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最初是作为一种严格医学意义上的治疗方法而发展起来的。弗洛伊德曾发现某些使肢体受到限制的失调症,并没有明显的肌体上的病因,如癔症性抽搐、恐惧症、抑郁症、毒瘾,以及功能性消化不良,但是可以通过发现背后的无意识因素而得到治愈。此后,这类紊乱被统称为神经症。
在近 30 年间,精神病学家们认识到,神经症患者要遭受显性症状的折磨,甚至仅是处理日常生活,对他们来说都困难重重。精神病学家们还发现,众多具有人格障碍的患者并无任何明确的症状,也就是并无用来确诊神经症的特征。换句话说,神经症并非一定表现出明显症状,但是其人格障碍一定存在,这一结论变得越发清晰。因此我们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这些不太明确的人格障碍构成了神经症的基本核心。
认识到这一事实,对精神分析科学的发展具有极大的建设性作用,不仅可以增强其治疗功效,同时也可以扩大其范围。明显的性格障碍,如强迫性的选择困难、重复性选错朋友和恋人,以及无法发挥工作能力,成为与临床症状一样的分析对象。然而,我们兴趣的焦点并不是人格及如何使其得到更好的发展,我们的最终目的是理解并消除明显病症,而对性格进行分析只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如果个人的整体发展因此更上一层楼的话,那只能说是分析过程中的意外收获。
精神分析现在是且未来也仍然是治疗特定神经症的一种方法。但是精神分析可以协助整体个性发展这一事实已经开始被人们接受。人们越发愿意求助于精神分析,并不是因为具有抑郁障碍、恐惧症或类似的症状,而是发觉自己无法妥善处理生活中的问题,抑或发现内在的各种因素阻碍了自身的发展,破坏了人际关系。
就如每当新的愿景开启时,人们往往先是高估其重要性一样。以前,人们经常提到精神分析是促进个性发展的唯一方法,这一观点至今依然传播甚广。但是毋庸置疑,这并不对。生活本身就可以对人们自身的发展提供行之有效的帮助。生活除了强加于人们苦难,如远赴异国他乡、深受病痛折磨、饱尝孤寂之苦等,也会赠予人们礼物,如让人们收获良朋益友,甚至仅仅是与真诚可靠、值得珍惜的人相处,以及让我们收获精诚合作的团队精神等,这些因素都可以帮助人们激发无限的潜能。但是,这种帮助是有弊端的:有利因素不会像及时雨一样总是在需要时出现;苦难也可能不仅仅挑战我们的积极性和勇气,而有可能超出人们的承受能力,击垮人们。最终人们或许会深陷精神挫折的囹圄,从而无法利用生活提供给人们的帮助。因为精神分析没有上述弊端,所以顺其自然获得一席之地,成为协助个性发展的一种特定方法。不过,精神分析也存在其他弊端。
我们生活在文明社会,面临着错综复杂、荆棘丛生的境况。这使得任何有助于促进人格发展的方法都变得尤为重要。但是即使很多人可以获得专业分析的帮助,精神分析学家也很难做到将专业分析提供给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这便是自我分析具有重要性的原因了。人们一直认为“认识自己”不仅有价值,而且是可行的。而精神分析的新发现可能极大地有助于自我分析。另外,这些发现也前所未有地揭示出自我分析中根深蒂固的困难。因此,对于任何关于精神分析自我检查的讨论,我们都要保持谦逊态度,并充满希望。
这本书的目的是,在充分考虑到种种困难的基础上,谨慎地提出自我分析的问题。我也曾试图做出一些关于自我分析程序的基本考虑。但是因为在该领域少有实际经验提供指导,所以我的目的主要是提出问题,鼓励大家努力探索建设性的自我检查,而不是提供明确的答案。
首先,尝试建设性的自我分析对个人而言十分重要。这样的尝试给个人提供了一个自我实现的机会,不仅可以发展尚未施展的特殊天赋,更重要的是可以摆脱各种严重的强迫症,发挥自己的潜能,从而成为强健而完整的人。但是这也涉及一个更宽泛的议题,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民主理想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这样一个信念,即个人乃至每个人都应该将潜能发挥到极致。帮助个人进行精神分析,不能治愈整个世界的顽疾,但是至少可以避免冲突,厘清误解,消除怨恨,减轻恐惧,抚慰伤痛,关照弱势,这些恰与世界的弊病互成因果。
在之前的两本书中,我列出了一个神经症的理论框架,在这本书中我将对其展开详述。我本想避免在这本书中呈现和解释这些新的观点,但是对有益于自我检查的事情避而不谈,似乎并不明智。虽然我努力将这些新观点删繁就简,使其不至于喧宾夺主,但是心理学问题的高度复杂性是既定事实,这一点我们不能也无法隐瞒。我充分认识到了其复杂性,所以尽量不用晦涩难懂的术语使其难上加难。
借此机会,我要向伊丽莎白·托德小姐致以最诚挚的谢意。感谢她敏锐的理解力,帮助我组织本书的材料。另外,我还要感谢我的秘书玛丽·莱维夫人,感谢她的不懈努力。同时也要向允许我将其经历写进此书的患者们表达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