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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三国志》者，当知有正统、闰运、僭国之别。正统者何？蜀汉是也。僭国者何？吴、魏是也。闰运者何？晋是也。魏之不得为正统者，何也？论地则以中原为主，论理则以刘氏为主。论地不若论理。故以正统予魏者，司马光《通鉴》之误也；以正统予蜀者，紫阳《纲目》之所以为正也。《纲目》于献帝建安之末，大书后汉昭烈皇帝章武元年，而以吴、魏分注其下，盖以蜀为帝室之胄，在所当予：魏为篡国之贼，在所当夺。是以前则书刘备起兵徐州讨曹操，后则书汉丞相诸葛亮出师伐魏，而大义昭然，揭于千古矣。夫刘氏未亡，魏未混一，魏固不得为正统。迨乎刘氏已亡，晋已混一，而晋亦不得为正统者，何也？曰：晋以臣弑君，与魏无异，而一传之后，厥祚不长，但可谓之闰运，而不可谓之正统也。至于东晋偏安，以牛易马，愈不得以正统归之。故三国之并吞于晋，犹六国之混一于秦，五代之混一于隋耳。秦不过为汉驱除，隋不过为唐驱除，前之正统以汉为主，而秦与魏、晋不得与焉。亦犹后之正统以唐、宋为主，而宋、齐、梁、陈、隋，梁、唐、晋、汉、周俱不得与焉耳。且不特魏、晋不如汉之为正，即唐、宋亦不如汉之为正。炀帝无道而唐代之，是已，惜其不能显然如周之代商；而称唐公，加九锡，以蹈魏、晋之陋辙，则得天下之正，不如汉也。若夫宋以忠厚立国，又多名臣大儒出乎其间，故尚论者以正统予宋。然终宋之世，燕云十六州未入版图，其规模已逊于唐；而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取天下于孤儿寡妇之手，则得天下之正，亦不如汉也。唐、宋且不如汉，而何论魏、晋哉？高帝以除暴秦、击楚之杀义帝者而兴；光武以诛王莽而克复旧物；昭烈以讨曹操而存汉祀于西川。祖宗之创之者正，而子孙之继之者亦正，不得但以光武之混一为正统，而谓昭烈之偏安非正统也。昭烈为正统，而刘裕、刘智远亦皆刘氏子孙，其不得为正统者何也？曰：裕与智远之为汉苗裔远而无徵，不若中山靖王之后近而可考。又二刘皆以篡弑得国，故不得与昭烈并也。后唐李存勗之不得为正统者，何也？曰：存勗本非李而赐姓李，其与吕秦、牛晋不甚相远，故亦不得与昭烈并也。南唐李昪之亦不得继唐而为正统者，何也？曰：世远代遐，亦裕与智远者比，故亦不得与昭烈并也。南唐李昪不得继唐而为正统，南宋高宗独得继宋而为正统者，何也？高宗立太祖之后为后，以延宋祚于不绝，故正统归焉。夫以高宗之杀岳飞、用秦桧，全不以二圣为念，作史者尚以其延宋祚而归之以正统，况昭烈之君臣同心誓讨汉贼者乎？则昭烈之为正统愈无疑也。陈寿之《志》，未及辨此，余故折衷于紫阳《纲目》，而特于演义中附正之。
古史甚多，而人独贪看《三国志》者，以古今人才之聚（众）未有盛于三国者也。观才与不才敌，不奇；观才与才敌，则奇。观才与才敌，而一才又遇众才之匹，不奇；观才与才敌，而众才尤让一才之胜，则更奇。吾以为三国有三奇，可称三绝：诸葛孔明一绝也，关云长一绝也，曹操亦一绝也。历稽载籍，贤相林立，而名高万古者，莫如孔明。其处而弹琴抱膝，居然隐士风流；出而羽扇纶巾，不改雅人深致。在草庐之中，而识三分天下，则达乎天时；承顾命之重，而至六出祁山，则尽乎人事。七擒八阵，木牛流马，既已疑鬼疑神之不测；鞠躬尽瘁，志决身歼，仍是为臣为子之用心。比管、乐则过之，比伊、吕则兼之：是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历稽载籍，名将如云，而绝伦超群者，莫如云长。青史对青灯，则极其儒雅；赤心如赤面，则极其英灵。秉烛达旦，传其大节；单刀赴会，世服其神威。独行千里，报主之志坚；义释华容，酬恩之谊重。作事如青天白日，待人如霁月光风。心则赵忭焚香告帝之心，而磊落过之；意则阮籍白眼傲物之意，而严正过之：是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历稽载籍，奸雄接踵，而智足以揽人才而欺天下者，莫如曹操。听荀彧勤王之说而自比周文，则有似乎忠；黜袁术僭号之非而愿为曹侯，则有似乎顺；不杀陈琳而爱其才，则有似乎宽；不追关公以全其志，则有似乎义。王敦不能用郭璞，而操之得士过之；桓温不能识王猛，而操之知人过之。李林甫虽能制禄山，不如操之击乌桓于塞外；韩侂胄虽能贬秦桧，不若操之讨董卓于生前。窃国家之柄而姑存其号，异于王莽之显然弑君；留改革之事以俟其儿，胜于刘裕之急欲篡晋：是古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有此三奇，乃前后史之所绝无者。故读遍诸史，而愈不得不喜读《三国志》也。
三国之有三绝固已，然吾自三绝而外，更遍观乎三国之前、三国之后，问有运筹帷幄如徐庶、庞统者乎？问有行军用兵如周瑜、陆逊、司马懿者乎？问有料人料事如郭嘉、程昱、荀彧、贾诩、步骘、虞翻、顾雍、张昭者乎？问有武功将略、迈等越伦如张飞、赵云、黄忠、严颜、张辽、徐晃、徐盛、朱桓者乎？问有冲锋陷阵、骁锐莫当如马超、马岱、关兴、张苞、许褚、典韦、张郃、夏侯惇、黄盖、周泰、甘宁、太史慈、丁奉者乎？问有两才相当、两贤相遇，如姜维、邓艾之智勇悉敌，羊祜、陆抗之从容互镇者乎？至于道学则马融、郑玄，文藻则蔡邕、王粲，颖捷则曹植、杨修，早慧则诸葛恪、钟会，应对则秦宓、张松，舌辩则李恢、阚泽，不辱君命则赵谘、邓芝，飞书驰檄则陈琳、阮瑀，治烦理剧则蒋琬、董允，扬誉蜚声则马良、荀爽，好古则杜预，博物则张华，求之别籍，俱未易一一见也。乃若知贤则有司马徽之哲，励操则有管宁之高，隐居则有崔州平、石广元，孟公威之逸，忤奸则有孔融之正，触邪则有赵彦之直，斥恶则有祢衡之豪，骂贼则有吉平之壮，殉国则有董承、伏完之贤，捐生则有耿纪、韦晃之节。子死于父，则有刘谌、关平之孝；臣死于君，则有诸葛瞻、诸葛尚之忠；部曲死于主帅，则有赵累、周仓之义。其他早计如田丰，苦口如王累，矢贞如沮授，不屈如张任，轻财笃友如鲁肃，事主不二心如诸葛瑾，不畏强御如陈泰，视死如归如王经，独存介性如司马孚，炳炳燐燐，照耀史册。殆举前之丰沛三杰、商山四皓、云台诸将、富春客星，后之瀛洲学士、麟阁功臣、杯酒节度、砦市宰相，分见于各朝之千百年者，奔合辐凑于三国之一时，岂非人才一大都会哉！入邓林而选名材，游玄圃而见积玉，收不胜收，接不暇接。吾于三国有观止之叹矣。
《三国》一书，乃文章之最妙者。叙三国不自三国始也，三国必有所自始，则始之以汉帝。叙三国不自三国终也，三国必有所自终，则终之以晋国。而不但此也。刘备以帝胄而缵统，则有宗室如刘表、刘璋、刘繇、刘辟等以陪之；曹操以强臣而专制，则有废立如董卓，乱国如李傕、郭汜以陪之。孙权以方侯而分鼎，则有僭号如袁术，称雄如袁绍，割据如吕布、公孙瓒、张扬、张邈、张鲁、张绣等以陪之。刘备、曹操于第一回出名，而孙权则于第七回方出名。曹氏之定许都在第十一回，孙氏之定江东在第十二回，而刘氏之取西川则在第六十回后。假令今人作稗官，欲平空拟一三国之事，势必劈头便叙三人，三人便各据一国，有能如是之绕乎其前、出乎其后、多方以盘旋乎其左右者哉？古事所传，天然有此等波澜，天然有此等层折，以成绝世妙文。然则读《三国》一书，诚胜读稗官万万耳。
若论三国开基之主，人尽知为刘备、孙权、曹操也，而不知其间各有不同。备与操皆自我身而创业，而孙权则藉父兄之力，其不同者一。备与权皆及身而为帝，而操则不自为而待之于其子孙，其不同者二。三国之称帝也，惟魏独早，而蜀则称帝于曹操已死、曹丕已立之余，吴则称帝于刘备已死、刘禅已立之后，其不同者三。三国之相持也，吴为蜀之邻，魏为蜀之仇；蜀与吴有和有战，而蜀与魏则有战无和；吴与蜀则和多于战，吴与魏则战多于和，其不同者四。三国之传也，蜀止二世，魏则自丕及奂凡五主，吴则自权及皓凡四主，其不同者五。三国之亡也，吴居其后，而蜀先之，魏次之；魏则见夺于其臣，吴、蜀则见并于其敌，其不同者六。不宁惟是，策之与权，则兄终而弟及；丕之与植，则舍弟而立兄；备之与禅，则父为帝而子为虏；操之与丕，则父为臣而子为君：可谓参差错落，变化无方者矣。今之不善画者，虽使绘两人，亦必彼此同貌；今之不善歌者，即使唱两调，亦必前后同声。文之合掌，往往类是。古人本无雷同之事，而今人好为雷同之文，则何不取余所批《三国志》而读之？
《三国》一书，总起总结之中，又有六起六结：其叙献帝，则以董卓废立为一起，以曹丕篡夺为一结；其叙西蜀，则以成都称帝为一起，而以绵竹出降为一结；其叙刘、关、张三人，则以桃园结义为一起，而以白帝托孤为一结；其叙诸葛亮，则以三顾草庐为一起，而以六出祁山为一结；其叙魏国，则以黄初改元为一起，而以司马受禅为一结；其叙东吴，则以孙坚匿玺为一起，而以孙皓衔璧为一结。凡此数段文字，联络交互于其间，或此方起而彼已结，或此未结而彼又起，读之不见其断续之迹，而按之则自有章法之可知也。
《三国》一书，有追本穷源之妙。三国之分，由于诸镇之角立；诸镇角立，由于董卓之乱国；董卓乱国，由于何进之召外兵；何进召外兵，由于十常侍之专政。故叙三国必以十常侍为之端也。然而刘备之初起，不即在诸镇之内，而尚在草泽之间。夫草泽之所以有英雄聚义，而诸镇之所以缮修兵革者，由于黄巾之作乱。故叙三国又必以黄巾为之端也。乃黄巾未作，则有上天垂灾异以警戒之，更有忠谋智计之士直言极谏以预料之。使当时为之君者体天心之仁爱，纳良臣之谠论，断然举十常侍而迸斥焉，则黄巾可以不作，草泽英雄可以不起，诸镇之兵革可以不修，而三国可以不分矣。故叙三国而追本于桓、灵，犹河源之有星宿海云。
《三国》一书，有巧收幻结之妙。设令魏而为蜀所并，此人心之所甚愿也。设令蜀亡而魏得一统，此人心之所大不平也。乃彼苍之意不从人心所甚愿，而亦不出于人心之所大不平，特假手于晋以一之，此造物者之幻也。然天既不祚汉，又不予魏，则何不假手于吴而必假手于晋乎？曰：魏固汉贼也，吴尝害关公、夺荆州、助魏以攻蜀，则亦汉贼也。若晋之夺魏，有似乎为汉报仇也者，则与其一之以吴，无宁一之以晋也。且吴为魏敌，而晋为魏臣，魏以臣弑君，而晋即如其事以报之，可以为戒于天下后世，则使魏而见并于其敌，不若使之见并于其臣之为快也：是造物者之巧也。幻既出人意外，巧复在人意中，造物者可谓善于作文矣。今人下笔必不能如此之幻、如此之巧。然则读造物自然之文，而又何必读今人臆造之文乎哉！
《三国》一书，有以宾衬主之妙。如将叙桃园兄弟三人，先叙黄巾兄弟三人：桃园其主也，黄巾其宾也。将叙中山靖王之后，先叙鲁恭王之后：中山靖王其主也，鲁恭王其宾也。将叙何进，先叙陈蕃、窦武：何进其主也，陈蕃、窦武其宾也。叙刘、关、张及曹操、孙坚之出色，并叙各镇诸侯之无用：刘备、曹操、孙坚其主也，各镇诸侯其宾也。刘备将遇诸葛亮，而先遇司马徽、崔州平、石广元、孟公威等诸人：诸葛亮其主也，司马徽诸人其宾也。诸葛亮历事两朝，乃又有先来即去之徐庶、晚来先死之庞统：诸葛亮其主也，而徐庶、庞统又其宾也。赵云先事公孙瓒，黄忠先事韩玄，马超先事张鲁，法正、严颜先事刘璋，而后皆归刘备：备其主也，公孙瓒、韩玄、张鲁、刘璋其宾也。太史慈先事刘繇，后归孙策；甘宁先事黄祖，后归孙权；张辽先事吕布，徐晃先事杨奉，张郃先事袁绍，贾诩先事李傕、张绣，而后皆归曹操：孙、曹其主也，刘繇、黄祖、吕布、杨奉等诸人其宾也。“代汉当涂”之谶，本应在魏，而袁公路谬以自许：魏其主也，袁公路其宾也。“三马同槽”之梦，本应在司马氏，而曹操误以为马腾父子：司马氏其主也，马腾父子其宾也。受禅台之说，李肃以赚董卓，而曹丕即真焉，司马炎又即真焉：曹丕、司马炎其主也，董卓其宾也。且不独人有宾主也，地亦有之。献帝自洛阳迁长安，又自长安迁洛阳，而终乃迁于许昌：许昌其主也，长安、洛阳皆宾也。刘备失徐州而得荆州：荆州其主也，徐州其宾也。及得两川而复失荆州：两川其主也，而荆州又其宾也。孔明将北伐中原而先南定蛮方，意不在蛮方而在中原：中原其主也，蛮方其宾也。抑不独地有宾主也，物亦有之。李儒持鸩酒、短刀、白练以贻帝辩：鸩酒其主也，短刀、白练其宾也。许田打围，将叙曹操射鹿，先叙玄德射兔：鹿其主也，兔其宾也。赤壁鏖兵，将叙孔明借风，先叙孔明借箭：风其主也，箭其宾也。董承受玉带，陪之以锦袍：带其主也，袍其宾也。关公拜受赤兔马而陪之以金印、红袍诸赐：马其主也，金印等其宾也。曹操掘地得铜雀而陪之以玉龙、金凤：雀其主也，龙、凤其宾也。诸如此类，不可悉数。善读是书者，可于此悟文章宾主之法。
《三国》一书，有同树异枝、同枝异叶、同叶异花、同花异果之妙。作文者以善避为能，又以善犯为能。不犯之而求避之，无所见其避也；惟犯之而后避之，乃见其能避也。如纪宫掖，则写一何太后，又写一董太后，写一伏皇后，又写一曹皇后，写一唐贵妃，又写一董贵人；写甘、糜二夫人，又写一孙夫人，又写一北地王妃；写魏之甄后、毛后，又写一张后：而其间无一字相同。纪戚畹，则何进之后写一董承，董承之后又写一伏完；写一魏之张缉，又写一吴之钱尚：而其间亦无一字相同。写权臣，则董卓之后又写李傕、郭汜，傕、汜之后又写曹操，曹操之后又写一曹丕，曹丕之后又写一司马懿，司马懿之后又并写一师、昭兄弟，师、昭之后又继写一司马炎，又旁写一吴之孙琳：而其间亦无一字相同。其他叙兄弟之事，则袁谭与袁尚不睦，刘琦与刘琮不睦，曹丕与曹植亦不睦；而谭与尚皆死，琦与琮一死一不死，丕与植皆不死，不大异乎！叙婚姻之事，则如董卓求婚于孙坚，袁术约婚于吕布，曹操约婚于袁谭，孙权结婚于刘备，又求婚于云长；而或绝而不许，或许而复绝，或伪约而反成，或真约而不就，不大异乎！至于王允用美人计，周瑜亦用美人计，而一效一不效则互异。卓、布相恶，傕、汜亦相恶，而一靖一不靖则互异。献帝有两番密诏，则前隐而后彰；马腾亦有两番讨贼，则前彰而后隐，此其不同者矣。吕布有两番弑父，而前动于财，后动于色；前则以私灭公，后则假公济私，此又其不同者矣。赵云有两番救主，而前救于陆，后救于水；前则受之主母之手，后则夺之主母之怀，此又其不同者矣。若夫写水，不止一番，写火亦不止一番。曹操有下邳之水，又有冀州之水；关公有白河之水，又有罾口川之水。吕布有濮阳之火，曹操有乌巢之火，周郎有赤壁之火，陆逊有猇亭之火，徐盛有南徐之火，武侯有博望、新野之火，又有盘蛇谷、上方谷之火，前后曾有丝毫相犯否？甚者孟获之擒有七，祁山之出有六，中原之伐有九，求其一字之相犯而不可得。妙哉文乎！譬犹树同是树，枝同是枝，叶同是叶，花同是花，而其植根安蒂，吐芳结子，五色纷披，各成异采。读者于此，可悟文章有避之一法，又有犯之一法也。
《三国》一书有星移斗转、雨覆风翻之妙。杜少陵诗曰：“天上浮云如白衣，斯须改变成苍狗。”此言世事之不可测也。《三国》之文亦犹是尔。本是何进谋诛宦官，却弄出宦官杀何进，则一变；本是吕布助丁原，却弄出吕布杀丁原，则一变；本是董卓结吕布，却弄出吕布杀董卓，则一变；本是陈宫释曹操，却弄出陈宫欲杀曹操，则一变；陈宫未杀曹操，反弄出曹操杀陈宫，则一变；本是王允不赦傕、汜，却弄出傕、汜杀王允，则一变；本是孙坚与袁术不睦，却弄出袁术致书于孙坚，则一变；本是刘表求救于袁绍，却弄出刘表杀孙坚，则一变；本是昭烈从袁绍以讨董卓，却弄出助公孙瓒以攻袁绍，则一变；本是昭烈救徐州，却弄出昭烈取徐州，则一变；本是吕布投徐州，却弄出吕布夺徐州，则一变；本是吕布攻昭烈，却弄出吕布迎昭烈，则一变；本是吕布绝袁术，又弄出吕布求袁术，则一变；本是昭烈助吕布以讨袁术，又弄出助曹操以杀吕布，则一变；本是昭烈助曹操，又弄出昭烈讨曹操，则一变；本是昭烈攻袁绍，又弄出昭烈投袁绍，则一变；本是昭烈助袁绍以攻曹操，又弄出关公助曹操以攻袁绍，则一变；本是关公寻昭烈，又弄出张飞欲杀关公，则一变；本是关公许田欲杀曹操，又弄出华容道放曹操，则一变；本是曹操追昭烈，又弄出昭烈投东吴以破曹操，则一变；本是孙权仇刘表，又弄出鲁肃吊刘表，又吊刘琦，则一变；本是孔明助周郎，却弄出周郎欲杀孔明，则一变；本是周郎欲害昭烈，却弄出孙权结婚昭烈，则一变；本是用孙夫人制昭烈，却弄出孙夫人助昭烈，则一变；本是孔明气死周郎，却弄出孔明哭周郎，则一变；本是昭烈不受刘表荆州，却弄出昭烈借荆州，则一变；本是刘璋欲结曹操，却弄出迎昭烈，则一变；本是刘璋迎昭烈，却弄出昭烈夺刘璋，则一变；本是昭烈分荆州，又弄出吕蒙袭荆州，则一变；本是昭烈破东吴，又弄出陆逊败昭烈，则一变；本是孙权求救于曹丕，却弄出曹丕欲袭孙权，则一变；本是昭烈仇东吴，又弄出孔明结好东吴，则一变；本是刘封听孟达，却弄出刘封攻孟达，则一变；本是孟达背昭烈，又弄出孟达欲归孔明，则一变；本是马腾与昭烈同事，又弄出马超攻昭烈，则一变；本是马超救刘璋，却弄出马超投昭烈，则一变；本是姜维敌孔明，却弄出姜维助孔明，则一变；本是夏侯霸助司马懿，却弄出夏侯霸助姜维，则一变；本是钟会忌邓艾，却弄出卫瓘杀邓艾，则一变；本是姜维赚钟会，却弄出诸将杀钟会，则一变；本是羊祜和陆抗，却弄出羊祜请伐孙皓，则一变；本是羊祜请伐吴，却弄出一杜预，又弄出一王濬，则一变。论其呼应有法，则读前卷定知其有后卷；论其变化无方，则读前文更不料其有后文。于其可知，见《三国》之文之精；于其不可料，更见《三国》之文之幻矣。
《三国》一书，有横云断岭、横桥锁溪之妙。文有宜于连者，有宜于断者。如五关斩将，三顾草庐，七擒孟获，此文之妙于连者也；如三气周瑜，六出祁山，九伐中原，此文之妙于断者也。盖文之短者，不连叙则不贯串；文之长者，连叙则惧其累坠，故必叙别事以间之，而后文势乃错综尽变。后世稗官家鲜能及此。
《三国》一书，有将雪见霰、将雨闻雷之妙。将有一段正文在后，必先有一段闲文以为之引；将有一段大文在后，必先有一段小文以为之端。如将叙曹操濮阳之火，先写糜竺家中之火一段闲文以启之；将叙孔融求救于昭烈，先写孔融通刺于李弘一段闲文以启之；将叙赤壁纵火一段大文，先写博望、新野两段小文以启之；将叙六出祁山一段大文，先写七擒孟获一段小文以启之是也。“鲁人将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頖宫。”文章之妙，正复类是。
《三国》一书，有浪后波纹、雨后霡霂之妙。凡文之奇者，文前必有先声，文后亦必有余势。如董卓之后，又有从贼以继之；黄巾之后，又有余党以衍之；昭烈三顾草庐之后，又有刘琦三请诸葛一段文字以映带之；武侯出师一段大文之后，又有姜维伐魏一段文字以荡漾之是也。诸如此类，皆他书中所未有。
《三国》一书，有寒冰破热、凉风扫尘之妙。如关公五关斩将之时，忽有镇国寺内遇普净长老一段文字；昭烈跃马檀溪之时，忽有水镜庄上遇司马先生一段文字；孙策虎踞江东之时，忽有遇于吉一段文字；曹操进爵魏王之时，忽有遇左慈一段文字；昭烈三顾草庐之时，忽有遇崔州平席地闲谈一段文字；关公水淹七军之后，忽有玉泉山月下点化一段文字。至于武侯征蛮而忽逢孟节，陆逊追蜀而忽遇黄承彦，张任临敌而忽问紫虚丈人，昭烈伐吴而忽问青城老叟。或僧或道，或隐士或高人，俱于极喧闹中求之，真足令人躁思顿清，烦襟尽涤。
《三国》一书，有笙箫夹鼓、琴瑟间钟之妙。如正叙黄巾扰乱，忽有何后、董后两宫争论一段文字；正叙董卓纵横，忽有貂蝉凤仪亭一段文字；正叙傕、汜猖狂，忽有杨彪夫人与郭汜之妻来往一段文字；正叙下邳交战，忽有吕布送女、严氏恋夫一段文字；正叙冀州厮杀，忽有袁谭失妻、曹丕纳妇一段文字；正叙荆州事变，忽有蔡夫人商议一段文字；正叙赤壁鏖兵，忽有曹操欲取二乔一段文字；正叙宛城交攻，忽有张济妻与曹操相遇一段文字；正叙赵云取桂阳，忽有赵范寡嫂敬酒一段文字；正叙昭烈争荆州，忽有孙权亲妹洞房花烛一段文字；正叙孙权战黄祖，忽有孙翊妻为夫报仇一段文字；正叙司马懿杀曹爽，忽有辛宪英为弟画策一段文字。至于袁绍讨曹操之时，忽带叙郑康成之婢；曹操救汉中之日，忽带叙蔡中郎之女：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人但知《三国》之文是叙龙争虎斗之事，而不知为凤、为鸾、为莺、为燕，篇中有应接不暇者，令人于干戈队里时见红裙，旌旗影中常睹粉黛，殆以豪士传与美人传合为一书矣。
《三国》一书，有隔年下种、先时伏着之妙。善圃者投种于地，待时而发；善奕者下一闲着于数十着之前，而其应在数十着之后。文章叙事之法亦犹是已。如西蜀刘璋乃刘焉之子，而首卷将叙刘备，先叙刘焉，早为取西川伏下一笔；又于玄德破黄巾时，并叙曹操，带叙董卓，早为董卓乱国、曹操专权伏下一笔；赵云归昭烈在古城聚义之时，而昭烈之遇赵云，早于磐河战公孙时伏下一笔；马超归昭烈在葭萌战张飞之后，而昭烈之与马腾同事，早于受衣带诏时伏下一笔；庞统归昭烈在周郎既死之后，而童子述庞统姓名，早于水镜庄前伏下一笔；武侯叹“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在上方谷火灭之后，而司马徽“未遇其时”之语，崔州平“天不可强”之言，早于三顾草庐前伏下一笔；刘禅帝蜀四十余年而终，在一百十回之后，而鹤鸣之兆，早于新野初生时伏下一笔；姜维九伐中原在一百五回之后，而武侯之收姜维，早于初出祁山时伏下一笔；姜维与邓艾相遇在三伐中原之后，姜维与钟会相遇在九伐中原之后，而夏侯霸述两人姓名，早于未伐中原时伏下一笔；曹丕篡汉在八十回中，而青云紫云之祥，早于三十三回之前伏下一笔；孙权僭号在八十五回后，而吴夫人梦日之兆，早于三十八回中伏下一笔；司马篡魏在一百十九回，而曹操梦马之兆，早于五十七回中伏下一笔。自此而外，凡伏笔之处，指不胜屈。每见近世稗官家一到扭捏不来之时，便平空生出一人，无端造出一事，觉后文与前文隔断，更不相涉。试令读《三国》之文，能不汗颜？
《三国》一书，有添丝补锦、移针匀绣之妙。凡叙事之法，此篇所阙者补之于彼篇，上卷所多者匀之于下卷。不但使前文不拖沓，而亦使后文不寂寞；不但使前事无遗漏，而又使后事增渲染：此史家妙品也。如吕布取曹豹之女本在未夺徐州之前，却于困下邳时叙之；曹操望梅止渴本在击张绣之日，却于青梅煮酒时叙之；管宁割席分坐本在华歆未仕之前，却于破壁取后时叙之；吴夫人梦月本在将生孙策之前，却于临终遗命时叙之；武侯求黄氏为配本在未出草庐之前，却于诸葛瞻死难时叙之。诸如此类，亦指不胜屈。前能留步以应后，后能回照以应前，令人读之，真一篇如一句。
《三国》一书，有近山浓抹、远树轻描之妙。画家之法，于山与树之近者，则浓之重之；于山与树之远者，则轻之淡之。不然，林麓迢遥，峰岚层叠，岂能于尺幅之中一一而详绘之乎？作文亦犹是已。如皇甫嵩破黄巾，只在朱隽一边打听得来；袁绍杀公孙瓒，只在曹操一边打听得来；赵云袭南郡，关、张袭两郡，只在周郎眼中耳中得来；昭烈杀杨奉、韩暹，只在昭烈口中叙来；张飞夺古城，在关公耳中听来；简雍投袁绍，在昭烈口中说来。至若曹丕三路伐吴而皆败，一路用实写，两路用虚写；武侯退曹丕五路之兵，惟遣使入吴用实写，其四路皆虚写。诸如此类，又指不胜屈。只一句两句，正不知包却几许事情，省却几许笔墨。
《三国》一书，有奇峰对插、锦屏对峙之妙。其对之法，有正对者，有反对者，有一卷之中自为对者，有隔数十卷而遥为对者。如昭烈则自幼便大，曹操则自幼便奸。张飞则一味性急，何进则一味性慢。议温明是董卓无君，杀丁原是吕布无父。袁绍磐河之战胜败无常，孙坚岘山之役生死不测。马腾勤王室而无功，不失为忠；曹操报父仇而不果，不得为孝。袁绍起马步三军而复回，是力可战而不断；昭烈擒王、刘二将而复纵，是势不敌而从权。孔融荐祢衡是缁衣之好，祢衡骂曹操是巷伯之心。昭烈遇德操是无意相遭，单福过新野是有心来谒。曹丕苦逼生曹植是同气戈矛，昭烈痛哭死关公是异姓骨肉。火熄上方谷是司马之数当生，灯灭五丈原是诸葛之命当死。诸如此类，或正对，或反对，皆一回之中而自为对者也。如以国戚害国戚，则有何进；以国戚荐国戚，则有伏完。李肃说吕布，则以智济其恶；王允说吕布，则以巧行其忠。张飞失徐州，则以饮酒误事；吕布陷下邳，则以禁酒受殃。关公饮鲁肃之酒，是一片神威；羊祜饮陆抗之酒，是一团和气。孔明不杀孟获，是仁者之宽；司马懿必杀公孙渊，是奸雄之刻。关公义释曹操，是报其德于前；翼德义释严颜，是收其用于后。武侯不用子午谷之计，是慎谋以图全；邓艾不惧阴平岭之危，是行险以侥幸。曹操有病，陈琳一骂便好；王朗无病，孔明一骂便亡。孙夫人好甲兵，是女中丈夫；司马懿受巾帼，是男中女子。八日而取上庸，则以速而神；百日而取襄平，则以迟而胜。孔明屯田渭滨，是进取主谋；姜维屯田沓中，是退避之计。曹操受汉之九锡，是操之不臣；孙权受魏之九锡，是权之不君。曹操射鹿，义乖于君臣；曹丕射鹿，情动于母子。杨仪、魏延，相争于班师之日；邓艾、钟会，相忌在用兵之时。姜维欲继孔明之志，人事逆乎天心；杜预能承羊祜之谋，天时应乎人力。诸如此类，或正对，或反对，皆不在一回之中而遥相为对者也。诚于此较量而比观焉，岂不足快读古之胸，而长尚论之识？
《三国》一书，有首尾大照应、中间大关锁处。如首卷以十常侍为起，而末卷有刘禅之宠中贵以结之，又有孙皓之宠中贵以双结之，此一大照应也。又如首卷以黄巾妖术为起，而末卷有刘禅之信师婆以结之，又有孙皓之信术士以双结之，此又一大照应也。照应既在首尾，而中间百余回之内若无有与前后相关合者，则不成章法矣。于是有伏完之托黄门寄书，孙亮之察黄门盗蜜以关合前后；又有李傕之喜女巫，张鲁之用左道以关合前后。凡若此者，皆天造地设，以成全篇之结构者也。然犹不止此也。作者之意，自宦官妖术而外，尤重在严诛乱臣贼子以自附于《春秋》之义。故书中多录讨贼之忠，纪弑君之恶。而首篇之末则终之以张飞之勃然欲杀董卓，末篇之末则终之以孙皓之隐然欲杀贾充。由此观之，虽曰演义，直可继《麟经》而无愧耳。
《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而其叙事之难则有倍难于《史记》者。《史记》各国分书，各人分载，于是有本纪、世家、列传之别。今《三国》则不然，殆合本纪、世家、列传而总成一篇。分则文短而易工，合则文长而难好也。
读《三国》胜读《列国志》。夫《左传》、《国语》，诚文章之最佳者，然左氏依经而立传，经既逐段各自成文，传亦逐段各自成文，不相联属也。《国语》则离经而自为一书，可以联属矣。究竟《周语》、《鲁语》、《晋语》、《郑语》、《齐语》、《楚语》、《吴语》、《越语》八国分作八篇，亦不相联属也。后人合《左传》、《国语》而为《列国志》，因国事多烦，其段落处，到底不能贯串。今《三国演义》自首至尾读之，无一处可断，其书又在《列国志》之上。
读《三国》胜读《西游记》。《西游》捏造妖魔之事，诞而不经，不若《三国》实叙帝王之事，真而可考也。且《西游》好处，《三国》已皆有之。如哑泉、黑泉之类，何异子母河、落胎泉之奇？朵思大王、木鹿大王之类，何异牛魔、鹿力、金角、银角之号？伏波显圣、山神指迷之类，何异南海观音之救？只一卷“汉相南征记”便抵得一部《西游记》矣。至于前而镇国寺，后而玉泉山，或目视戒刀脱离火厄，或望空一语有同棒喝，岂必诵灵台方寸、斜月三星之文，乃悟禅心乎哉？
读《三国》胜读《水浒传》。《水浒》文字之真，虽较胜《西游》之幻，然无中生有，任意起灭，其匠心不难，终不若《三国》叙一定之事，无容改易，而卒能匠心之为难也。且三国人才之盛，写来各各出色，又有高出于吴用、公孙胜等万万者。
吾谓才子书之目，宜以《三国演义》为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