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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和之初的清谈是魏晋清谈的一个高潮。荀粲、傅嘏、裴徽三人在京都的清谈，可能只是当时清谈的重要场景之一。同时，后来正始玄学清谈的重要人物如夏侯玄、何晏、邓飏等，都曾在太和初活跃一时，对魏晋玄学的形成作出过重要贡献。只是由于史料的佚失，后人无从得知夏侯玄、何晏等人清谈的具体情况。可知的是，太和四年（230），魏明帝禁浮华，废黜了一批名士，以致魏晋玄学的形成被阻缓了，京都方兴未艾的清谈，由此沉寂了将近十年。通过回顾与分析这次禁止浮华事件，可以探知所谓浮华的实质，以及被禁的原因。
关于魏明帝废黜浮华之士的史迹，见于《魏志·明帝纪》：（太和）四年春二月壬午，诏曰：
世之质文，随教而变。兵乱以来，经学废绝，后生进趣，不由典谟。岂训导未洽，将进用者不以德显乎？其郎吏学通一经，才任牧民，博士课试，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三国志》，页97）
在此前不久的太和二年（228），魏明帝下诏，强调“尊儒贵学”，“申敕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太和四年的诏令，再次宣示进用人才以经学优秀者为先，同时指出后生进趋仕途“不由典谟”的倾向，一律罢退浮华不务道本者。什么是浮华？浮华主要指“不由典谟”“不务道本”，其实就是不重经学。
诸葛诞，便是禁止浮华事件中的罢退者。《魏志·诸葛诞传》说：“（诞）与夏侯玄、邓飏等相善，收名朝廷，京都翕然。言事者以诞、飏等修浮华，合虚誉，渐不可长。明帝恶之，免诞官。”这里，浮华之罪除“不由典谟”之外，又增加了“合虚誉”。“虚誉”是指诸葛诞与夏侯玄、邓飏等相善，互相吹捧，获取名誉。此风影响朝廷上下，以至京都翕然。
再读《诸葛诞传》裴注引《世语》，浮华之风的含义及罢退的浮华之士就更具体清楚了：
是时，当世俊士散骑常侍夏侯玄、尚书诸葛诞、邓飏之徒，共相题表，以玄、畴四人为“四聪”，诞、备八人为“八达”，中书监刘放子熙、孙资子密，吏部尚书卫臻子烈三人，咸不及比，以父居势位，容之为“三豫”，凡十五人。帝以构长浮华，皆免官废锢。（《三国志》，页769）
《世语》所说的浮华，主要指名士“共相题表”，即互相称扬，为之题目，有“四聪”“八达”“三豫”之目。此次被免官废锢的名士有十五人。
《魏志·曹爽传》中，也列出了废黜的名士名单：
南阳何晏、邓飏、李胜，沛国丁谧、东平毕轨，咸有声名，进趣于时，明帝以其浮华，皆抑黜之。
裴注引《魏略》说：
初，（邓）飏与李胜等为浮华友，及在中书，浮华事发，被斥出，遂不复用……胜少游京师，雅有才智，与曹爽善。明帝禁浮华，而人白胜堂有四窗八达，各有主名。用是被收，以其所连引者多，故得原，禁锢数岁。
合以上数条史料可知，浮华的含义至少涉及三个重要方面，渊源有自，皆与汉末的风气有关。
一是学风上轻视经学的繁琐章句。这种浮华的学风，早在东汉的太学中就存在。《后汉书·儒林传》叙所谓“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是指传统的儒经章句之学渐渐不讲，多以自己的看法讲解经典。
二是言论华而不实，没有依据，不合义理。《后汉书》卷二五《鲁丕传》说：“难者必明其据，说者务立其义，浮华无用之言不陈于前。”难者指辩论中的问难者或驳论文，说者指辩论或论文的立论。言辞华而伪，不切实用。
三是交游成朋党，不讲原则，互相题目，获取虚誉，名实不符。这种风气，也是汉末交游盛行，互相标榜的遗风。《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说：“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顾’，次曰‘八及’，次曰‘八厨’，犹古之‘八元’‘八凯’也。”《魏志·王昶传》说：“人若不笃于至行而背本逐末，以陷浮华焉，以成朋党焉。浮华则有虚伪之累，朋党则有彼此之患。”可以肯定，当魏明帝听闻一批名士“共相题表”，有“四聪”“八达”等名目时，一定会联想到汉末党锢人物的互相标榜的风气。再有一件事直接刺激了明帝：夏侯玄自以为年轻俊美，知名当时，进见明帝时，与毛皇后弟毛曾并坐，觉得如玉树临蒹葭，不悦形于色。明帝亲见玄的狂妄无礼，左迁为羽林监。告密所闻与自己亲见，导致明帝愤而痛下杀手，禁锢了一大批浮华的名士。
太和四年明帝禁浮华，同他重视形名之学大有关系。《魏志·明帝纪》裴注引《魏书》，称明帝“好学多识，特留意法理”。显然，在学问上他与祖父曹操一脉相承。曹操是喜用法术的，晋初傅玄说：“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形名。”（《晋书》卷四七《傅玄传》）而且，曹操“纠乱以尚猛”（见《傅子》），用严刑峻法。《魏志·明帝纪》裴注引《魏略》说：“时明帝喜发举，数有以轻微而致大辟者。”这二句是明帝特留意法理的证据。可惜走了极端，用特务手段侦查臣子，常以轻微过失就处以重刑。以此“法理”治国治政，与儒家的仁政和道家的无为而治背道而驰。曹操固然“纠乱以尚猛”，毕竟网罗到不少人才。明帝却将形名之学引至偏重于法家的邪径，把“浮华”的帽子扣到许多才能之士的头上，无情打击之，禁锢罢退之。这种作风，与他的祖父相去亦已远了。
明帝与其父曹丕也不同。文帝慕通达，已有魏晋开放自由的新型人格特征，又是个典型的文士，是当时文坛与学术沙龙的当之无愧的领袖，经常与文学之士赋诗作文、辩论学术、品鉴人物，本人也校练名理。明帝则“与朝士素不接”（《魏志·明帝纪》裴注引《世语》），臣下难见其面。由此推测，他与文学之士的关系，必定十分隔膜。既然与朝士素不接，不了解臣下的情况，却又喜欢“发举”，以示自己明察秋毫，无幽不烛。结果，揭发、举报必然成为获取讯息最主要的来源，诬告、陷害也就无法避免。上文引裴松之注引《世语》说，明帝禁浮华，而人白李胜堂有四窗八达，各有主名，于是逮捕胜，牵连出不少人。“人白”者，便是告密者。上有明帝“喜发举”，下必有告密者。故完全有理由说：史称诸葛诞、夏侯玄、邓飏等“修浮华，合虚誉”，可能确有言论、行为不检点之处，但这种夸大其词的罪名，恐怕是历史的另一种真实。
然则，我以为更具意义的历史真实，还是在揭示魏明帝禁浮华的深层原因，以及这一事件对魏晋玄学与清谈产生怎样的影响。
如上文所说，魏明帝“特留意法理”，这一学术理念，乃是他禁浮华的主因。“魏武初霸，术兼名法”。随后，王粲、傅嘏、卢毓等校练名理。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形名学逐渐转变为形上的名理学。黄初之末，太和之初，以荀粲、傅嘏、裴徽为代表的清谈人物，已在谈论《易》《老》《庄》的虚无玄远之理，离质实的儒家经学已有相当距离了。魏明帝偏重法理，既背离了“术兼名法”的家学，又不理解“校练名理”必然导致的虚无之学的学术走向，斥责夏侯玄、何晏、邓飏等人清谈为浮华。也不理解汉末以来新的人物审美，指责名士们的交游与品题为“合虚誉”。可见，禁浮华的实质，乃是对玄学的萌芽状态和汉末以来新的人物审美的全然不理解。
魏明帝禁浮华，是对魏初清谈的压抑和打击。对此，研究者已成共识。
不过，京都清谈基本沉寂，不等于京都以外的情况也是如此。譬如在冀州管辂谈《易》，多数发生在魏明帝时期。再说，京都公开的清谈和交游不得不停止，而个人私下的学术研究仍可进行。例如明帝时何晏为冗官，有很多的闲暇时间，又正值风华正茂的青年时期，不可能闭门无所事事。他的一些重要著作如《老子注》《论语集解》，是完全有可能始撰于正始之前的。夏侯玄的《本玄论》不知作年，他在正始年间长期戎马在外，曹爽集团于正始之末被诛灭后，他为避祸计，不蓄笔砚，以此推测，《本玄论》也有可能作于魏明帝时。魏晋玄学作为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发展阶段，虽以正始玄学为成熟的标志，但在正始之前，走过了长达数十上百年的历程，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出现。从汉末的《易》学变迁，到魏初王粲、傅嘏校练名理，再到荀粲谈虚无玄远，夏侯玄作《本玄论》，魏晋玄学由萌芽而至渐渐成熟。魏明帝时期十余年间，是不可忽略的重要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