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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评论起源甚早，在汉代是察举和征辟的重要依据。汉末之后的人物评论渐由质实趋于抽象，由此成为中古美学发展的主流，深刻影响到政治、哲学以及文学艺术。
前已言及，汉末以许劭、郭太为代表的人物品题，是当时士人追逐声名的极致表现。其末流，必然产生名不副实的弊病，以至影响到选拔人才制度。魏国初建，形名之学盛行，出现不少校练名理的著作，其中的大宗是人物评论，既评论历史人物，也评论当代人物。评论人物，也是当时谈论的主要题目之一。
魏文帝曹丕、魏明帝曹叡，论治国用兵之才远不如曹操，而文采风流，在古代帝王中不多见。尤其是曹丕，陈寿评曰：“文帝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自建安十六年（211）为五官中郎将后，曹丕成为曹魏文士集团的中心人物。他自少爱好文学，以著述为务，所著《典论》、各种诗赋百余篇。又召集文士撰集类书《皇览》。《魏志·文帝纪》裴注引《魏书》，非常具体地记载了曹丕为中心的清谈和著述活动：“集诸儒于肃城门内讲论大义，侃侃无倦。常嘉汉文帝之为君，宽仁玄默，务欲以德化民，有贤圣之风。时文学诸儒，或以为孝文虽贤，其于聪明，通达国体，不如贾谊。帝由是著《太宗论》曰（下略），以为‘贾谊之才敏，筹划国政，特贤臣之器，管、晏之资，岂若孝文大人之量哉！’”“他日又从容言曰：‘顾我亦有所不取于汉文帝者三：杀薄昭，幸邓通，慎夫人衣不曳地，集上书囊为帐帷。以为汉文俭而无法，舅后之家，但当养育以恩，而不当假借以权，既触罪法，又不得不害矣。’”又《魏志·王肃传》裴注引《魏略》说：魏文帝嘉薛夏之才，“帝每与夏推论书传，未尝不终日也”“其后征东将军曹休来朝，时帝方与夏有所咨论，而外启休到，帝引入。坐定，帝顾夏言之于休曰：‘此君，秘书丞天水薛宣声也，宜共谈’”。以上所说的“推论书传”“咨论”“共谈”，皆指清谈。读此，可见魏初文帝与文学诸儒清谈的具体场面及著述风气之盛。文帝所著《太宗论》，应该是与文学诸儒清谈之后再整理成文。由此我疑心当时的一些论文，有可能是清谈之后的整理及写定（此点详后面有关章节）。在许多情况下，清谈与著述是一体的，只是形式不同而已。《太宗论》评历史人物汉文帝与贾谊，发思古之幽情，其实有当代意义。《魏书》说：“三年之中，以孙权不服，复颁《太宗论》于天下，明示不愿征伐也。”曹丕赞美汉文帝，后又说我不取汉文帝者三，其意是“欲秉持中道，以为帝王仪表者如此”，仍有另外的现实用意。
上文引用过的刘祯《赠五官中郎将》诗及应瑒《公宴》诗可与上面所引《魏书》叙写的清谈场面相印证，说明魏初以曹丕为领袖的文学诸儒清谈及著述风气之盛。
魏初有关人物评论的著述尚存的有曹丕《论太宗》《论孝武》《论周成汉昭》，曹植《汉二祖优劣论》《成王汉昭论》，陈群《汝颍优劣论》，夏侯玄《乐毅论》。这些论文多数论历史人物的优劣长短，也有少数论不同地域人士的优劣，例如陈群《汝颍优劣论》当是评论汝颍二地的历代名士。人物评论的专书有曹丕《士操》一卷，刘劭《人物志》三卷，姚信《士纬新书》十卷、《姚氏新书》二卷，卢毓《九州人士论》一卷，佚名《通古人论》一卷。今尚存刘劭《人物志》，其余皆亡。
卢毓《魏志》有传。他的奏论皆近名法家言。魏明帝时，“举中书郎，诏曰：‘得其人与否，在卢生耳。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也。’毓对曰：‘名不足以致异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后有名，非所当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识异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为职，但当有以验其后。故古者敷奏以言，明试以功。今考绩之法废，而以毁誉相进退，故真伪浑杂，虚实相蒙。’帝纳其言，即诏作考课法……毓于人及选举，先举性行，而后言才。黄门李丰尝以问毓，毓曰：‘才所以为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称之有才而不能为善，是才不中器也。’丰等服其言。”（《三国志》，页651、652）盖魏明帝深知名实未必相符，故说“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魏志·明帝纪》裴注引《魏书》说：明帝“好学多识，特留意于法理”。可见，明帝与父祖相同，也注重名法家言。至于卢毓解释为什么“名不足以致异人，而可以得常士”，则是校练名理，而归结于考课。这再次说明，名法家的宗旨相同。景初中，明帝下诏刘劭作《都官考课》，显然是采纳了卢毓考绩的建议。
更值得注意的是，卢毓论人及选举，“先举性行，而后言才”，再有他与李丰的对话，说明他是魏初重要的才性论者。性行者，指人之本性及道德行为。才者，谓才力、才能。卢毓论人，先察其本性及道德行为，而后论其才力和才能，把人之性情置于第一位。由卢毓回答李丰数语看出，他是才性的统一论者，与傅嘏一样，主张才性同或才性合。由卢毓的才性论推断，至迟在魏明帝时，“才性四本”就已成为清谈家的重要论题，在选拔人才方面起着实际作用。这里仅举一例：《魏志·刘劭传》裴注引《庐江何氏家传》说：魏明帝时，谯人胡康年十五，以异才见送，诏特引见，号为“神童”。明帝问秘书丞何祯：“康才如何？”祯回答：“康虽有才，性质不端，必有负败。”后胡康果以过见谴。此例说明当时以才性论人的现象很普遍，原因是才性论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再说刘劭。刘劭是魏晋玄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其他有关人物评论的著作皆不传，唯有《人物志》完整地留存天地间（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无论对于刘劭本人，还是对于魏初学术，都是一种幸运。从学术意义而言，《人物志》是魏正始之前研究人物才性的代表作，属于宝贵的文献资料，借此可以探知人物评论如何从具体进入精妙。
刘劭，《魏志》有传，生卒年不详
。著有《乐论》四篇、《法论》十卷、《人物志》三卷。今存《人物志》共十二篇，有凉刘昺注本。
《人物志》写作年代不知。大约在魏明帝青龙中，诏书博求众贤。散骑侍郎夏侯惠荐刘劭，赞誉劭说：“故性实之士服其平和良正，清静之人慕其玄虚退让，文学之士嘉其推步详密，法理之士明其分数精比，意思之士知其沉深笃固，文章之士爱其著论属辞，制度之士贵其化略较要，策谋之士赞其明思通微。”又说：“臣数听其清谈，览其笃论，渐渍历年，服膺弥久。”（《三国志·魏志·刘劭传》，页619）夏侯惠所言“清静之人”如何，“文学之士”如何，“法理之士”如何，正是《人物志》所论的人之“流业”，即性分各殊，才能有偏，各有志业，其语言形式也近于《人物志》。夏侯惠又说，数听刘劭“清谈”，“览其笃论”。“清谈”“笃论”的内容，很可能就是《人物志》。《魏志·刘劭传》说，劭正始中，执经讲学，不久卒。此时刘劭大概已年老，不再著述。据刘劭生平行事及夏侯惠所言，《人物志》大概作于青龙、景初年间，时在正始之前。
关于《人物志》的内容、旨意以及在魏晋玄学史上的地位，汤用彤《读〈人物志〉》一文论之甚详
。今承汤先生所论，再简略评述《人物志》论人重情性、学术旨归以及思想渊源。
《人物志》第一篇《九征》，起笔就说：“盖人物之本出乎情性，情性之理甚微而玄，非圣人之察，其孰能究之哉！凡有血气者，莫不含元一以为质，禀阴阳以立性，体五行而著形。”以为人的根本出于情性，情性之理非常精妙玄远，非圣人不能究之。情性之性，乃禀之自然而生。自然指元气（或言太一）及由此而生的阴阳五行。《易·系辞上》：“一阴一阳谓之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人含元气而生，元气是物质世界的生成之源，虽不可见其形状，但可理解为“有”。人之情性，也就是人之个性、性情、气质、脾气。人之禀赋不同，情性也各不相同，或性急，或性缓，或性善，或性恶，或爽朗，或忧郁……何以至此？这个问题太精深玄妙，入于无形之域，极难解释。刘劭说是“非圣人不能究之”，意思就是子贡所说：“夫子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性与天道，关乎人性及宇宙，是最精微玄妙的领域，孔子不说，故亦不传。
刘劭之前的人物品题，大多根据人的品性及行为的具象而定，例如东汉乡评及士林月旦题目，依据人物的孝廉行为，或者人物的学问、品格、能力而论。至汉末，人物评论开始进入审美之域，注意人的神情、气质、风度、韵致，抽象而难言，只能以外物形容之，例如“似云中白鹤”“松下清风”之比。至于不同情性与种种外在表现之间的关系，等同于“性与天道”，难言而不可得而闻。
刘劭《人物志》详论人之情性，校练名实二者之间的关系，由有形入于无形，由无形解释有形。例如《九征》说：“五常既备，包以澹味。五质内充，五精外章，是以目彩五晖之光也。故曰物生有形，形有神精，能知精神，则穷理尽性，性之所尽，九质之征也。然则平陂之质在于神，明暗之实在于精。”这段话最值得注意之处是揭示人之形与神的关系，形外神内，能知人的精神，才能穷理尽性。换言之，人的精神活动，才是人性显露的终极原因。汤用彤《读〈人物志〉》说：“汉魏论人，最重神味。”指出汉魏鉴赏人物重人之神韵的特点，这是大体不错的，然有些笼统。汉末论人，仍以道德、才具、能力为依据的鉴赏为普遍，例如许劭目曹操“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世说·识鉴》一刘孝标注引孙盛《杂语》）；陈蕃目周子居“真治国之器，譬诸宝剑，则世之干将”（《世说·赏誉》一）；谢子微目许子政曰“若许子政者，有干国之器，正色忠謇，则陈仲举之匹；伐恶退不肖，范孟博之风”（《世说·赏誉》三）。同时，论人开始注重人物的气质与神韵，譬如“世目李元礼，谡谡如劲松下风”（《世说·赏誉》二）。此种人物品题简约、抽象，只可意会，难以言传，具有审美意义。不过，多数人只能欣赏这种品题的“神味”，却很难解释何以有这样的“神味”。刘劭《人物志》则探寻到了人物的神味的根本来源，即是情性。以人的情性各异，解释人之形神的种种差异，从而使人物评论上升到高度的理论概括，远非汉末只言片语的品题能比。
《人物志》第二篇《体别》论体性之不同。体，即性也。体别，是人性的别裁。此篇分析不同体性之人的长短、得失：“是故厉直刚毅，材在矫正，失在激讦。柔顺安恕，每在宽容，失在少决。雄悍杰健，任在胆烈，失在多忌。精良畏慎，善在恭谨，失在多疑。强楷坚劲，用在桢干，失在专固。论辨理绎，能在释结，失在流宕。普博周给，弘在覆裕，失在混浊。清介廉洁，节在俭固，失在拘局。休动磊落，业在攀跻，失在疏越。沉静机密，精在玄微，失在迟缓。朴露径尽，质在中诚，失在不微。多智韬情，权在谲略，失在依违。”条分缕析各种情性之人的长短得失。以下再分析“强毅之人”“柔顺之人”“雄悍之人”等十二种不同情性之人的长短，辨别何种性格的人，偏长于何事，偏短于何处，用其所长，避其所短。
《人物志》第九篇《八观》。刘昺题注说：“群才异品，志各异归。观其通否，所格者八。”意谓群才个性不同，情志亦异，人物情性或通或否，由八个方面观之。这里仅举八观的第三观——“观其志质以知其名”，来看刘劭如何校练名理至于精微的地步。
何谓观其至质以知其名？凡偏材之性，二至以上，则至质相发而令名生矣。是故骨直气清，则休名生焉；气清力劲，则烈名生焉；劲智精理，则能名生焉；智理强悫，则任名生焉；集于端质，则令德济焉；加之学，则文理灼焉。是故观其所至之多少，而异名之所生可知也。
以上一段分析观察人之气质。名由气生，气质不同，则名亦异样。“休名”“烈名”“能名”“任名”“令德”“文理”等种种休名，皆由“偏才之性”相发而生。名由实生。实，情性也。刘昺注：“寻其质气，览其清浊，虽有多少之异，异状之名断可知之。”只要寻人物之气质，察人物之气的清浊，则名之状及名之所由生，是可以察之的。
《人物志》属于名法家言，循名责实，校练名理，学术旨趣与傅嘏《才性论》等相同。全书以名法家思想为主，兼用儒家、道家。《四库总目提要》说：“盖其学虽近乎名家，其理则弗乖于儒者也。”
《人物志》原序，满篇都是赞美圣人之辞：“是以圣人著爻象，则立君子小人之辞。叙诗志，则别风俗雅正之业。制礼乐，则考六艺祗庸之德。躬南面，则援俊逸辅相之材，皆所以达众善而成天功也。天功既成，则并受名誉。是以尧以克明俊德为称，舜以登庸二八为功，汤以拔有莘之贤为名，文以举渭滨之叟为贵。由此论之，圣人兴德，孰不劳聪明于求人，获安逸于任使者哉……是以敢依圣训，志序人物。”以古代圣人选拔贤才的历史，论证评论人物的重要，并且标举《人物志》，是依从“圣训”而作。
《人物志》十二篇中，讲到儒家的不少。例如第九篇《八观》：“何谓观其爱敬以知通塞？盖人道之极莫过爱敬，是故《孝经》以爱为至德，以敬为要道。《易》以感为德，以谦为道。《老子》以无为德，以虚为道。礼以敬为本，乐以爱为主。然则人情之质有爱敬之诚，则与道德同体。动获人心，而道无不通也……何谓观其聪明以知所达？夫仁者德之基也，义者德之节也，礼者德之文也，信者德之固也。”《四库总目提要》指出，《人物志》虽出于名家，其理则弗乖于儒者。所说良是。
《人物志》也兼用道家。汤用彤《读〈人物志〉》说：“卑弱自持，为刘劭教人立身之要道……而书末竟加有《释争》一篇，则其于《老子》之说深为契赏，可以知也。”汤先生所说亦是。在《人物志》中，儒道是融合的。《释争》一篇融合儒家的“谦德”与《老子》的处下不争。起笔就说：“盖善以不伐为大，贤以自矜为损。是故舜让于德而显义登闻，汤降不迟而圣敬日跻。”文中又说：“是以君子举不敢越仪准，志不敢凌轨等，内勤己以自济，外谦让以敬惧，是以怨难不在于身，而荣福通于长久也。”“《老子》曰：‘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彼君子知自损之为益，故功一而美二。小人不知自益之为损，故一伐而并失。由此论之，则不伐者伐之也，不争者争之也，让敌者胜之也，下众者上之也。”以儒家之谦德，合道家之不争，作为君子立身处世的要道。综上所述，《人物志》以名法家为主干，辅以儒道，很典型地反映出魏初各种传统思想的复活。
刘劭《人物志》是魏初学术与清谈的标本。由于傅嘏、王粲校练名理的论文大多不传，如果不读《人物志》，则对如何校练名理的学术形态仍会模糊难明。《人物志》完整地保存了当时校练名理的原始面貌，后世学者可以借此推知，傅嘏《才性论》校练名理的形态，一定同《人物志》相去不远。
《人物志》虽为现实政治而作，但已基本脱离具体人事的评价，由人之情性入手，进行抽象的概括、综合、分析、推理，进入精微的领域。魏初的清谈，也应该是这样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