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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的内容可以无限，大至宇宙，小至细微的情绪诉说。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谈论都有价值。只有具有思想文化意义，或寄寓哲思，或理致畅达，或解惑释疑，或清婉动听，给人启迪，益人智慧的雅谈、美谈、高谈、正论，才有价值和意义。言语本是孔门四科之一。孔子说，言之不文，行之不远，指出了言语对于人生的重要意义。孔子又对言语提出要求，即“文”。“文”指文雅、文饰、美善，与粗野、鄙悖相反。自古以来，行人专对，辩才无碍，语堪讽咏之才，每个时代都会受到重视。
后汉中期之后，知识界的谈论风气盛行。善言谈，应对敏捷，音韵优雅者，为人所推崇仰慕，更容易获取时誉。这类例子太多了，例如《后汉书》卷六七《刘祐传》：“每有奏议，应对无滞，为僚类所归。”《后汉书》卷六八《郭太传》：“善谈论，美音制。”《后汉书》卷八〇下《文苑·郦炎传》：“言论给捷，多服其能理。”《东观汉纪》：“尹敏与班彪亲善，每相与谈，常日旰忘食，夜分不寝。”（《北堂书钞》卷九八《谈讲部》）《蜀志》：“简雍少与先主有旧，雍与糜竺、孙乾并为从事中，刘表坐谈客耳。”（同上）其他如符融，谈辞如云，李膺每捧手叹息；董扶发辞抗论，当时独步，时号“谈止”的故事，上文已述，这里不重复。
汉末谈论盛行，谈者、听者皆如痴如醉，废寝忘食，尤其是善谈者，几乎人人仰慕，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并不多见。究其原因，一与谈论的内容有关，二与人物审美有关。前者指太学中的“浮华”与“游谈”，陈腐、繁琐的讲论经义早已听厌了，而有创新见解的谈论得到越来越多的太学生的欢迎。后者指善谈论成了人物之美的一种标志，即善谈论成为评价人物的绝好的词。
这里，不能不说到郭太（128—169）
。郭太（太，一作“泰”）字林宗，为汉末第一号大名士，对魏晋风度及清谈的影响无人可及。《后汉书·郭太传》说：“（太）尝于陈梁间行遇雨，巾一角垫，时人乃故折巾一角，以为‘林宗巾’。”“林宗巾”的风行，说明时人对名士的崇拜已成风气，郭太就是众人追捧的风流人物。
汉末，善谈论成了风流的标志之一。例如《蜀志·刘琰传》：“以其宗姓有风流，善谈论。”《蜀志》卷一五注引《襄阳记》：“习帧有风流，善谈论。”众所周知，“风流”是盛行于魏晋时期的重要美学概念，“魏晋风流”很早就成为中国美学的著名符号，生命力恒久，影响绵绵不绝。然而，何谓风流？风流的含义有哪些？正如“美”常常只可意会，难以言传一样，风流一词的具体含义也较难界定。冯友兰《论风流》一文道出风流的含义有四：玄心、洞见、妙赏、深情。
这四点，主要指魏晋名士的风流，算是说得比较具体了。至于魏晋之前文献中的“风流”一词的含义，与冯友兰所说的风流，是不一样的。例如《汉书》卷二三《刑法志》：“风流笃厚，禁罔疏阔。”风流指风俗教化。《汉书》卷一〇〇下：“郑卫荒淫，风流民化。”颜师古注：“言上风既流，下人则化也。”此处的风流义同“风化”。而刘琰“宗姓有风流”和“习帧有风流”，这二处的风流显然不是指风俗教化。前者是说刘姓门风有风流，犹云“风流世家”，表现在善谈论。后者是说习祯此人有风流，也是善谈论。故风流开始有了美感的内涵，成了一种审美评价。于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汉末名士的善谈论不仅是单纯的语言能力，更重要的是人格的美感表现，是后来魏晋风流的源头之一。善谈论既然是风流的一种品格，而风流为时人仰慕，则汉末谈论之风盛行的原因，自然得到了很好的解释。
后汉盛行谈论，究竟谈什么？由于有关史料的缺乏，要具体描述谈论的内容与场景，仍然不是易事。大体而言，谈论的内容可以分为四类：谈学术，谈社会人生之理，批评时政，人物品题。人物品题是汉末谈论的大宗，对魏晋清谈有直接影响，拟在下面一节专门述论。先考述前面三类。
一、谈学术。
上文引《东观汉纪》说：尹敏与班彪每相与谈，常忘食不寝。班彪是《汉书》作者班固的父亲，东汉初期著名的历史学家。据他的学问推测，他与尹敏的谈论，很可能谈历史及史学著述。
《世说·夙惠》一二记陈寔与客人谈议，两个儿子元方、季方复述父亲与客人所谈的内容。这个故事历来被当作小孩夙惠的佳话，但只要加以分析，就会发现这个有趣的小故事，却是研究后汉谈论的极佳资料：
宾客诣陈太丘宿，太丘使元方、季方炊。客与太丘论议。二人进火，俱委而窃听。炊忘着箄，饭落釜中。太丘问：“炊何不馏？”元方、季方长跪曰：“大人与客语，乃俱与窃听，炊忘着箄，饭今成糜。”太丘曰：“尔颇有识不？”对曰：“仿佛志之。”二子俱说，更相易夺，言无遗失。太丘曰：“如此，但糜自可，何必饭也。”
鄙人曾考释上面的故事发生的时间，大约在质帝本初元年。陈寔与宾客论议，恐怕不是人物评价或游谈宴乐。
若是人物评论，直白易懂。但太丘问二子：“尔颇有识不？”可知太丘他们的论议不是很容易记住并听懂，当与学术有关。考两汉文献中“论议”一词，多指围绕某事物或某问题的说理或辩论。《史记》卷一二六《东方朔传》：“博士诸先生与论议共难之。”《后汉书》卷二六《牟融传》：“融经明才高，善论议。”《后汉书》卷四五《周荣传》：“（袁）安数与论议，甚器之。”以上人物传中的“论议”，指说理、议论、辩论。
再一个证据是《后汉书》卷六〇下《蔡邕传》，邕著作中有名为“论议”的文体，可能是论说文。由此推知陈寔与客人论议，当是说理，与学术有关。以时间而言，陈寔与宾客的论议，或许早于太学中的浮华之谈。
又《后汉书》卷五三《申屠蟠传》说，太尉黄琼卒，归葬江夏，“四方名豪会帐下者六七千人，互相谈论，莫有及蟠者”。申屠蟠与人谈论，肯定不是非毁朝政的“处士横议”，也不会是品题人物，面对六七千人的大众，评价人物的优长短劣恐怕是不适宜的。当世大名士郭林宗、同郡蔡邕都很看重申屠蟠，后者称蟠“禀气玄妙，性敏心通”，“安贫乐道，味道守真”。蟠曾隐居过一段时间，“博贯五经，兼明图纬”。据蟠的秉性及学问推测，他的谈论当是谈学术。
又《后汉书》卷六二《荀悦传》说：“献帝颇好文学，悦与（荀）彧及少府孔融侍讲禁中，旦夕谈论。”此处文学的含义广泛，经学、哲学、史学、诗赋都可以称文学。荀悦、荀彧、孔融在禁中日夕谈论，当亦以谈学术为主。
上文曾引《蜀志》说，简雍、糜竺、孙乾，是“刘表坐谈客耳”。刘表年轻时受学于同郡王畅，为汉末名士，党锢人物。光和七年（184）党禁解除，刘表受大将军何进征辟，推荐入朝，出任北军中侯。初平元年（190），刘表任荆州刺史，用心治理荆州。荆州本来就是文化底蕴深厚的地方，地理位置也非常好。在刘表治理下，社会相对安定，文化氛围很浓。中原地区的文士，为逃避祸乱，纷纷来到荆州，形成一个著名的学术文化中心，代表学者有宋衷、綦毋闿、司马徽等。这是一批传统学术的革新者，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是重定五经，即编一个五经的新版本。他们谈五经同异，谈《易》注，谈太玄，对魏晋玄学的形成及清谈产生直接的影响。
二、谈理。
谈理之“理”，应该作广义的理解，或是哲理，或是学理，或是人理。上文引《后汉书》卷八〇下《文苑·郦炎传》：“言论给捷，多服其能理。”能理之“理”，很难确知具体所指。《世说·言语》前面几个故事，记汉末的谈理，已同魏晋清谈不存在本质的区别。例如《言语》七记荀慈明（爽）与袁阆相见，袁问颍川人士。慈明先言及诸兄。袁笑曰：“士只是因为亲旧能如此吗？”意思说，岂能是亲旧就说是颍川优秀人士呢？荀问袁：“足下责问我，依据的是什么经典？”袁说：“刚才问颍川人士有无国士，你却先及诸兄，所以我责问你。”荀回答说：“昔者祁奚内举不失其子，外举不失其仇，以为至公。公旦《文王》之诗，不论尧舜之德，而颂文武者，亲亲之义也。《春秋》之义，内其国而外诸夏，且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不为悖德乎！”袁阆与荀爽之间的问答，是谈论人才荐拔中的两大问题：一是不论内举、外举，都应以“至公”为准则；二是“亲亲之义”，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是为“悖德”。荀爽解释自己推举诸兄为颍川人士，是合乎《春秋》经义的。这个故事，提供了汉末谈理的具体、生动的例子。两人所谈的理，属于儒家推崇的荐举人才之理，并非形上之理。“亲亲之义”合乎人性法则，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违背了人性，属于“悖德”。荀爽的回答，蕴含了深刻的哲理，没有理由把这种谈论排斥在清谈之外。
三、“处士横议”。
后汉的“处士横议”，首先是一种政治性极强的时政评论。其次是名士的互相标榜，推举一批以大名士为核心的“清流”，对抗污浊的宦官集团。后汉桓、灵之世，宦官专权，政治黑暗至极。怀抱儒家清明政治理想的官吏与许多正直的读书人，羞与荒政及宦官为伍，遂出现“处士横议”的舆论狂潮，激烈批评朝政和评论公卿。
激烈批评当代政治的言论，很快传入太学。太学生与主持风教的大名士结合起来，品题人物，危言深论，引领并主导了当代的社会舆论及评价准绳。《党锢列传》序说：“……因此流言转入太学，诸生三万余人，郭林宗、贾伟节为其冠，并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学中语曰：‘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又勃海公族进阶，扶风魏齐卿。并危言深论，不隐豪强。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后汉书》，页2186）以大名士李膺、陈蕃为领袖，以太学生为主力，形成强大的舆论潮流，强烈冲击王朝的污浊政治，引起桓帝震怒，宦官反扑。腐朽势力开动暴力机器，大肆逮捕党人。先后二次党锢之祸，蔓衍二十余年，天下善士几乎全部遭殃。这是中国历史上士人言论与专制政体最严重的一次冲突，证明“处士横议”过分激烈，超过了统治者的容忍度，必然会引起严重后果。
桓灵之际的“处士横议”深度参与当代政治，郭太在当时就意识到危言深论的极大风险，因此言谈有意远离现实，转向谈论抽象问题。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说：“大抵清谈之兴起，由于东汉末世党锢诸名士遭政治暴力之摧压，一变其指实之人物品题，而为抽象玄理之讨论，启自郭林宗，而成于阮嗣宗，皆避祸远嫌，消极不与其时政治当局合作者也。”（《金明馆丛稿初编》，页181）指出了郭太不谈现实政治，转变了当时的“危言深论”，开辟了抽象谈论的新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称郭太是魏晋清谈的先驱，是符合事实的。后汉党锢之祸深刻影响后世知识者的言论自由，使其意识到批评当代政治过分激烈，势必为世主所不容，遭到政治暴力的摧压。魏晋清谈到后来，一般都离现实较远，罕见直接批评朝廷及时政，无疑吸取了东汉党锢之祸的教训。可是，“互相题拂”以为称号的风气，譬如指天下名士为“三君”“八俊”“八顾”之类，则一直沿袭到魏晋清谈中大量存在的题目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