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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导论部分，我们谈到了无法概论的哲学“什么也不是”。作为对“哲学是什么”的回应，这个答案充分显示了哲学那怪异且迷人的性格。如果能多少受到这种性格的感染，我们不妨把这个话题推向更加极端的思考，去追问“哲学是不是它自身”。不过这里有一个困难，就是在这个问题中，由于我们不知道“哲学是什么”，自然就无法知道哲学的“自身”是什么，这样一来也就无法判断“哲学是不是它自身”。
不过，狡猾如哲学，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件可知的事情，那就是它的名字——既然我们可以顺畅地使用“哲学”来指代哲学，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两个字起码在表面上拥有一种特殊的含义，刚好对应着哲学的品质。在这一章中，我们将从第一位使用“哲学”这个词的古希腊哲学家那里，了解哲学的品质如何在起源上与真理和灵魂联系到一起，以及这种联系又是如何让哲学在一开始便对技术的发展保持着警觉。
当把“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转化为“哲学是否恰如其名”这一问题，即去追问哲学是否名副其实、拥有自己名字所蕴含的内容时，我们就会发现后者同样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因为“哲学”只是一个译名。就好像我们不能从字面上认为“大仲马”是马一样，我们同样不能只从译名上去分析哲学的内涵。作为现代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分支之一，西方哲学起源于古希腊，更确切地说，起源于公元前6世纪爱琴海岸的港口城市米利都。所以，作为在小亚细亚地区成长起来的孩子，哲学自然有它的本名：philosophy。
其实，这个说法也不十分准确，因为“philosophy”是从希腊文“philosophia”演变而来的，而“philosophia”又是用拉丁字母（后来转化为现代英文的字母）表音的希腊文。当哲学的本名第一次被提到时，使用的当然是古希腊字母。不过，由于古希腊字母、拉丁字母和现代英文字母具有紧密的演化关系与对应关系，所以用“philosophia”来讨论哲学本名的含义便是可能的。这也是目前学界的普遍做法。
在这种普遍的选择下，现在几乎所有哲学专业的学生都会在他们人生第一堂哲学课上被告知：“philosophia”在词源上由表示“喜爱、倾向”的“philos”和表示“智慧”的“sophia”构成，所以哲学之名的本义是“爱智慧”。这样的介绍很容易让学生产生一种错觉，认为自己因为学了哲学就会热爱智慧，甚至拥有智慧。不过，相比这种自欺，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如果这种哲学课堂上流行的开场白仅仅进行到这里就戛然而止了（不少哲学系教师就是如此），那么听众对于哲学之名本义就会仍然模糊不明（不少哲学系学生就是如此）。
模糊不明的原因首先在于，“智慧”同样是一个内容宽泛到无法定义的概念。哲学爱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智慧？是难得糊涂的智慧还是神机妙算的智慧？其次，一个更根本的疑问是，哲学为什么要爱智慧而不爱其他呢？爱父母，或者爱范思哲（VERSACE）手袋的最新款，就一定不能产生哲学吗？遗憾的是，这些问题很少在哲学课堂上被讨论，学习哲学的人似乎在最开始就错失了抓住哲学真义的机会。
从“sophia”的本义来看，哲学所爱的“智慧”不仅包括抽象的睿智，比如做出合理判断的能力，还包括具体的知识与技能，比如公元前5世纪左右的雅典就出现了好几个人自称为“智者”（“sophists”就是“sophia”的变体）。这些智者十分善于辩论与演讲，并对语法学情有独钟。这些知识与技能很快就受到了雅典人追捧。显然，对于拥有一副好口才的智者们来说，通过一段打动人心的演讲兜售自己的课程并非什么难事，于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醉心于这种以智慧之名进行的表演，就像如今互联网浪潮中流行的知识付费一样。
但是，辩论与演讲作为一种知识或技能，其目的并非探究真正正确的道理，而仅是让自己说的话听起来有道理——不可否认，后者在法庭辩论以及与恋人吵架时确实比前者更有用。这也让一些看得更远的人意识到，智者的智慧最终不仅会使长久以来形成的传统观点丧失权威性，更会使人放弃追求普遍真理，于是他们开始激烈地批判智者。在这一批判中，古希腊三哲之首的苏格拉底正式登上了西方哲学史的舞台。
与苏格拉底对智者的批判相似，在中国的古代，亦有那种对知识与技术的不屑。《庄子·外篇·天地》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孔子的徒弟子贡路过汉水南岸的时候，看见一个老人家自己挖沟通水，并且用瓦罐来汲水灌溉菜畦。子贡问他为什么不使用桔槔来节省人力、提高效率，老人回答说：“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老人把机械之事和机巧之心相关联，说人一旦为了追求现实利益而陷入对外在事物功效的追求，就会忽略心灵的浸润与精神的修炼，从而丧失本性中的纯洁。
庄子的门人记载这则故事（《庄子·外篇》不是庄子本人的作品），或多或少有批评儒家追求事功的意思，但估计写作者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两千年之后儒家已经没有那么风光，但机心却俯拾皆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我们不仅设计出了各种代替我们劳动的机器，还设计出了代替我们自身的机器人（虽然这种代替目前还不明显）。2022年，人工智能公司OpenAI推出聊天机器人程序ChatGPT，后者迅速以惊人的语言理解能力火出圈。而在更早的2017年，由汉森机器人技术公司（Hanson Robotics）研发的一个被视为女性的机器人获得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国籍，成为历史上首个获得公民身份的机器人。不少人随之开始担心，科幻电影《终结者》描绘的噩梦是否终将变成现实。不过，让我有些忧虑的却是另外一件事情：这个机器人公民的名字不是别的，而正是索菲亚（Sophia）——早已被东西方先哲批判过的那种对于具体知识和技术的迷恋，在今天仍被视为智慧。
众所周知，机器人制造被称作“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工智能），“intelligence”的原义和“Sophia”有类似之处，但比后者的含义要狭窄，更加强调知识与技能。不过这个强调恰好满足了古希腊智者的自我定位，于是除了“Sophists”，他们还称呼自己为“有知之人”（intellectuals）。从“有知之人”自称智者，到智能机器人被命名为索菲亚，人类似乎总有一种倾向，即把智慧理解为技术的突破与利益的获得。
当然，这不是理解智慧的唯一倾向，在东正教和天主教的教义中，“Sophia”含有一种神圣的意味，常被用以形容神的“圣智”。在我的故乡便有一座建于1907年的拜占庭风格的东正教教堂，它被称为“圣·索菲亚教堂”。在我的记忆中，相比于教堂，儿时的我更加感兴趣的是教堂广场前飞走又落下的鸽子，以及形形色色的游人。这种对现实生活的不自觉关注似乎也遥契着基督教从神圣转变到世俗的历史。
马克斯·韦伯在他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就提到了新教的现世禁欲精神触发现代经济活动的形成，新教徒们通过世俗工作来完成上帝的指示。尽管马克斯·韦伯说，物质上的享乐和精神上的苦修未必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不可融合，但我们还是能够发现，即使在庄严的宗教中，智慧也会朝着实际功效的方向发展。
生活在19世纪的尼采把这种发展描绘成从晨祷到晨报的转变，晨祷意味着人们的智慧来自聆听上帝的启示，而晨报则意味着人们的智慧来自寻找信息与机会。不过在尼采看来，传统信仰的丢失未必是什么坏事，如果某种传统正在束缚着我们对生命的探索，那么打破这种传统就是必须的。所以尼采那句著名的“上帝死了”，并非如某些人想象的那样是对宗教的哀叹——恰恰相反，尼采在这里表达的是，只有否定我们人生意义的上帝消失了，我们自己才能成为上帝，成为主宰自身的力量，积极地证实生活的意义。
不过问题在于，在神圣智慧向技术智慧转化的过程中，宗教那种出世的禁锢虽然被打破了，但生活本身的意义并没有因此而增加。尼采笔下的强者或超人是敢于“危险地生活”的人，是即使把自己的人生重复过上无数遍也会寻找到其中精彩的人。而把技术作为智慧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正与之相反：为了功效最大化，他们必须保证集体的共同协作。换句话说，他们甘愿做一个不去表达自己的螺丝钉。列奥·施特劳斯就曾对这种完全技术化了的现代生活做出尖锐的批判：“它意味着人类在最低水准上的统一、生命的完全空虚、毫无道理的自我不朽学说；没有闲暇、没有专注、没有崇高、没有淡泊；除了工作与休闲，一无所有；没有个体也没有民族，只有‘孤独的一群’。”（参见《古典政治理性主义的重生》一书中的文章《海德格尔式存在主义导言》）
孤独确实是任何医疗技术都无法治愈的现代人的通病。我们可以通过努力把月薪再提高一些，但这种工作上的智慧未必适用于幸福感的提高。如果有一天，机器人索菲亚披着不同顾客喜欢的外貌走进千家万户，人们会因为这种拟人化的陪伴而减少孤独吗？在这一问题得以验证的时刻到来之前，我们有必要认识到，施特劳斯所指出的那种被技术智慧支配的现代生活的空虚并非问题的全部。假如牺牲个体的自由可以换来集体的共同利益，那么一部分人或许可以接纳上班时的严苛和下班后的无聊——毕竟这种严苛与无聊要比升不了职、买不上房的焦虑更容易忍受。但是，如果对于功效的服从与对利益的计算会导致人类全盘的灾难，那么我们就需要重新审视这种对于技术智慧的依赖了。
当代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提醒我们，一个族群对另一个族群的屠杀行为并不意味着人类在做与本性相反的行为，因为这些行为在本质上是对某种政策的执行和对某个政府支持的回应，这恰恰是我们人性笃信功效的结果——我们只知道自己做了一颗螺丝钉，却没有意识到这颗螺丝钉被钉在了毒气室的开关上。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齐格蒙·鲍曼认为人类在20世纪上半叶经历的惨剧，是追求技术与功效的现代性的结果。
只不过在上述内容中，我们已经知道，所谓现代性问题的实质，是把智慧理解为知识与技术，是对功效与利益的现实性追求。这绝不是现代才发生的事情。在被认为败坏人心的智者那里，我们已经感受到了把智慧放在实用层面的弊端。不过，除去实用层面，我们还可以在什么层面认识智慧呢？
前面我们讨论了智慧的本义，既谈到了抽象的睿智，又谈到了具体的技术知识。在充分认识到试图以具体的技术知识来理解智慧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后，我们是时候跳出智者为人类留下的阴影，看一看从抽象的层面，智慧能否带来一些真正的价值。
理解智慧在抽象层面的含义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或许我们可以借助第一个使用“哲学”概念的人的谈话，从侧面看看哲学所爱的智慧是否和上述的实用技能有不同。这也会使我们更快地回到本章开头提出的问题，毕竟，我们到目前为止仍然期待能从哲学的名字中套出一些哲学的秘密。
据说，第一个使用“哲学”（philosophia）的人是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如果你一定要追问这个说法来自何人，我必须承认这是法国哲学家马里旦的说法。而马里旦的这个判断似乎来源于一个未必靠得住的记载——3世纪古罗马时代的作家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名哲言行录》。我之所以认为这个说法未必靠得住，是因为拉尔修明确表示自己也是听别人说的。现在请大家按捺下追查连环传言的冲动，暂时相信这个故事是真的，看看它到底说了什么。
拉尔修记载，弗里乌斯的僭主（通过非法手段夺取政权的独裁者）勒翁问毕达哥拉斯他是谁，后者回答说，自己是“哲学家”（philosophos）。在这里，他第一次用了“哲学”（philosophia）概念。为了使勒翁听得明白，毕达哥拉斯又补充说，生活就好像一场盛大的宴会，有的人来是为了赢得奖赏，有的人来是为了做生意，但最好的人是来做观众的。最后，毕达哥拉斯总结道，有奴性的人生来就追逐财富，但哲学家追求的却是真理。
通过参加宴会的比喻，我们可以看到毕达哥拉斯用三个标准区分了普通人与哲学家：参与还是观看，有奴性还是没有奴性，追求财富还是追求真理。这三个标准之间又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哲学家之所以能在外观看生活，是因为他不受奴性的驱使；之所以不受奴性的驱使，是因为他生来就追求真理。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观看生活、打破奴性、追求真理就是哲学，或者是毕达哥拉斯眼中的哲学。
观看生活就是和生活保持距离，不陷溺于某种固定的生活模式。当然，这并非要让某个为客人服务十几年的理发师辞职，转行去当开发软件的程序员，而是说：无论以何种身份生活于社会中，我们都要认识到，在当下的生活背后存在着一个真实的自己。这个真实的自己可以决定我们如何生活，但反过来，当下的生活不能决定真实的自己。就好像电影《美丽人生》的主人公一样，用爱与勇气把苦难的生活解构为一场游戏，让家人在最黑暗的地方也能感受到世界本有的色彩。所以，超越到具体的生活之外，可以让我们无论何时何地都能自由地做自己的主人。换句话说，远远地观看生活，才能不被生活遮掩住；而冲破这种遮掩的过程，就是寻找真理的过程。
按照20世纪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词源考证，古希腊语的“真理”（aletheia）由表示否定性的词头“a”和表示“遮蔽”的词干“letheia”构成。这样一来，“真理”的本义就是“解蔽”（unconcealment）。海德格尔认为，普通人总是庸庸碌碌地存在于非本真的状态中，即陷溺于生活。只有通过不断地解蔽，他们才能存在于最本质的真实状态中。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还特别区分了aletheia和truth：前者是关于人的存在，是关于如何解蔽、如何敞开自我而使本真呈现的真理，后者是关于和事实一致的正确的陈述。比如，“太阳从东方升起”就是truth而不是aletheia。尽管后来有一些学者也从词源考证入手，认为“letheia”不是“遮蔽”而是“隐藏”，但是这仍不妨碍我们理解海德格尔想要表达的那种观点，即在解蔽中发现真实的自我。
巧合的是，在比海德格尔更早的两千多年前，中国的荀子也写下了一篇文章，名曰《解蔽》。他认为，普通人的问题在于他们总是被片面的事物所遮蔽，不能认识真正的道理：“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荀子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在于保持心的“虚壹而静”，“虚”是说心不被任何成见所占据，“壹”是说心不因客观世界的繁杂而分散，“静”是说心不为感情的流动所影响。荀子提出的“虚壹而静”，即使没有海德格尔那种对人的存在的关注，也仍从认识的角度说明了从具体的现实中脱离出来、保持心灵自主性的必要。所以无论是“虚壹而静”还是“解蔽”，我们都能从中看到毕达哥拉斯所说的“做观众”的意味。
毕达哥拉斯为什么会在“做观众”或者说与生活保持距离的意义上使用“哲学”这个概念呢？恐怕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神秘主义的宗教信仰。当然这里所说的“宗教”指的是古希腊的原始宗教。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中，农业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我们祖先的生存方式，让他们从活在当下的食物寻找与采集，转变为活在未来的食物种植与收获。在这个过程中，人不再随机地等待自然的给予，而是开始利用自然，创造有序的、可预见的生产链条。随着与外界的互动进一步加强，人需要一个机制去保证这种互动的有效性。于是，借助神秘力量的祈神行为便出现了。在这个意义上说，神最初是一种媒介，代替人去和自然交流。人们之所以需要和自然交流，是因为那个时候人们相信，所有事物都有自己的灵魂。所以要吃一棵树上的果子，当然要经过这棵树的同意；如果某个先民爬到树上摘果子时失足摔下，那么这很可能会被解读为这棵树在表达拒绝的意思。
根据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的研究，这种万物有灵的观念充分反映在我们的早期生长过程中。所以许多小孩子认为自己的玩具或者身边的花草泥石都是有生命的，可以与之交谈。之所以会发生这种认识，是因为2～7岁的小孩子只能以自我为中心，认为所有东西和自己都是一样的。这和我们的祖先通过和小麦“交谈”意图使其茁壮成长是一样的。
不过慢慢地，先民发现，如果神的力量足够强大，神与自然的交流就可以变成一种命令，与其祈求自然的理解不如祈求神的护佑，所以万物有灵信仰便开始转向多神信仰。在多神信仰时代，人们对于神的重视有了提高，但人神关系在本质上还是一种付出就要求回报的交易；一旦交易失败，人们就可能丧失对某位神的信奉。这种务实精神在古代中国的信仰世界中也可以看到：“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孟子·尽心下》）孟子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使用牛羊与谷物按时祭祀仍遭受干旱或洪水灾害，那就应该换另外的土地神和谷神来祭祀。
类似的功利考量使得多神时代的神明大多和人类的生计有关，比如掌管田地和羊群的牧神潘恩、掌管农业和谷物的地母神得墨忒耳等。和毕达哥拉斯的信仰相关的则是掌管葡萄丰收以及制酒的酒神狄奥尼索斯，后来罗马人称之为巴克斯。一些历史学者认为，在古希腊迈锡尼文明时代，对狄奥尼索斯的崇拜就已经存在了。
关于狄奥尼索斯的身世，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说他乃宙斯和塞墨勒的儿子，他的出生受到了宙斯另一位妻子赫拉的嫉妒；赫拉用计使塞墨勒被烧死，宙斯在危难中把还是婴儿的狄奥尼索斯藏在了自己的腿中，后来又让他从腿中重新出生。第二个版本更像是第一个版本的前传，它讲的是，狄奥尼索斯是宙斯和泊瑟芬的儿子，仍然是出于嫉妒，赫拉派巨人把刚出生的狄奥尼索斯撕成了碎片并吃光了他的肉；宙斯救出了狄奥尼索斯的心并让他再次在塞墨勒的体内重生。
我想请作为读者的你，按照自己喜欢的后宫争斗情节来选择一个版本，然后继续我们的讨论。
既然狄奥尼索斯是酒神，那么对他的崇拜就和醉脱离不了关系。醉，可以让人改变存在的状态。如果说农业生产让人不得不把心思用在功利性的计算上，酩酊大醉则可以让人暂时脱离这种理性的管辖，其结果往往是回到原始的迷狂状态中。比如在具体的酒神崇拜活动中，会有把野兽撕碎并吃下的野蛮举动（似乎和上述狄奥尼索斯身世的第二个版本相对应）。这些酒神崇拜的野蛮成分后来被一个叫俄耳甫斯的人所改革，他创立了一个相对正式的信仰团体：俄耳甫斯教。这个宗教团体信奉灵魂转世，并坚持一定程度上的禁欲与苦行。这些教义后来深刻影响了毕达哥拉斯。
毕达哥拉斯在古希腊城邦克罗顿创建了一个以他的名字为名的教派，其教义中有很多内容都是对灵魂的讨论。据拉尔修记载，毕达哥拉斯曾写过一部《论灵魂》，还和别人说他十分清楚地记得自己的灵魂在之前四世的轮回情况。在第一世，他是旅行者和商业之神赫尔墨斯的儿子，在父亲的应允之下选择了一份特殊的礼物，即拥有所有生前死后的记忆。
毕达哥拉斯这种关于灵魂转世的信念虽然受到俄耳甫斯教义的影响，但在最早的关于狄奥尼索斯的神话中，我们已经能找到关于不死和再生的记载（无论是哪个版本）。不过，灵魂虽然可以再生，但仍然需要通过某些行为进行净化。在原始的酒神崇拜中，先民认为在激情沉醉中，与神合一的状态就是对灵魂的净化；但对于俄耳甫斯教派来说，酒和醉已然变成了一种象征；到了毕达哥拉斯这里，醉酒则被称为堕落，并且他认为另一种使人充满激情的性爱之乐在任何时候都是有害的（但不禁止）。
为了净化灵魂，毕达哥拉斯教派有许多类似苦行的要求。比如，他的门徒要保持五年沉默不语，在通过测试之前，这些人只能聆听他的教诲而不能去他的房间见他。另外，毕达哥拉斯还要求门徒每天回到家自问：“我做了什么？在何处犯了错？什么应该做而没做？”这很像古希腊版本的“吾日三省吾身”。至于其他的一些规定，如只能帮人卸货不能帮人装货、不能对着太阳小便等，则有些让人费解，不知道与净化灵魂有何关系。
不过，说起净化灵魂，毕达哥拉斯教派最令人注意的是他们对于数的崇尚。他们发现和谐的音乐可以使人的生活和谐，而音乐可以还原成数字。由此他们认为数是包括音乐在内的一切事物的原型，所以对数的思考就是使灵魂纯洁的最好方式。在这个理念下，他们发现了直角三角形的两个直角边的平方和等于斜边的平方，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毕达哥拉斯定理”，又称勾股定理。
在了解了毕达哥拉斯的信仰以及这个信仰的渊源之后，再重新去看他对于“哲学”的描述，我们就能更明白他的所指。毕达哥拉斯信仰的主要内容是“灵魂轮回”，这个观点意味着不同的人生背后都有一个相同的灵魂。换句话说，每一世的生活都是暂时的，灵魂才是永恒的。一旦认识到灵魂与生活的这种关系，我们就不会对当下的日子心存执着，这样一来“参与生活”就成了“观看生活”。但同时，灵魂在每一世的生活都需要被净化，而防止灵魂被污染，实质就是防止我们被现实的生活所拖累、所奴役。跳出拖累与奴役就需要探索使灵魂纯洁的方法，这些探索又会促使我们产生更高级的认识，最终得出关于世界的某些真理。可以说，毕达哥拉斯所说的哲学，是紧密地围绕着他对灵魂的认识而展开的。
图示6 毕达哥拉斯的“灵魂学说”
“智慧”（sophia）的本义中虽然含有抽象的部分，如“做出合理判断”，但这个含义尚没有达到与毕达哥拉斯所说的“真理”相关联的程度。公允地说，我们并不能确定，需要我们做出合理判断的对象是现实中具体的事物，还是观念上抽象的道理。但从毕达哥拉斯的原初性表述，即“哲学可被看作远离现实生活的真理”来看，他使用“爱智慧”来表达“哲学”时，刻意强调了或者说升华了“智慧”本义中抽象的一面，其结果就把“智慧”本义中倾向于知识或技术的现实层面去掉了。
从历代先哲对于倾心技术功效的批判来看，把“智慧”作为实用性的获取利益的能力实属不当，而且如果仔细比较的话，毕达哥拉斯对于“远离生活、打破奴性”的强调，刚好就是列奥·施特劳斯所批评的“现代性生活”（陷于工作、没有自我）的反面。这样看来，似乎哲学所爱的只是一半的“智慧”，它并不关心技术层面的问题，更不能去追求利益——“智者”之所以是“智者”而不是“哲学家”，就因为他们太关注授课费用了。
不过，假如哲学家都不关心技术，尤其是不关心赚钱的技术，那么他们的生活水平必然堪忧。毕达哥拉斯就让自己的门人把所有的个人物品都放到一个柜子里（注意，只有一个柜子），大家共同使用。为了更容易地找到食物（注意，不是购买），他还建议人们吃未经烹饪的食物。这种朴素的生活显然并不为哲学家所担心，从另一个角度甚至可以说，他们很享受这种生活。就在毕达哥拉斯生食蔬菜的同一时间，远在东方的孔子正告诫他的弟子们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在孔子看来，不义之财不具有任何的诱惑力，即使是粗茶淡饭、以臂为枕也仍然不失人生的乐趣。
不过，我必须为这些哲学家说上一句公道话，不关心赚钱的技术并不代表他们没有赚钱的能力——“不能”和“不想”是两件事。被视为西方历史上的第一位哲学家，亦是古希腊七贤之一的泰勒斯，曾因看星星掉进了沟里而被人讽刺“只想知道天上的事情，而看不清脚下的事情”。为了证明自己，泰勒斯利用自己的天文学知识预测出橄榄的丰收时间，并租下当地所有的榨油机。等橄榄丰收，大家需要榨油的时候，才发现只能向他求租，这样泰勒斯就赚了一大笔钱。这个故事说明“天上的事情”可以和“脚下的事情”相关，但哲学家却不愿选择那样做。
这种态度似乎可以让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哲学从它字面上的信息来说，可被看作是对代表着抽象真理的智慧的热爱。至此，我们也算回答了前面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哲学究竟爱的是什么样的智慧。至于被视为更根本的第二个问题——哲学为什么要爱智慧而不爱其他，则可以回答为：“智慧”可以最大程度上概括人们第一次使用“哲学”概念时想要表达的内容，也就是对超越现实的真理的追寻。范思哲手袋由于不能使人们脱离生活，所以不应是哲学所爱的对象。爱父母则稍微有些复杂，它确实是东方哲学（特别是儒家思想）中常见的道德情感的出发点，但由于它指涉的内容十分具体，无法包括真理的全部内容，所以爱父母也许会从具体的生活场景升华为抽象的哲学思考（比如儒家哲学中从“孝”转“仁”的讨论），但由于思考的范围有限，因此不能作为智慧的全部来源。
解决了上述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先喘上一口气，然后再来端详一下从哲学名字中得到的线索：爱“抽象真理层面的智慧”。现在我们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相信哲学具有名副其实的品质，也相信毕达哥拉斯的洞见；另一种是保持警惕，认为哲学未必只是它名字所包括的含义，即哲学并不全如“哲学”所是。
在最终做出选择之前，我们不妨先这样思考一下：在最早提出哲学的毕达哥拉斯那里，“哲学”这个概念是为他的信仰服务的。他把自己称为哲学家并认为自己与众不同，是因为他认为灵魂轮回且愿意净化灵魂。所以，哲学在最初的意义上是关涉灵魂的真理。但显而易见，这是一种特殊的论调——如果对父母的爱不能代表全部的哲学，对灵魂的真理的爱就能代表全部的哲学吗？对于两千五百年多前的毕达哥拉斯来说，这也许是正确的，但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这却是一个值得打上问号的疑点。
因为漫长的历史总是为后来降世的人馈赠更多，我们看到了毕达哥拉斯没看到的岁月，知道了在他离世之后，关于存在、正义、善好、权力、性别等诸多问题的讨论都被划分到了哲学的领域；还知道即使是在他生活的年代，古代印度的释迦牟尼与古代中国的老子等人也提出了与“灵魂”完全不同的“无我”与“道”，并将其作为自己哲学的核心内容。
这里面的问题在于，如果我们仅用毕达哥拉斯的标准去诠释哲学，就会因为缺少历史的眼光而丧失哲学的大部分内容。我的意思并非说哲学不是“爱智慧”（毕竟我们应该尊重第一个使用“哲学”，也就是“philosophia”概念的人），而是说哲学仅仅在最初是“爱智慧”，尤其是爱偏向灵魂真理的那种智慧。在接下来的发展中，哲学爱的对象愈发广泛，哲学也随之不断地丰富着自身的内容。
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谨慎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最初，哲学确实如“哲学”的本义所是。这个结论读起来颇有些欲言又止的意味：它一方面肯定了我们在这一章所进行的工作，另一方面又暗示着，对哲学的追寻还远远没有结束。如果在毕达哥拉斯之后对于诸多话题的讨论都被视作哲学，那么这些讨论的内容必然在某种意义上也分享着和灵魂真理一样的共同点。这个（些）共同点也许会帮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哲学的特质。要找到它（们），就要弄清哲学在本义之外究竟产生了什么变化，更要弄清哲学为什么以及基于什么样的路径产生了这些变化。这就是我们接下来的任务，虽然它并不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