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周易》是群经之首，最具哲学意味，深受历代学者重视。两汉《易》学有施雠《易》、孟喜《易》、梁丘贺《易》、京房《易》、费直《易》、高相《易》。施、孟、梁丘、京氏四家皆立博士（见《后汉书》卷七九上《儒林列传》）。汉晋之际，经学大多衰微，《易》学却特盛，传授者、著述者不绝于世，著名的易学家有马融、郑玄、荀爽、宋衷、虞翻、王朗等，各家解《易》多不同。众所周知，魏晋清谈最主要是谈“三玄”，即《易》《老》《庄》，谈《易》最早也最普遍。
魏初谈《易》最著者是管辂。管辂，《魏志》有传，归在方伎一类，视管辂为著名术士。《魏志·管辂传》说：辂自称“本命在寅”。又说辂于正元三年（256）二月卒，年四十八
。由此推算，管辂生于建安十五年庚寅（210）。
《管辂传》裴注引《辂别传》说，辂年八九岁，便喜仰视星辰。“及成人，果明《周易》，仰观、风角、占、相之道，无不精微。”又记辂父为琅邪即丘长，“（辂）时年十五，来至官舍读书。始读《诗》《论语》及《易》本，便开渊布笔，辞义斐然。于时黉上有远方及国内诸生四百余人，皆服其才也。”按，辂时年十五岁，则在魏文帝黄初四五年（223—224）间。又记琅邪太守单子春，大会宾客百余人，座上有能言之士。子春与辂清谈，“于是唱大论之端，遂经于阴阳，文采葩流，枝叶横生，少引圣籍，多发天然。子春及众士互共攻劫，论难锋起，而辂人人答对，言皆有余。至日向暮，酒食不行。子春语众人曰：‘此年少，盛有材器，听其言论，正似司马犬子游猎之赋，何其磊落雄壮，英神以茂，必能明天文地理变化之数，不徒有言也。’于是发声徐州，号之神童”。
以上《辂别传》所记，信息量很大，是了解魏初谈《易》的难得的资料。价值所在，约有数端：
1．管辂尊崇儒家经典。辂自称始读《诗》《论语》及《易》本，行为恪守儒家的忠孝信义，鄙弃“士之浮饰”，对于《老》《庄》，似不经意。可见，他不同于何晏、王弼一类口谈虚无的玄学家。
2．管辂至“官舍读书”的“官舍”，是指州郡所办的学校。来自远方及国内四百多人，规模并不小。《魏志·文帝纪》载：黄初五年，夏四月，“立太学，制五经课试之法，置《春秋》《谷梁》博士”。《魏志·王肃传》裴注引《魏略》说：“至黄初元年之后，新主乃复，始扫除太学之灰炭，补旧石碑之缺坏，备博士之员录，依汉甲乙以考课。申告州郡，有欲学者，皆遣诣太学。太学始开，有子弟数百人。至太和、青龙中，中外多事，人怀避就，虽性非解学，多求诣太学，太学诸生有千数。”虽然太学的生源质量不高，但有胜于无，多少能推进文化建设，有利于学术的发展。
3．单子春善清言。后世熟知正始及东晋的清谈名士，而对魏初清谈人物就生疏多了。其实，魏初清谈之盛及谈士之多，远超后人的想象。读《辂别传》可知，单子春是琅邪郡清谈的领袖人物，大会宾客百余人，“坐上有能言之士”，即清谈之士。
4．管辂与单子春清谈内容及程序。辂谦言：“未能上引圣人之道，陈秦汉之事，但欲论金木水火土鬼神之情耳。”子春回答：“此最难者，而卿以为易邪？”从两人对话可知，这次清谈不谈历史，而《易》卦象及占卜之论，义理精微，故子春说：“此最难者。”清谈程序也可得而知。先是“唱大论之端”。端，清谈的发端，即先标明所谈论题的宗旨，在《世说新语》里被称为“叙致”——叙述所论问题的大旨、纲要。尔后“遂经于阴阳，文采葩流，枝叶横生，少引圣籍，多发天然”。“阴阳”是《周易》的基本原理，《系辞》所谓“一阴一阳谓之道”，乾坤两卦及以外的各卦，都是一阴一阳的对立。“文采葩流”二句形容管辂言辞华美，如枝叶映花。“少引圣籍”二句说管辂辩论少引经典，独发自得之妙。引经典是拾古人牙慧，发天然则自出机杼，不复依傍。汉末经学的新学风是抛弃原先的章句之学，而以己意说经。管辂“少引圣籍，多发天然”，显然是汉末新学风的继承者，与稍后王弼一批玄学家的作风并无不同。而“子春及众士互共攻劫”以下几句，描写众能言之士一起问难，而管辂一人答对，舌战众人，仍绰有余裕。众人一直谈至傍晚，废寝忘食。
5．管辂清谈的特色。单子春末了赞美管辂的辩论“似司马犬子游猎之赋，何其磊落雄壮”。司马犬子指前汉著名赋家司马相如，犬子乃是相如小名。“天子游猎之赋”，指相如《子虚赋》，描写天子游猎，千军万马，场面宏大，而辞藻磊落雄壮。子春以司马相如游猎之赋，状管辂的清谈，辞藻壮丽，规模宏伟，极其铺陈之能事。子春又赞管辂“必能明天文地理变化之数，不徒有言”。言，与象一样，属于尽意的工具。数，理也，犹今语规律也，法则也。如果说似天子游猎之赋尚属于谈论的言辞之美，则“明天文地理变化之数”，是从哲学意义上阐明天地变化的规律，显现至微之理。子春赞美管辂谈《易》，已经超越言象的阶段，进入幽渺的理境。
管辂去京师之前，曾在冀州许多地方谈《易》。《辂别传》说：利漕民郭恩，字义博，“有才学，善《周易》《春秋》，又能仰观。辂就义博读《易》，数十日中，意便开发，言难逾师”。又说辂“占黉上诸生疾病死亡贫富丧衰，初无差错，莫不惊怪，谓之神人也”。此事在管辂父为利漕令时，辂当时可能年未及冠。管辂读《易》数十日就超过其师，对郭恩说：“君但相语墟落处所耳，至于推运会，论灾异，自当出吾天分。”语墟落处所，属于卦象；推运会，论灾异，入于精微。管辂与单子春谈《易》“多发天然”，这里自言“自当出吾天分”，可见管辂议论精微，源于天分之高。一年之后，师徒易位。“义博反从辂问《易》及天文事要义。博每听辂语，未尝不推机慷慨，自言登闻君至论之时，忘我笃疾，明暗之不相逮，何其远也。”平庸与天才，相去何啻天壤。
《辂别传》又记辂与鲍子春谈《易》。鲍子春为列人令，有明思才理，与辂相见，说：“闻君为刘奉林卜妇死亡日，何其详妙。试为论其意义。”辂论爻象之旨，说变化之义，若规圆矩方，无不合也。子春自言：“吾少好谭《易》，又喜分蓍，可谓盲者欲视白黑，聋者欲听清浊，苦而无功也。听君语后，自视体中，真为愦愦者也。”显然，子春也是《易》学家。管辂论爻象之旨意，说变化之义，是论《易》之象数的哲学意义。
《辂别传》又记辂与安平太守王基谈《易》：“基与辂共论《易》，数日中，大以为喜乐，语辂言：‘俱相闻善卜，定共清论。君一时异才，当上竹帛也。’”当时，信都令家妇女惊恐，又大家生病，王基就管辂筮之。辂说，君北堂西头地下，有二具男尸云云。于是掘地，徙男尸埋葬于城外，家中皆病愈。王基赞管辂：“吾少好读《易》，玩之以久，不谓神明之数，其妙如此！”于是从辂学《易》。最后未成，说是“此是天授，非人力也”。学问固须时日，殚精竭虑，人力不可少。然进入精微玄妙的至高境界，确实非人力所济，须天授奇才方可。清谈与玄学的历史一再证实，唯有天才方能开辟学术新境。
《魏志·管辂传》及注引《辂别传》中，有两次清谈的场面最令人印象深刻：一次是管辂与琅邪太守单子春谈《易》，已见上述；再一次是同馆陶令诸葛原谈史。《辂别传》说：
诸葛原字景春，亦学士，好卜筮，数与辂共射覆，不能穷之。景春与辂有荣辱之分，因辂饯之，大有高谭之客。诸人多闻其善卜、仰观，不知其有大异之才，于是先与辂共论圣人著作之原，又叙五帝三王受命之符。辂解景春微旨，遂开张战地，示以不固，藏匿孤虚，以待来攻。景春奔北，军师摧衄，自言吾睹卿旌旗、城池已坏也。其欲战之士，于此鸣鼓角，举云梯，弓弩大起，牙旗雨集。然后登城曜威，开门受敌，上论五帝如江如汉，下论三王如翮如翰。其英者若春华之俱发，其攻者若秋风之落叶。听者眩惑，不达其义；言者收声，莫不心服。虽白起之坑赵卒，项羽之塞濉水，无以尚之。于时客皆欲面缚衔璧，求束手于军鼓之下。辂犹总干山立，未便许之。
《辂别传》以上所记，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清谈发生在诸葛原升迁祖饯时，“大有高谭之客”，座上谈客很多。由此可见，当时能清谈者不少，这是清谈普遍的基础。二是这次清谈“论圣人著作之原，又叙五帝三王受命之符”。前者论圣人为什么著作，涉及儒家经典的起源。后者论五帝三王受命的符瑞，即天授君权。总体而言，是谈历史。谈史，是当时清谈的主要题目之一。三是描写清谈的激烈过程，以攻守之战喻之。这段描写占了很大部分，意在突出管辂谈论水平之高，当时无出其右。借此可以大致还原当时清谈的场面。
先是诸葛原发谈端，谈的题目是“论圣人著作之原，又叙五帝三王受命之符”。管辂理解诸葛原旨意后回应，“遂开张战地，示以不固，藏匿孤虚，以待来攻”，故意露出破绽，等待对方的攻难。“景春奔北”写诸葛原失败经过：起初看到管辂战旗、城池好像已坏，战士鸣鼓角、举云梯、起弓弩，奋力攻城。管辂一方则开门迎敌。“然后登城曜威”以下写管辂辞锋凌厉。“如江如汉”，喻管辂言辞如长江、汉水，滚滚滔滔。“如翮如翰”，喻管辂气势如振翮之鸟，高不可及。“听者眩惑，不达其义，言者收声，莫不心服”四句写听者、言者的反应。义理精微，故“听者眩惑，不达其义”；辞义兼胜，故“言者收声，莫不心服”。在管辂谈锋面前，座中谈客个个一败涂地。
辩论一般都分攻难两方，似两军对垒，双方军阵。问难者犹攻，答辩者犹守，故以攻战形容辩论与清谈是最贴切生动的。《辂别传》可能是最早以攻战形容清谈双方的文字。两晋之后的清谈，以攻战形容之，就常见了。例如东晋刘琰与殷浩清谈，刘居下风，殷说：“唉，你何不重起，修缮云梯仰攻呢！”（《世说·文学》二六）又殷浩偏精才性，言及《四本》，便若汤池铁城，无可攻之势（《世说·文学》三四）。《辂别传》详细描写管辂与诸葛原的清谈，颇具文学意味，后人读此，遐想当年清谈的生动场面，岂不妙哉！
管辂是魏代谈《易》的最著名人物。《魏志·管辂传》及注引《辂别传》，记录了以管辂为中心的谈《易》盛况，是研究魏晋清谈史的宝贵资料。管辂的活动时间始于黄初之末，终于高贵乡公曹髦正元三年（256），前后长达三十年。这里论魏初清谈，管辂在正始年间的清谈，后文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