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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论经义，是魏晋清谈的起源之一。经，主要指儒家的经典，包括《诗》《礼》《论语》《周易》《春秋》。自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经典被赋予无可比拟的崇高地位，成为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名教依据的原典及治国方略。
讲经的形式大体上有两种：官方的与民间的。
官方讲经的最高规格是宫廷讲经，由皇帝组织和主持，召集大臣，有时也邀请著名经学家，展开问难与答辩，以期求得经典的奥义。前汉宫廷的讲经，姑且不论。后汉宫廷讲经，在光武帝、明帝、章帝时代最盛。《后汉书》卷七九上《儒林列传》说：光武中兴，爱好经学，四方学士莫不抱负坟策，云集京师。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建武中，某年正旦朝会，百僚毕集，光武帝令群臣能说经者，更相诘难，义有不通，夺其席以益通者。精通京房《易》的专家戴凭，“凭遂重坐五十余席”，京师为之语曰：“解经不穷戴侍中。”（《后汉书》，页2554）说经者胜则得席的解经形式，是传统讲经的创新。
章帝建初中，“时会京师诸儒于白虎观，讲论五经同异，使（魏）应专掌难问，侍中淳于恭奏之，帝亲临称制，如石渠故事。”
石渠故事在讲论经义的形式上有三大贡献：一是讲论五经同异，二是有人专掌难问，三是皇帝亲临，做辩论的裁定者。这种讲经的形式及程序，在后来的魏晋清谈中经常见到。
汉代的太学是国家的最高学府，讲经即是授课的内容和形式。建武五年（29），修起太学。中元元年（56），明帝即位，“飨射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后汉书》，页2545、2546）明帝坐着讲经，诸儒手执经卷在帝前问难。这种一人主讲，多人问难，主讲者解答的形式，以后成了魏晋清谈的主要形式。
后汉民间经师聚徒讲学，规模更大，受众更多。经师传授五经的盛况，在《后汉书·儒林传》里有集中反映。例如孙期，习《京氏易》《古文尚书》，“远人从其学者，皆执经垄畔以追之，里落化为仁让”。（《后汉书》，页2554）欧阳歙出身于传授《伏生尚书》的世家，在郡，教授数百人。济阳曹曾跟随歙受《尚书》，门徒三千人。（《后汉书》，页2556）。牟长亦精《尚书》，诸生听其讲学者常有千余人，著《尚书章句》，俗号《牟氏章句》。（《后汉书》，页2557）杨伦习《古文尚书》，后去职，讲授大泽中，弟子至千余人……（《后汉书》，页2564）后汉民间经学家聚徒授经场面之大，生徒之多，学子提出疑问，经师解惑释疑，绝不是后来三二名士促膝清谈可以比拟的。
后汉经学极盛，学派众多。即使同一经典，各家的解释也不同。譬如《诗》有《鲁诗》《齐诗》《韩诗》三家，《春秋》有《公》《穀》二传，《易》有京氏、费氏的不同。学派不同，党同伐异。家法师法，壁垒森严。互相攻难，讨论释疑，是势必会发生的事。这里仅举读、谈《春秋》的一例：章帝时孔僖与崔骃相友善，同游太学，习《春秋》，“因读吴王夫差时事，僖废书叹曰：‘若是，所谓画龙不成反为狗者。’骃曰：‘然。昔孝武皇帝始为天子，年方十八，崇信圣道，师则先王，五六年间，号胜文、景。及后恣己，忘其前之所善。’僖曰：‘书传若此多矣！’邻房生梁郁儳和之曰：‘如此，武帝亦是狗邪？’僖、骃默然不对。”（《后汉书》，页2561）孔僖、崔骃由《春秋》中吴王夫差时事，联想到汉武帝前期崇信圣道，后期恣欲忘善。这是典型的谈论前代史事和评论古代帝王，为魏晋清谈所继承。至于梁郁说“武帝亦是狗邪”，那是有意陷害僖、骃，另当别论。
盛极必衰。大致自汉桓帝始，经学至于极盛。同时，繁花如锦的经学初现衰败的景象。史载本初元年（146）之后，“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后汉书》，页2547）所谓“游学”，是指后汉中期之后，交游之风盛行，士子通过结交当代名流，获取社会名望或学术声誉，以利于个人的发展。京师的太学，集中了全国的老宿硕儒，青年才俊云集。四方学士，不远千里而至，寻找龙门捷径。太学既然是最高学府，学术的新变首先在太学发生，是不难理解的。新变的标志有二：一是“章句渐疏”，二是“浮华相尚”。两汉经学发展到后来，章句的繁琐是最大的弊病。小言破道，零碎、繁杂的训诂，淹没了经典的精义。而强调不偏离家法和师法，会堵塞学术创新的道路。这时，富有创造力的学者，抛开陈腐的章句之学，以独得的见解诠释经典。守旧的经学家则诮称这样的新变是“浮华”。“浮华”的主要罪名即是对经学传统的冒犯与突破。后来，魏明帝废黜一大批以《老》《庄》解释儒经的名士，罪名也是“浮华”。“浮华”的次要含义，是上文所说的太看重交游，交游的末流往往会互相题拂，虚名无实，甚至形成朋党。在魏晋清谈史上，“浮华”一词是贬义的，保留了后汉太学中“浮华相尚”的初始意义。
与“浮华”意义相近的是“游谈”。后汉桓帝时人周勰，少尚玄虚，先后举孝廉、贤良方正，又公车征，皆不应，杜绝人事，十有余年。到了延熹二年（159），才开门延宾，“游谈宴乐”。（《后汉书》卷六一《周勰传》，页2031）还有一个太学生仇览，入太学后，同郡符融有高名，与览比邻而居，宾客盈室。“览常自守，不与融言。融观其容止，心独奇之，乃谓曰：‘与先生同郡壤，邻房牗，今京师英雄四集，志士交结之秋，虽务经学，守之何固？’”仇览一本正经地说：“天子修设太学，岂但使人游谈其中！”高揖而去，不再与符融交谈。（《后汉书》卷七六《仇览传》，页2481）以上两例“游谈”，究竟指什么呢？
“游”，本义指人或物体在水中的浮游，引申为移动、不确定、不实无根、游览、休憩闲暇等意义。当“游”修饰语言、言辞时，如“游辞”“游谈”“游言”“游说”“游语”，多数偏于贬义，指言辞虚浮、议论无根。例如《易·系辞下》：“诬善之人其辞游。”孔颖达疏：“游谓浮游，诬罔善人，其辞虚漫，故言其辞游也。”《汉书》卷三六《刘向传》记刘向上书，称王氏擅权，“游谈者助之说，执政者为之言”。
游谈者即游说者，以虚浮之赞誉，助力王氏。《后汉书·仇览传》所记符融与仇览的对话，反映了当时太学生对传统经学的两种相反的看法。符融以为今京师正当英雄、志士有所作为的时机，你仇览守护经学有何用？仇览反驳之，以为太学就是修习经学的地方，不是让你们在这里虚谈、空谈的！两人的对话，反映出汉末经学正在发生的变化，即相当多的太学生不守传统经学，以浮词相尚。仇览则坚守传统而不变，批评太学诸生谈论经义，无根不实。他说的游谈，含义与“浮华”相近。
至于周勰的“游谈宴乐”，游谈指闲谈。游，义为游憩。《礼记·学记》：“故君子之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郑玄注：“游谓闲暇无事之游，然则游者不迫遽之意。”《论语·述而》：“依于仁，游于艺。”游谈，谓游于谈，即游憩于闲谈之中。
不论是后汉帝王主持的讲经，还是汉桓帝之后太学中崇尚浮华的“游谈”，都是魏晋清谈的源流。帝王亲自组织、主持的宫廷讲经的故事，在魏晋各个朝代都得到很好的传承。受到守旧的经学家批评的不讲章句、看似无根不实的“游谈”，其实孕育着经学研究的新方法，是魏晋学术新风的萌芽状态。传统的讲经、解经的原则与方法趋于没落的同时，谈论的内容宽泛了，精神自由了，遂常有会心的悟解，妙语连珠。凡此，萌发了魏晋清谈自由纵放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