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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事物都有由盛变衰的过程，学术同样如此。鼎盛于两汉的经学，自后汉中期开始衰落。至汉末，《易》学、《老子》依旧流行，儒学却大不如昔。沉寂数百年的形名家、法家、纵横家、兵家，则应着新时代的政治现实的需要，复活而至兴盛。学术的辩论风气更趋活跃，谈论的题目更广泛，预示着新学术、新学风的到来。
魏初学术，以形名家为主。形名家是战国诸子百家之一。形名问题，即是名实问题，循名责实，与法家似殊道实同归。刘勰《文心雕龙·论说篇》说：“魏武初霸，术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练名理。”以为曹操兼用名家和法家，傅嘏、王粲是校练名理的代表。《魏志·武帝纪》陈寿评曰：“（太祖）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申商，指战国时申不害和商鞅，为法家的代表人物。韩白，谓名将韩信、白起。陈寿以为曹操杂用法家和兵家。曹操术兼名法，用意是纠正汉代选拔人才名实不符的弊病，为统一天下网罗才智之士。
汉代取士制度有两途：察举和征辟。前者是乡里的评论和推举。某人品德优秀，乡论以为佳士，就由乡里荐之州郡，送上仕途。后者是朝廷或官府的征召。某人有令名，声达州郡或朝廷，就征召做官。不论察举、征辟，都须有乡里或士林的优誉。这样，名声优劣就变得特别重要。正人君子也许会遵圣人之教，洁身自好。名利之徒则千方百计窃取名誉，由此滋生隐伪，假孝廉也不在少数。
东汉后期特重交游，盖士人通过交游，获得当世名流的品目，以求优评，一经品题，身价陡升。例如大名士李膺执品题士人之牛耳，“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后汉书》卷六七《李膺传》，页2195）。郭太游洛阳，见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于是名震京师”（《后汉书》卷六八《郭太传》，页2225）。许劭精于人伦识鉴，主汝南月旦之评，时人所谓“言天下拔士者，咸称许、郭（太）”。《魏志·和洽传》裴注引《汝南先贤传》说：许劭拔众贤于困厄之时，“凡所拔育，显成令德者，不可殚记”。曹操微时，也曾求许劭为之品题，劭目之曰：“乱世之奸雄，治世之能臣。”
正如智者千虑，亦有一失，题目人物不可能百发百中。魏时蒋济《万机论》就说“许子将褒贬不平”，东晋初葛洪《抱朴子·自序》也诮“汝南人士无复定价，而有月旦之评”，意为任意臧否人物。蒋济、葛洪对许劭品题人物的批评或许言过其实，但其他“名知人”的荐拔人物名实不符的情况必定存在。名实相乖，势必贤愚不分，也就难得真正的贤士和才士。汉末天下大乱，各方霸主需要英雄和才智之士收拾乱局，稳定人心，重构倒塌的社会政治结构。当此之际，循名责实，选拔真正的人才，就成为时代的迫切需要。形名之学的一度兴盛，与上述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文心雕龙·论说篇》“魏武初霸，术兼名法”二句，指出了魏初学术主流。魏武初霸，时间当指建安十八年（213），汉天子策命曹操为魏公，建魏国，置丞相以下群官百僚之时（见《魏志·武帝纪》）。从此汉王朝名存实亡，曹操成了事实上的皇帝。“魏武初霸，术兼名法”，标志着以经学为主流的汉代学术，开始转变为魏初名法家为主的新学术。之所以有此学术风气的转变及其成功，原因一是经学因其自身的繁琐而衰落；二是以孝廉为名的汉代选拔人才制度产生流弊，名实不符；三是汉末呼唤英雄与才智之士，徒有虚誉的人才已不能担当历史的重任。魏武术兼名法，主张举贤勿拘品性，崇奖跅驰之士，只要有治国用兵之实才，即便有不仁不孝之名，也予录用。儒家用人以孝廉为先，曹操居然主张如果有实才，即使不仁不孝之徒也可录取，这是对传统用人制度的极大冲击。
刘勰标举王粲、傅嘏是魏初校练名理的代表人物。其实在魏国建立之前，有识之士已在校练名理了。这里举一例：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定荆州之后，和洽为丞相掾属。当时毛玠、崔琰选用人才先尚节俭。和洽说：“天下大器，在位与人，不可以一节俭也。俭素过中，自以处身则可，以此节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议，吏有着新衣、乘好车者，谓之不清；长吏过营，形容不饰，衣裘敝坏者，谓之廉洁。至令士大夫故污辱其衣，藏其舆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壶餐以入官寺。夫立教观俗，贵处中庸，为可继也。今崇一概难堪之行以检殊途，勉而为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务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诡之行，则容隐伪矣。”（《三国志·魏志·和洽传》，页655、656）和洽批评以节俭为先的用人标准，以为节俭过度，作为自身的修养可以，用来作为用人的标准则所失或多。今朝廷议论，以为穿新衣、乘好车就是不清，仪表不饰，衣服破败，就说是廉洁。于是作假的就来了：士大夫故意污辱其衣，藏其舆服，有的自带饮食进官寺。今推崇节俭，一概以此检验各种情况，若勉力实行，必有弊病。立法贵处中庸，务通人情，凡走向极端，矫枉过正，必定巧伪滋生。和洽这段话，即是名法家言。
刘勰举王粲为魏初校练名理的代表，恰如其分。《魏志·王粲传》裴注引《典略》说：“粲才既高，辩论应机。钟繇、王朗等虽各为魏卿相，至于朝廷奏议，皆阁笔不敢措手。”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说：《艺文类聚》所引王粲文，有《难钟荀太平论》《安身论》，“观此二文，知粲工持论，雅似魏晋诸贤。其它所著，别有《儒吏论》《务本论》《爵论》，亦见《类聚》诸书所引，均于名法之言为近。”
所谓“校练名理”之“校练”，谓考校精练；“名理”，谓辨名推理，校核名实二者之间的关系。兹以王粲《爵论》为例，说明如何校练名理。
依律有夺爵之法，此谓古者爵行之时，民赐爵则喜，夺爵则惧，故可以夺赐而法也。今爵事废矣，民不知爵者何也。夺之，民亦不惧；赐之，民亦不喜。是空设文书而无用也。今诚循爵，则上下不失实，而功劳者劝，得古之道，合汉之法。以货财为赏者不可供，以复除为赏者租税损减，以爵为赏者民劝而费省，故古人重爵也。
这一节论古时夺爵之法的合理，今之废爵之法的弊病。
爵自一级转登十级，而为列侯，譬犹秩自百石转迁，而至于公也。而近世赏人者皆不由等级，从无爵封列侯。原其所以，爵废故也。司马法曰：赏不踰时，欲民速得为善之利也。近世爵废，人有小功无以赏也，乃积累焉。须事足乃封侯，非所以速为而及时也。上观古高祖功臣，及白起、卫鞅，皆稍赐爵为五大夫客卿庶长，以至于侯，非一顿而封也。夫稍稍赐爵，与功大小相称而俱登，既得其义，且侯次有绪，使慕进者遂之不倦矣。
这一节论古时赏爵，依等级施行。近世废爵，不由等级。古时赏爵，能使人与功大小相称而俱登，赏赐有序，人慕爵，不断上进。今废爵，人有小功，无由得赏，乃累积，须事足才能封侯。这要等到何年何月？希望渺茫，自然没有立功的动力。
王粲《爵论》的核心论点是赏赐须爵，有名有实，循名责实，爵法不能废。通过古时爵法之优，近世废爵后赏赐之无序，证明爵法的重要。由此可见形法二家同源。议论精辟，此所谓校练名理也。
《文心·论说篇》以傅嘏、王粲并列为校练名理的大家。以时代而论，傅嘏后于王粲。王粲卒于建安二十二年（217），而傅嘏生于建安十四年（209）
。《魏志·傅嘏传》说：“嘏弱冠知名，司空陈群辟为掾。”时在魏明帝太和初。《傅嘏传》裴注引《傅子》：“嘏既达治好正，而有清理识要，好论才性，原本精微，尠能及之。司隶校尉钟会年甚少，嘏以明智交会。”《世说新语·文学》五说：“钟会撰《四本论》。”刘孝标注：“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尚书傅嘏论同，中书令李丰论异，侍郎钟会论合，屯骑校尉王广论离。”傅嘏论才性不传，不知其详。他论才性的时间也不能确知。据《傅子》说，太和初荀粲、傅嘏、裴徽在京师清谈，傅嘏很可能就谈才性问题。
傅嘏善论才性，是有渊源的。他的从父傅巽，是汉末著名的有知人之鉴的人物。《魏志·刘表传》裴注引《傅子》说：“巽字公悌，瑰伟博达，有知人鉴……文帝时为侍中，太和中卒。巽在荆州，目庞统为半英雄，证裴潜终以清行显。统遂附刘备，见待次于诸葛亮。潜位至尚书令，并有名德。及在魏朝，魏讽以才智闻，巽谓之必反，卒如其言。巽弟子嘏，别有传。”（《三国志》，页214）傅巽在荆州品鉴庞统、裴潜，时在建安初，其时傅嘏尚未出生。傅巽太和中卒，傅嘏此时已二十余岁，必然会与伯父交流人物品鉴的原则或方法。《傅子》作者傅辰是傅嘏弟，特地说明傅嘏是傅巽弟子，以示傅嘏的学问源于傅巽。汉晋学术，大多由家族文化传承。傅嘏才性论，源自傅巽的人物评论是可以确定的。当然，才性论探讨人物才能与情性二者的关系，由人物行为的具象评价，上升为人物性格的抽象的理论研究，是人物评论最高级的形态。
傅嘏之文，留存至今的有《难刘劭考课法论》《对诏访征吴三计》（以上见《魏志》本传）、《请立贵妃为皇后表》《皇初颂》（以上见《艺文类聚》）。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说：“《难劭考课法》语语核实，近于名法家言，是知嘏言名理，实由综核名实为基。”（页37）
陈寅恪先生曾详论“才性四本”与魏末政治的关系
，此处从略，而论《难刘劭考课法论》。《魏志·刘劭传》说：明帝景初中，受诏作《都官考课》七十二条，又作《说略》一篇。《都官考课》不传，不知其详。傅嘏《难刘劭考课法论》主张不宜先考课，而应选贤授能，此为根本，循名责实，乃是治末。他说：“本纲未举而造制未呈，国略不崇而考课是先。惧不足以料贤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什么是“本纲”？什么是“国略”？傅嘏以为“昔先王之择才，必本行于州闾，讲道于庠序，行具而谓之贤，道修则谓之能。乡老献贤能于王，王拜受之，举其贤者，出使长之，科其能者，入使冶之，此先王收才之义也”（以上见《三国志》，页623）。意思应该先重教化，兴办学校，培养具备德行与才能之士，然后由乡老献贤能于王，王择贤以用之。傅嘏赞美这是“先王收才之义”，好像又回到了汉代的察举。他又指出当今未有乡举，选才专在吏部，“案品状则实才未必当，任薄伐则德行未为叙”，品题人物未必与人才的真实相当，依凭先世官籍则德行未必合乎等级次序，二者都有名实不符的弊病。傅嘏《难刘劭考课法论》称美从前的乡举制度，本意并不是重回老传统，而在指出“选才专在吏部”的不当，选拔人才有名实不符的问题，以为考课不是要务，应先兴办学校，重视讲道与修能。由此文可见所谓傅嘏校练名理，是分析、论述用人制度上的名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