谐隐者，为倡乐者，说肥瘦者，杨勇一概看作清谈，甚至把清谈的源头上溯至西汉东方朔的滑稽、枚皋的俳优。于是，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班固《答宾戏》一类辞赋，也成了清谈早在西汉就有的证据。
杨勇混淆清谈与嘲戏的内容、言辞的差异，一味扩大历史上清谈一词的原义，反映出他对清谈的性质、内容、功用的看法很混乱。混乱的根源是分不清清谈与嘲戏是两种非常不同的言谈，两者的内容及语言有雅俗，价值有大小。清谈为求至理，故一开始就有雅谈、美谈、正论的含义，辞气清越，金声玉振，婉而成章。嘲戏是自娱娱人，以嘲弄为先，内容低俗，语言粗鄙，甚至丑辞不断。两者的区别显而易见。
既然杨勇以为西汉滑稽之士淳于髡、东方朔是清谈的祖师爷，那么，以下先从他们的滑稽分析，指出嘲戏、排调为什么不是清谈。
《史记》卷一二六《滑稽列传》首记战国齐人淳于髡“滑稽多辩”；次叙楚国优孟“多辩，常以谈笑讽谏”；再叙秦倡优旃，侏儒，“善为言笑，然合于大道”。司马迁评论说：“淳于髡仰天大笑，齐威王横行。优孟摇头而歌，负薪者以封。优旃临槛疾呼，陛楯得以半更。岂不亦伟哉！”
司马迁赞叹淳于髡三人“伟哉”，原因在三人言语虽滑稽，然“谈言微中”，旨在讽谏，而且确实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假若以滑稽、谐隐为清谈的起源，则清谈的源头是否要上推至战国？再者，魏晋的嘲戏基本上失去了道德内涵，成为纯粹的取笑娱乐，是一种语言游戏。
《世说·排调》集中反映了魏晋时期嘲戏的流行。例如《排调》二记司马昭、钟会各以对方的父名为戏。同篇三记钟毓与司马师、陈泰、武陔三人互以他人父名为戏。儒家礼仪规定，直呼他人的父名犯讳，是有违礼经的。魏晋礼乐式微，君臣之间、夫妇之间也盛行互相嘲戏，这当然是人们思想解放、个性张扬的一种表现，但终究并无深刻的意义，完全不能与清谈的“善言”“正论”相比。
譬如杨勇作为清谈之例的王浑与妇钟氏的戏言。《世说·排调》八：“王浑与妇钟氏共坐，见武子从庭过，浑欣然谓妇曰：‘生儿如此，足慰人意。’笑曰：‘若使新妇得配参军，生儿故不啻如此。’”参军，指王浑弟王沦。钟氏嘲夫王浑不如其弟。前人或讥评钟氏语是“秽言”，比之“倡家荡妇”，固然有一点迂腐，但说钟氏语“太戏”，玩笑开过了头，还是恰似其分的。类如这种似乎很放肆的嘲谑和戏笑，归之于清谈，恐怕是不合适的。
在魏晋人的知识谱系中，清谈归清谈，嘲戏归嘲戏，两者非但不相混，甚至是对立的。前者是讲道的，高雅的；后者则是丑辞，不过逞口舌伶俐，是娱乐的一种。不论思想意义，还是文化价值，两者相距甚远。以《世说》而言，全书三十六门，与清谈有关的篇章很多，诸如《言语》《文学》《雅量》《识鉴》《赏誉》《品藻》诸篇，其中许多故事与清谈有关。但如果说《世说》三十六门皆是清谈，则不合《世说》的实际。《世说》的编排，显然是依照内容不同而分门别类，论价值每况愈下。《排调》一门，皆是嘲弄戏谑，与清谈故事最多的《文学》门，内容既不同，价值也相去甚远，两者不可相提并论。东晋初人葛洪《抱朴子》一书，就持清谈与嘲戏对立的看法。例如《抱朴子·外篇·疾谬》说：“不闻清谈讲道之言，专以丑辞嘲弄为先。”同篇又说：“虽不能三思而吐清谈，犹可息谑嘲以防祸萌也。”葛洪批评当时不闻清谈讲道，而专以丑辞嘲弄为先，实在是一种荒谬。又以为清谈是三思的结果，而谑嘲是祸萌，清谈可以止息谑嘲。葛洪关于清谈与嘲谑的看法，证明魏晋人非常清楚嘲谑不是清谈，嘲谑非是善言，清谈与嘲谑是对立的。
杨勇以为清谈源于嘲戏的看法，也违背了中国文体论的基本观点。《文心雕龙》第十五篇《谐隐》，论谐隐文的起源，其实也是说嘲戏风俗的起源和演变。“谐之言皆也。辞浅会俗，皆悦笑也。”“是以子长编史，列传滑稽，以其辞虽倾回，意归义正也。但本体不雅，其流易弊。”“至魏文因俳说以著《笑书》，薛综凭宴会而发嘲调，虽抃笑衽席，而无益时用矣。”
谐隐之文的本质是娱乐，最早的源头是笑话。战国至两汉的滑稽人物，司马迁专门为之作《滑稽列传》，肯定他们“辞虽倾回，意归义正”，意谓言辞虽隐约曲折，讽谏的意义则是合乎正道的。但又说“本体不雅，其流易弊”。发展到魏晋，果然如马迁所说，滑稽与谐隐丧失了讽谏意味，“无益时用”。当然，笑书、嘲调能娱乐人，从广义而言，也可以说是一种“时用”。嘲戏须应对敏捷，能考验人的思维及语言表达的能力，有的颇有幽默感，并非一无是处。然终究不能与探寻至理的清谈并论。
《文心雕龙》第十八篇《论说》，论述说理文的起源及演变，其实，也可以看作论述清谈的起源。盖理论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一、书面的论文（论说文）；二、口谈的辩论（清谈）。换言之，论说文是理论的可见形式，清谈，是理论的可听形式。二者虽有可视可听的不同，实质都是“深造至理”，“敷述精义”，犹如花开两朵，出于一枝。《文心·论说》论述魏晋论说文的内容及演变，说：“……魏之初霸，术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练名理。迄至正始，务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论。于是聃周当路，与尼父争途矣。……逮江左群谈，唯玄是务，虽有日新，而多抽前绪矣。”（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页200、201）从魏初名法家校练名理，到魏末王弼、何晏的清谈及玄学论著，再到江左名士的玄谈，既是玄学论文丰收的年代，也是魏晋清谈演变的重要阶段。玄学论文与清谈，两者密不可分。《文心雕龙·谐隐》及《论说》二篇，区别谐隐嘲戏及论说清谈两种文体的起源及发展，界限分明，两不相混。
由于杨勇以为清谈起源于嘲戏和排调，故一看到《世说》中的“戏”“谈戏”“言戏”“语戏”，就都误解为清谈。他说：“至东汉和帝，清谈即简称为‘戏’矣。《世说·言语》二：‘徐孺子年九岁，尝月下戏。’此‘戏’字，实指清谈。”杨氏考证徐孺子的生卒年，得出“于东汉和帝时，清谈之风已盛行”的结论。（以上见《杨勇学术论文集》，页491、492）徐稚子在月下戏，戏是游戏、玩耍的意思。一个九岁的小孩子游戏，怎么扯上了清谈？再比如《魏志·刘廙传》说：“年十岁，戏于讲堂上，颍川司马德操拊其头曰：‘孺子，孺子，黄中通理，宁自知不？’”戏于讲堂上，指在讲堂上玩。《高僧传》卷六《释道恒传》说：“年九岁戏于路，隐士张忠见而嗟曰：‘此小儿有出人之相。’”戏于路，谓在路上游戏。十岁以下的小孩子，正是不分日夜，到处游戏的时候，怎么可能与同辈或大人清谈呢？
《世说》中的“戏”，大多解释为游戏、谈戏。例如下面几例：
《世说·方正》四二：王丞相与江仆射共棋。旁有客曰：“此年少戏乃不恶。”杨勇以为“戏”乃清谈。不确。戏，下棋，作游戏讲。
《世说·雅量》二八：“谢太傅盘桓东山时，与孙兴公诸人泛海戏。”戏，游览。泛海戏，指出海游览。杨勇说“戏”是清谈。误。
《世说·任诞》五注引《文士传》：“晋文帝亲爱（阮）籍，恒与谈戏，任其所欲，不迫以职事。”谈戏，以谈论为乐事。具体谈什么难知。如果谈论某一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就近于清谈了。如果只是泛泛而谈，并无中心，那不过是闲谈中消遣取乐。也有可能是嘲戏或排调。后二种情况，与清谈无关。
《世说·简傲》四注引干宝《晋纪》：“（吕安）求（嵇）康儿共语戏，良久则去，其轻贵如此。”语戏，同谈戏，指谈话为乐，非指清谈。
《世说·任诞》二五：“有人讥周仆射与亲友言戏，秽杂无检节。”周顗言戏，以至露其丑恶，肆无忌惮，骇人听闻，绝非清谈可知。
上述例子，从语言环境分析，“戏”多数指言谈作乐，不是清谈义理。
杨勇的清谈源于嘲戏说，严重误解了魏晋清谈的本质。魏晋清谈之所以能在中国思想史、哲学史、士人生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及价值，就在于清谈的本质是学术探讨和义理研寻。当时无数知识者沉醉于清谈，甚至日夜校练名理，表现出执著追求理论胜景的巨大热情。固然，清谈优胜者可以获致大名，也可以通过清谈，交结当世大名士，进入文化精英的圈子，但不可以因清谈人物中有啖名客，就认为清谈不过追求名誉，不过是士人交游的一种方式；或者，清谈只是徒逞口舌之利的语言游戏。评价与研究魏晋清谈，应该把清谈求理的本质置于首位。
误解魏晋清谈的起源与本质，钱穆更早于杨勇。钱穆《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
一文，论及魏晋崇尚老庄与清谈，举了《世说》一书中三个例子并分析之。
例一：《世说·言语》二三：诸名士共至洛水戏。还，乐令问王夷甫曰：“今日戏，乐乎？”王曰：“裴仆射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云云。钱穆说，“此事尚在渡江之前，已见时人以谈作戏，无论所谈是名理，是历史，抑是古今人物，要之是出言玄远，要之是逃避现实，而仍求有所表现。各标风致，互骋才锋，实非思想上研核真理，探索精微之态度，而仅为日常人生中一种游戏而已。”
例二：《世说·言语》七九记谢朗语庾道季（龢），诸人晚上当来与你清谈，你应该坚固城垒。意思是早作准备。庾说：“若文度来，以偏师待之：康伯来，济河焚舟。”钱穆说：“此故事在渡江后，益见时人以谈为戏，成为社交场合中之一种消遣与娱乐。”又说：“清谈之成为当时日常人生中一种消遣游戏之事。”
例三：《世说·文学》二二记殷浩下都与王丞相共谈，遂达三更……丞相乃叹曰：“向来语，乃竟未知理源所归。至于辞喻不相负，正始之音，正当尔耳。”钱穆说：“……此乃是当时人一种生活情调，即今想象，犹在目前。若认真作是一哲理研究，则诚如隔靴搔痒，终搔不到当时人痒处所在矣。”
钱穆分析《世说》有关清谈的三例，表达了他对魏晋清谈的基本看法，即“以谈作戏”，清谈不过是一种游戏。具体说来，清谈是一种“各标风致，互骋才锋”，不是研核真理；清谈是“社交场合中之一种消遣与娱乐”；清谈是当时人的“一种生活情调”。
钱穆关于魏晋清谈的看法，其中有可取的成分。譬如，当年洛水清谈确实是“各标风致，互骋才锋”。清谈的这种特点自汉末的谈论就已如此。风致，近于风度、姿态，是风流的外在显现。谈论是风流的体现，魏晋清谈鲜明地体现了名士风流。但风姿、才锋背后最根本的东西是胜理，即义理的高妙。一个名士若缺少了知识、识鉴、情韵的支撑，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风姿，才锋不过是口舌伶俐而已。把这次洛水清谈看作“仅为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游戏而已”，就未免小看了清谈的价值与意义。因为魏晋清谈的根本价值，是研核义理的学术活动，并非仅仅是“游戏”。
例二谢朗事先告诫庾龢为今晚的清谈早作准备，说明清谈的本质是学术的较量。而庾龢胸有成竹，对王文度、韩康伯的清谈水准了如指掌。可见，清谈并不仅仅是社交场合的一种消遣与娱乐。真所谓谈何容易！清谈双方往复攻难，会耗费巨大的体力与心力。钱穆评论东晋初年王导与殷浩的清谈，称之为“当时人一种生活情调”，特别轻描淡写，漠视清谈家对义理的执著研寻。东晋清谈，与魏末清谈相比，总趋势上确实与现实渐渐疏离了，如酒与音乐一样，成为名士的一种生活情调。但问题是这种人生情调并不与研寻玄理相互妨碍、冲突。王导谈《声无哀乐论》《养生论》《言不尽意论》，支道林谈《庄子·逍遥游》，殷浩、孙盛、刘惔、韩康伯等谈《易》，都是具有学术价值的谈论，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轻视或否定他们对研核真理、探索精微的态度，是偏颇而不合事实的。简言之，清谈后来成了名士的生活情调，但这种情调是有哲学深度的，有着文学的、美学的价值与意义。如果仅仅是闲来无事的消遣游戏，清谈绝不可能如此迷人，绝不可能成为研究中古社会方方面面的最可宝贵的资料。
探讨魏晋清谈的起源，首先要弄清楚清谈的性质，明确清谈的灵魂是对至理的追寻。爱好胜理，殚精竭虑，缠绵不已，可以为之生，也可以为之死，例如王弼与卫玠。以为清谈源于嘲戏，不过是一种带有谐趣的谈论，或者满口秽语，爆出无数“黄段子”，那是匪夷所思的事。称清谈仅仅是消遣娱乐，清谈不过是一种生活情调，名士的装饰品，或者是捞取名誉的标榜，诸如此类的看法，完全小看了清谈，并不符合清谈的历史事实。尤其是魏代和西晋的清谈与现实政治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八十年前，贺昌群《魏晋清谈思想初论》一文指出：由王弼而至于向秀、郭象、张湛、韩康伯等人的玄学体系贯通了哲学与政治，是中国民族文化史上“伟大崇高之思想体系”。又着重分析了郭象《庄子注》的“内圣外王”的现实意义，感叹道：“由此言之，魏晋清谈之本旨，岂徒游戏玄虚离人生之实际而不切于事情也哉，乃此一段思想为世所掩没而蒙不白之羞者，垂一千七百年，悲夫。”（《魏晋清谈思想初论》，商务印书馆2011年，页92、112）笔者读此深有同感。事实上，魏晋前期清谈与当时的政治多有联系，后期清谈虽然少谈、不谈时政了，与社会现实也并非毫无关系。无视魏晋清谈对中国思想、哲学、美学的深远影响，把它说成是游戏、娱乐、交游，实在是抹杀了清谈的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