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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人物，在汉末尤其盛行，成为谈论的主要内容。这种现象的出现，有着深刻的时代文化背景。荆州庞统对当时人物评价的看法，是理解上述问题的好例子。庞统“性好人伦”，即喜欢评论人物。“每所称述，多过其才，时人怪问之，对曰：‘当今天下大乱，雅道陵迟，善人少而恶人多。方欲兴风俗，长道业，不美其谭则声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而为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犹得其半，而可以崇迈世教，使有志者自励，不亦可乎？’”（《三国志·魏志·庞统传》，页953）。庞统这段话，解释他评论人物，为什么往往“多过其才”。原因一是天下大乱，善人少而恶人多，想要转变风俗，弘扬雅道，需要善人。二是不美言他人，其人的声名便不足为人所企慕；不足企慕，善人就少了。换言之，给人优评让人获得声名，能激励有志者。犹今语“以表扬为主”，表扬能激发人向上向善的信心与动力。三是优评人物，尽管拔士仅得其半，使有志者自励，也是可以的。
庞统对评论人物的看法，反映了汉末评论人物的重要意义，以及往往给人优评的特点。汉代重名，而名与人物评论极有关系。故追求大名士的优评，以此获得足以让时人企羡的声名，是获取征辟、察举机会的重要途径，当时士子对此无不趋之若鹜。当然，评论“多过其才”，或许出于“与人为善”的好意，但也会产生随意臧否、名实不符的弊病。譬如乡评的末流，如谚语所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
，留下足以令人不齿的笑柄。
汉末盛行的人物评论潮流，虽然仍然与汉代征辟、察举用人制度有关，但毕竟开始表现出新的审美倾向，渐渐成为魏晋清谈之源。这点，正是我们特别看重，并须深入阐述的地方。
后汉人物评论最著名人物非郭太莫属。《后汉书》卷六八《郭太传》说：“其奖拔士人，皆如所鉴。”李贤注引《谢承书》说：“太之所名，人品乃定，先言后验，众皆服之……初，太始至南州，过袁奉高，不宿而去。从叔度，累日不去。或以问太，太曰：‘奉高之器，譬诸氿滥，虽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汪汪若千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不可量也。’已而果然。太以是名闻天下。”（《后汉书》，页2227）郭太品鉴袁奉高和黄叔度，不再直接谈论人物的道德、学问，而是以自然景物为喻，揭示人物的气质、韵度、美感。袁奉高似清泉，清而易挹；黄叔度如千顷之湖，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形容叔度器量弘深，渊邈不可测也。袁奉高、黄叔度二人之气质，经由郭太准确、形象的品鉴，传神地表达出来。
《郭太传》又记他品鉴、奖拔左原、茅容、孟敏、庾乘、宋果、贾淑、史叔宾、黄允、谢甄、边让等人，或据人之德性，或据人之才能，或据人之个性，无不如其所鉴。
郭太品鉴人物，开了魏晋清谈的先风。陈寅恪《〈逍遥游〉向郭义及支遁义探源》一文说，“魏晋清谈出于后汉末年之清议”，并引《后汉书·郭太传》：“林宗虽善人伦，而不为危言覈论，故宦官擅政而不能伤也。及党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唯林宗及汝南袁阆得免焉。”又引《世说·政事》一七刘孝标注引《泰别传》略云：“泰字林宗，有人伦鉴识。自著书一卷，论取士之本，未行，遭乱亡失。”尔后得出结论：“然则清谈之风实开自林宗，故抽象研讨人伦鉴识之理论，亦由林宗启之也。”
陈先生以为魏晋清谈出于东汉末年的人物鉴裁，即清议，而忽略后汉学术思想的变迁，恐怕是以偏概全了。但他指出郭林宗一变指实之人物品题，而为抽象研讨人物鉴识的理论，这一看法符合汉末人物品鉴由实至虚的演变过程，深刻且具有启发意义。《泰别传》说，郭太“题品海内之士，或在幼童，或在里肆，后皆成英彦六十余人”。郭太自著书一卷，论取士之本，即是他的品鉴海内人士的理论概括。完全可以想象，这卷著作可能已经涉及人物评论的才性问题。可惜，郭太这卷书未行，遭乱亡失。否则，魏晋才性论的源头会看得更清楚。
郭太评论袁奉高与黄叔度，典型地体现了评论人物趋于抽象的变化，即从人性深处品鉴人物的特点。例如孟敏客居太原，担子上挑着的甑（陶质炊器）跌碎了，不顾而去。林宗见而问其意。孟敏回答：“甑以破矣，视之何益？”林宗以此异之，因劝令游学。十年知名，三公俱辟，然终不仕。孟敏所谓“甑以破矣，视之何益”，可见其性格通脱，明达事理。林宗由此觉得孟敏异于常人，劝令游学。
谢甄、边让并善谈论，俱有盛名，常共约郭太，连日达夜。林宗对门人说：“二子英才有余，而并不入道。惜乎！”谢甄后来不拘细行，为时所毁。边让轻侮曹操，为操所杀。林宗称二人“英才有余，而并不入道”，其实已涉及才性问题。入道之道，指事理。不入道，谓不明事理。不拘细行，轻侮他人，是道德缺陷，属于人之品性的问题。《郭太传》称太“性明知人”，性明，即识见聪明，聪明方能知人。从郭太品题人物的具体例子，大致可以看出他从人物的才能与品性两方面察人论人。才能易见，品性难明。范晔在《后汉书·郭太传》末评论说：“庄周有言，人情险于山川，以其动静可识，而沉阻难征。故深厚之性，诡于情貌，‘则哲’之鉴，惟帝所难。而林宗雅俗无所失，将其明性特有主乎？”（《后汉书》，页2231）称赞郭太鉴别人物能知“沉阻难征”的人之“深厚之性”，做到“雅俗无所失”。从史料大体可以推知，郭太是才性统一论者。魏晋清谈的重要题目才性论的源头，就在以郭太为代表的人物评论里。
与郭太同时或前后，有不少“名知人”——品鉴人物之著名者，例如符融、田盛、许劭、孔伷、许虔、许靖、孔融等。
符融善于识别人物，成名或许比郭太还早。郭太初入京师，时人莫识，融一见叹服，因以介绍给李膺，由是知名。当时晋文经、黄子艾，并恃以才智，炫耀上京，“随所臧否，以为与夺”。符融察其非真，乃到太学，并见李膺，以为晋、黄二人“小道破义，空誉违实”。李膺赞同符融的看法。最终二人名论稍衰，宾客稀少，惭叹逃去，沦落为“轻薄子”。（《后汉书·符融传》，页2232、2233）由符融知人之明判断，史称他“谈辞如云”，最有可能是人物评论。
许劭此人更不可忽略。他所主持的汝南“月旦评”，当时就享有盛誉，以至“天下言拔士者，咸称许、郭”。
汝南“月旦评”是许劭早年的乡党评论，服务于察举和征辟人才，具体评论什么人，如何评论，皆难知其详。留名于世的则是他评论当世大名士陈寔、陈蕃：“太丘道广，广则难周；仲举性峻，峻则少通。”涉及了人物的个性。
孔伷（名公绪）也是汉末评论人物的著名人物。“清谈”一词，与他最有关系。《后汉书》卷七〇《郑太传》说：“孔公绪清谈高论，嘘枯吹生。”（《后汉书》，页2258）符融善人伦，曾荐郡士三人，其一孔伷。之所以推荐孔伷，当是孔谈论抑扬，也善于臧否人物之故。
汉末人物评论盛行的第二大原因，是适应天下大乱，各地英雄逐鹿中原，迫切需要才智之士的现实。灵帝之末，大厦将倾，四海沸腾的时代到了。乱世之时，唯有英雄才能力挽狂澜，平定乱源。因之论英雄及智士，成为人物评论的重要题目。曹操胁迫许劭评论自己，最能说明汉末英雄豪杰重视人物评论的风气。曹操出身鄙贱，人品也不佳，许劭轻视他而不愿评论，无奈曹操胁迫，只得评曰：“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曹操大笑，满足而去。称“奸贼”无所谓，有“英雄”之目足矣。
如前所说，汉末的荆州在刘表治理下，各种人才聚集于此，是学术的中心，当然会经常进行人物评论。《魏志·陈登传》说，“许汜与刘备并在荆州牧刘表坐，表与备共论天下人。”荆州牧刘表，自然而然成了人物评论的主持者。而刘备为一方英雄，也有资格论天下人物。《世说·识鉴》二说，曹操问裴潜：“卿昔与刘备共在荆州，卿以备才如何？”潜曰：“使居中国，能乱人，不能为治；若乘边守险，足为一方之主。”显然，裴潜见识高明。当初他避乱荆州，刘表待以宾客之礼，他却私下在王粲、司马芝面前评论刘表：“刘牧非霸王之才，而欲以西伯自处，其败无日矣。”遂南渡至长沙（刘孝标注引《魏志》）。后刘表果败，荆州为曹操所有。另有傅巽，有知人之鉴，早先客于刘表治下的荆州，“目庞统为半英雄，证裴潜终以清行显”（《魏志·刘表传》注引《傅子》，《三国志》，页214）。后来庞统归附刘备，见待之高仅次于诸葛亮。裴潜在魏朝位至尚书令，并有名德。二人结局，一如傅巽所鉴。
荆州之外，汉献帝所在的许是另一个人才云集之地
，人物评论风行。例如《魏志·陈矫传》说：“……太守陈登请为功曹，使矫诣许，谓曰：‘许下论议，待吾不足，足下相为观察，还以见诲。’”所谓“许下论议”，指许都的人物评论。陈矫从许返回，禀报道：“闻远近之论，颇谓明府骄而自矜。”谓远远近近，都说你骄横而自傲。陈登驳斥道：“夫闺门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陈元方兄弟；渊清玉洁，有礼有法，吾敬华子鱼；清修疾恶，有识有义，吾敬赵元达；博闻强记，奇逸卓荦，吾敬孔文举；雄姿杰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刘玄德。所敬如此，何骄之有！馀子琐琐，亦焉足录哉？”陈登为自己辩护时，对陈纪（元方）等一批杰出的当代人物作出了精当的评论。
汉末分崩离析之际，品题天下英雄豪杰，与现实的政治、军事密切相关，主要着眼于人物才智的鉴别与评论。这与以前郭太的“不为危言覈论”，恐怕是不一样的。譬如上文所言陈登评论陈元方等人，意义指向皆十分明确。当然，评论人物的语言可用比喻，使听者觉得饶有兴味。比如少有辩才，志气高傲的青年祢衡，建安初来游许下，评陈群、司马朗为“屠沽儿”。又评荀文若（彧）、赵稚长说：“文若可借面吊丧，稚长可使监厨请客。”意思说，荀只是容貌好，故可吊丧；赵腹大，特别能吃肉，故可为监厨，而无其他能耐。同样有趣的人物品藻还有孔融荐边让于曹操，说：“（边让）为九州之被则不足，为单衣襜褕则有余。”
意谓为大才不足，为小才则有余。祢衡、孔融的品藻人物的语言，其实与郭太评论袁奉高如清泉，黄叔度似千顷之陂的比喻并无不同。
历来谈论汉末的人物评论，一般笼统地称之“汉末”。其实应该也可以分得细一些。早先，郭太、符融、谢甄、李膺等人评论人物之时，虽经党锢之祸，但汉王朝还未倾塌，天下尚未大乱。到了汉灵帝崩，董卓之乱起，各地豪杰起兵，整个北方分崩离析。评论英雄及智士的风气，应运而生。建安初，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尚形名之学，普遍谈论人物的才能与品性。曹操、裴潜、陈登、傅巽、王粲等，是建安时期评论人物的主角。从郭太至魏初的人物评论变化的大致线索，隐约可见。尽管时势的变化会影响评论人物的主题，但代表人物品鉴未来方向的，总是以郭太最重要。他的谈论作风，深刻影响魏晋士人的行为风度，以及魏晋品鉴人物的重神韵。
魏晋之后，由于汉末谈论、谈理文献资料的佚失，有关郭太的理论成就多湮没不闻。然而，在刘宋初期，仍有人了解郭太出色的理论创造，作出极高的评价。例如《高僧传》卷七《竺道生传》，介绍道生在佛学上的卓越成就，与郭太相提并论：“初，关中僧肇始注《维摩》，世咸玩味。生乃更发深旨，显畅新异，及诸经义疏，世皆宝焉。王微以生比郭林宗，乃为之立传。”（汤用彤校注《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年，页257）竺道生是中古佛教史上的义学高僧，是当时最著名的雄辩家，天才英发，阐发经义有“深旨”和“新异”。由时人比之郭林宗一语推测，郭太谈理，卓绝一世，具有很高的理论成就。可惜难知其理论造诣的详情。抑或即寅恪先生所言“抽象研讨人伦鉴识之理论”欤？
以下再讨论魏晋清谈起源研究中的一个有分歧的问题，即清议是不是清谈的源头？
有一种观点认为清议演变为魏晋清谈。陈寅恪说：“魏晋清谈出于后汉末年之清议，人所习知，不待详考。”唐长孺《清谈与清议》一文说：“初期清谈与清议可以互称。”
又说：“清谈开始是以人物批评为主的，与清议可以互通。”唐翼明对上述看法提出异议，他分析“清谈”原义与今义的不一致，以及历史上“清议”出现的时间，它与“清谈”的关系，证明“清谈出于清议的看法”不能成立。
唐先生的考辨和分析很详细，有说服力。
让我们在唐先生考辨的基础上接着说。
首先考察“清谈”“清议”出现的时间。上面“前言”中已经引用过的有关汉魏之际清谈的文献，这里尽量不引；重要而必须引的，简述而已。
《后汉书》卷五《臧洪传》说：“以洪领青州刺史，前刺史焦和好立虚誉，能清谈。”又说：“时黄巾群盗处处飚起。”据《魏志·武帝纪》：“光和末，黄巾起。”（《三国志》，页3）据上可知，焦和作青州刺史时，黄巾军已处处飚起，当在光和、中平之交（约183—184）。焦和清谈的具体内容难知，据“好立虚誉”及“不理戒警”事，焦和清谈可能不涉及学问和时政，为空虚不切实际的谈论；也有可能称扬人物，所谓“好立虚誉”。《后汉书》卷七〇《郑太传》说：“孔公绪清谈高论。”其年代在焦和之后。
检范晔《后汉书》，“清谈”一词仅出现于上述二处，时代最早在灵帝末。它的原义，非指谈论学术，最有可能是人物评论。
至三国时，“清谈”一词出现的次数多了。例如上文说过许靖“清谈不倦”。考许靖生平，“灵帝崩，董卓秉政，以汉阳周毖为吏部尚书，与靖共谋议，进退天下之士。沙汰秽浊，显拔幽滞，进用颍川荀爽、韩融、陈纪等为公、卿、郡守……”（《三国志》，页963）许靖早年就有“人伦臧否之称”，在吏部任职时，又谋议进退天下之士。谋议进退天下之士，即是上文所说的评论天下英雄及才智之士，或进或退，或褒或贬。许靖曾于危难之时投奔孔伷，而伷能清谈高论，抑扬人物。二人皆善人伦，必有评论人物之谈。建安十六年（211），许靖转在蜀郡，“清谈不倦”，则仍以谈论人物为主。
又魏代名臣钟繇答太子曹丕书：“臣同郡故司空荀爽言：‘人当道情，爱我者一何可爱！憎我者一何可憎！’”曹丕回报钟繇书，赞美“荀公之清谈”。
所指“荀公之清谈”，就是钟繇书中荀爽“人当道情”三句，说明情的重要性，属于雅谈，与人物批评无关。
建安十八年（213），曹操为魏公，建立魏国，后曹丕立为太子。丕爱好文学，常召集文士评论人物、讨论学术。刘桢《赠五官中郎将》诗说：“清谈同日夕，情盼叙忧勤。”这时的清谈，含义已经很广泛了，人物评论之外，诗文的鉴赏、经义的讨论，都是清谈的题目。同时的王粲，可能已在“校练名理”了。建安之末，以曹丕为领袖的文士集团，事实上已经拉开了所谓魏晋清谈的序幕。
须讨论的问题是，清谈与“清议”有何关系？清谈是否出于“清议”？要解答以上问题，须先弄清楚，何谓“清议”？“清议”何时出现？考“清议”一词，最早出现在三国时。《吴志·张温传》说：“（暨）艳性狷厉，好为清议，见时郎署混浊淆杂，多非其人，欲臧否区别，贤愚异贯。”（《三国志》，页1330）暨艳“好为清议”，“清议”的含义就是臧否人物，分别贤愚。然以上“清议”一词，不是出于暨艳本人之口，也非出于友人张温之口，乃是《三国志》作者陈寿所言。“清议”一词又见于《通志》卷一六八：“是时海内清议云：‘青州有邴、郑之学。’”又说：“邴原性刚直，清议以格物。”邴原、郑玄，固是汉末人，但“海内清议”“清议以格物”，似乎没有证据证明其为汉末人所言，或许是《通志》编者的叙述。到了魏初，“清议”一词的出现才是确切无疑的事实，而且它所指的意义与后汉的乡论相近，且偏于贬义的评论。例如曹爽之弟曹羲《至公论》说：“厉清议以督俗，明是非以宣教者。”
《晋书》卷三六《卫瓘传》说，卫瓘与太尉亮等上疏，叙魏代立九品中正制的弊端，说：“其始造也，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为劝励，犹有乡论余风。”可证“清议”类似后汉的乡论。然在后汉，乡论虽然臧否人物，区别贤愚，但当时不称“清议”。“清议”乃是后出之词，晚于清谈。故说“清谈出于清议”，恐怕与历史事实不符。
唐长孺把后汉的乡闾人物评论说成是“清议”，这是用后出的“清议”，替代乡论。他以为孔公绪“清谈高论，嘘枯吹生”是臧否人物。随后又举葛洪《抱朴子》中的例子：“俗间有戏妇之法……或清谈所不能禁，非峻刑不能止也。”又《抱朴子·正郭篇》说，郭太“清谈闾阎”。唐先生以为《抱朴子》所说的“清谈”即是“清议”，即人物批评。诚然，汉末清谈既然以人物评论为主，有所抑扬，论人物之短长，自是谈中之义。但不可说孔公绪、郭林宗等人的清谈就是“清议”。原因是“清议”“清谈”二个词的出现，“清谈”在前，“清议”在后。更须注意的是，清谈一词含义丰富，评论人物之外，还有雅谈、正论等多种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