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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缭绕疑无路，忽见千帆隐映来。
1964年2月至4月，全国农业、财政、工业交通三口长期规划会议先后召开。会议指出了“三五”计划的中心任务：吃穿用第一，基础工业第二，国防第三。
毛泽东主席的见解，却是立意高远。5月27日，他找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彭真、罗瑞卿等人交换意见。毛主席开宗明义：“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问题，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入侵。同时，缩小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
在毛泽东的战略构想里，全国划分为前线、中间地带和战略后方，分别简称一线、二线、三线。一线地区是指沿边沿海地区；三线地区指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山西、河南、湖南、湖北等十一个省区，其中，云、贵、川及湘西、鄂西为西南三线，陕、甘、宁、青及豫西、晋西为西北三线；所谓二线，则是一线和三线的中间地带。加强西南三线建设，就是不能忽视“屁股”和后方，以四川为中心，建立“小而全”的国民经济体系、资源能源体系、军工制造体系、科技研发体系、战略储备体系，就算局部战争不可避免，即使退守西南，也要能自给自足，也能长期坚守并伺机反攻——拿今天的话说，相当于要为有着巨大黑客入侵风险的电脑备份数据，即使病毒突然发作，摧毁系统，电脑亦能迅速重启。
为什么要搞三线？一个月前，总参作战部向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指出，如果敌人发起突袭，形势将十分严峻：全国十四个百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集中了六成主要民用机械和五成以上国防工业；全国十四个百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大都在沿海地区，防空尚无有效措施。此外，主要铁路枢纽、桥梁、港口码头多在大城市附近，一旦遭到破坏，后果不堪设想。
看完报告，毛主席蹙起眉头。东北重工业基地在苏联轰炸机和中短程导弹射程之内，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东地区则完全暴露在美国航母的攻击半径下。战争一旦降临，中国的工业将很快瘫痪。
不是没有前车之鉴。二战初期，苏联一不准备工事，二不防备敌人进攻，三不搬家，致使卫国战争初期大受挫折。
毛主席的目光从报告上移开，投向时局：
印度在中印边境挑事，引发军事冲突，不过是两年前的事。
50年代，中国东部、南部被美国围堵。美国在中国周边多地建立军事基地，矛头指向中国。
进入60年代，中国北部、西部，又是狼烟四起。
“老大哥”的脸变得快。1960年7月，苏联政府决定，在一个月内全部撤走在中国的苏联专家，并撕毁了几百个合同及协议。1962年5月，苏联在中国新疆的伊犁地区，策动大规模的颠覆活动，引诱、胁迫六万多中国公民到苏联境内。
与此同时，印度在中印边境的武装挑衅日益嚣张。
头一年，美国扩大侵越战争，美苏联合国际反华势力掀起反华浪潮，在我国周边、沿海陈兵百万，严重干涉我国内政，威胁我国安全。
家里也不省心。蒋介石的势力盘踞台湾，一直没有放弃“反攻大陆”。
绝不能犯苏联犯过的错误。被称为中国工业化、国民经济和国家战略发展史上的“遵义会议”的中央工作会议，从5月开到6月。其间，毛泽东频频谈到三线建设。
“三线建设，要下决心搞。”
“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
“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他们什么时候要打仗。”
毛主席的话音犹在耳边，1964年8月2日，北部湾事件爆发，美国第七舰队一百二十五艘军舰、六百余架飞机对越南北部悍然发动攻击。美国的炸弹和导弹，雨点般落在北部湾。
半个月后，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主席再一次表明决心：成昆、川黔（重庆至贵阳，当时重庆未直辖，故称川黔线）、贵昆这三条铁路要抓紧修好。铁轨不够，可以拆其他线路的。
1964年9月10日，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挂帅，铁道部主持工作的副部长、铁道兵第一政委吕正操为工地指挥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铁道兵副司令员郭维城、国家科委副主任彭敏、商业部副部长张永励等为副总指挥的西南铁路建设总指挥部领导班子完成组建并正式挂牌，西南铁路大会战由此拉开序幕。总指挥部下设西南铁路建设工地指挥部（简称“西工指”，负责具体施工）、西南铁路建设技术委员会（简称“技委会”，负责解决施工中相关技术问题）、西南支援铁路建设委员会（简称“支铁办”，负责动员和组织地方支援）和总指挥部办公室，统领以铁道兵第一、五、七、八、十师和铁道部第二工程局为主力，铁道部第四工程局三处、大桥工程局、电务总队、机械团及成都、昆明铁路局和沿线地方民工共三十余万人参加的筑路队伍。
“西工指”由吕正操任指挥长、党委书记，刘建章、郭维城、彭敏任副指挥长、党委副书记，彭敏兼任“西工指”总工程师。“西工指”挂牌后，郭维城率领大批建设人员入驻贵州安顺，建立指挥系统。铁道部、铁道兵各抽调四百人，按部队模式组建指挥部机关，对外代号“302部队”，汽车挂“亥2”系列白牌。指挥部实行军事化管理，早上吹号起床，见了领导行军礼，找领导汇报工作，进门喊“报告”。
战在勇，更在于谋。“西工指”运筹帷幄，拿出时间表：川黔、贵昆、成昆三线同时建设，加快进度。首先抢通川黔线，1965年“八一”接轨，“十一”通车。其次完成贵昆线，1966年“五一”接轨，“七一”通车。最后集中兵力抢建成昆线，南北并进，西昌会师，力争1968年7月1日建成通车。
本来，按照中央决策，四川是三线建设的重点省份，而四川大三线建设头三年的重中之重则是“两基一线”（“两基”，就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和以攀枝花为中心的钢铁工业基地，以其作为战时军工生产的核心；“一线”，就是修建成昆铁路干线，解决西南地区大三线交通问题）。攀枝花是未来的钢铁基地，贵州六盘水是煤炭基地。把六盘水的煤运到攀枝花炼铁炼钢，把攀枝花炼出的钢铁运到成都、重庆，制造各种机器，再把机器运到六盘水、攀枝花，提质增效促进生产，全都离不开成昆铁路。“重中之重”的成昆线通车日期被排在最后，无他，难也。
开发攀枝花，建设攀枝花钢铁厂，却在此时驶上了快车道。
1958年3月9日至26日在成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除成昆铁路被列入国家重点规划项目外，冶金部利用攀枝花地区铁矿建设西昌钢铁厂的设想获得批准，攀枝花的建设由此提上日程。是年10月，根据中苏合作计划，冶金部、地质部、中科院相关同志与苏联列宁格勒选矿研究设计院专家潘切列夫、维什涅夫斯基等组成采样小组，赴兰家火山和朱家包包矿山取样三十余吨，交中科院长沙矿冶研究所（后为冶金部长沙矿冶研究院），冶金部北京选矿研究院与苏联选矿、冶金研究单位开展冶炼试验。
此后四年间，国内研究单位提交了四份研究报告，苏联研究机构也送来两份试验报告。六份报告，一个结果：只用机械选矿方法，无法筛选出符合炼铁要求的、二氧化钛含量在百分之八以下的铁精矿。
攀枝花钒钛磁铁矿是高钛型钒钛磁铁矿，高炉冶炼时，炉渣中二氧化钛含量高达百分之三十。而在当时，炉渣中二氧化钛含量超过了百分之八，中国对付不了，苏联解决不了，国外相关资料上也是一片空白。难怪，列宁格勒选矿研究设计院在1961年的试验报告中，否定了高炉冶炼攀枝花铁矿的工艺。他们甚至下了结论：攀枝花钒钛磁铁矿渣铁分离不开，不能冶炼，是呆矿。
是耶？非耶？讨论之激烈，不亚于当年成昆铁路选线之争。1962年初，国家召开七千人大会，实行国民经济调整，大幅度压缩基建项目。筹建中的西昌钢铁厂停建，攀枝花铁矿冶炼科研被叫停。
1964年9月11日，西南三线建设筹备小组成立后，加快了攀枝花钢铁厂的建设速度。12月5日，保密的“攀枝花铁矿冶炼试验组”在北京成立。瞄准攻克铁钛分离冶炼这一世界级难题，西南钢铁研究院、中科院长沙矿冶研究所、东北工学院（现东北大学）、重庆大学、首钢、鞍钢、包钢、邯钢等十四个科研、生产单位的专家、教授、技术人员、高炉炉长、工长一百零八人会聚试验组，展开技术攻关。
没有等到元旦节，两年前从东北工学院毕业分配到鞍钢研究院的李身钊被试验组点名，成为“一百零八将”中的一员。
试验组经过讨论，决定攀枝花铁矿高炉冶炼试验分三步走：
第一步，在承德钢铁厂（现为河钢集团子公司）一百立方米高炉进行“模拟试验”；
第二步，在西昌四一〇厂（西昌钢铁厂前身）二十八立方米高炉进行基于模拟试验的“验证试验”；
第三步，在北京首钢五百一十六立方米高炉进行“工业试验”。
1965年1月24日，堪称“国家工程”的模拟试验在承德钢铁厂一百立方米高炉点火开炉。
何为“模拟试验”？攀枝花矿山尚未建成，成昆铁路还在修建，试验所需矿石，无法从攀枝花开采运送。正规试验厂、熟悉钒钛矿高炉冶炼的人员都没有。如果要等到“万事俱备”，战机就贻误了。冶金部这一招，完全是被“逼”出来的：用承德铁精矿和钛精矿按比例配成原料，模拟攀枝花矿开展试验。
为何要在承钢？承德大庙地区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发现了钒钛磁铁矿，1954年新建的承德钢铁厂是苏联援建重点工程，进行过高炉冶炼试验。
承德大庙矿毕竟不同于攀枝花矿，炉渣中钛含量不到百分之十，可资借鉴的经验不多。路在何方，还得向高炉要答案。
承钢的炼铁高炉建于20世纪50年代，没有烧结机，试验只能以“土烧结”的方式进行。从架设小风机、风管到铺铁丝网、加铺底料、铺稻草、点火，再到铺铁精矿、钛精矿、焦粉、石灰石的混合料，全是人工操作。重三四十吨的烧结矿经过冷却，合格的输送给高炉，不合格的重新再烧。
烧结试验成功，开了个好头，但在高炉上进行冶炼试验才是重点。
炼铁用的高炉俨然是一个大暖壶，外层是钢板，里层是砖墙，中间是带水管的冷却壁。正常生产时，炉料自顶部装入，铁水自底部出铁口流出。铁口上方，有渣口、风口。试验时最怕渣铁凝积炉内，无法流出，导致风口进不了空气，“暖壶”变“冰棍”。
炉渣二氧化钛含量一旦超过百分之十五，高炉非“结”即“泻”。在冶金部钢铁司炼铁处处长周传典带领下，李身钊和同事们穿戴上简易防护设备，顶着炉前数百摄氏度的高温，用钢钎抠，用氧气烧，脸上烤起泡，腿脚被烫伤，决不后退半步。两个月里，试验组反复对比试验数据，不断改进操作，一点点探摸二氧化钛在高炉里的性格脾气，一点点提高试验中的二氧化钛含量。
1965年4月17日，进入炉渣中二氧化钛含量百分之三十的冶炼试验阶段。
这是最难上的一个台阶，也是必须攻克的难关。
险情出现了。炉渣变稠，流动变慢。试验组想了很多办法，炉渣都懒得再往外走。
4月20日，炉渣完全停止流动，高炉被迫休风。
抢救高炉，氧气必不可少。得知当地没有氧气生产厂，冶金部急令首钢连夜运去两车氧气瓶。
好风景往往埋伏在弯道上。在病灶清除的过程中，试验组深入探究喷吹氧化性介质的种类、方法，摸索出了由间断作业改为连续喷吹的新工艺。这一攀枝花铁矿高炉冶炼必不可少的“辅助操作”，从此确立下来。
高炉复风不久，又出现“堆死”征兆。
拿人打比方，“堆死”是肠道堵塞，下泄阻滞。试验不得不暂停。
冶炼攀枝花铁矿，对炉渣流动构成重要影响的除了二氧化钛，还有硅。硅的熔点比铁高，试验组内部有人力主进一步降低含硅量。另一种声音则是，目前生铁含硅量已是超低限，再往下降，打破酸碱平衡度，容易引发新问题。
压力大如山，周传典脑子里，根本没有想到过退缩。有两句话，日夜回响在他的脑海。
“攀枝花钒钛磁铁矿高炉冶炼试验的成败，关系到三线后方基地建设战略设想能否付诸实践。”周传典领衔试验组是冶金部部长吕东点的将。部长向他安排工作时，这句话说了两遍。
“现在，千军万马进驻攀枝花，人力、物力、财力都已做了安排，为钢铁基地修建的成昆铁路已全线动工，正在开洞、架桥。如果试验失败，我们将成为千古罪人。”攀枝花特区党委第一书记、攀枝花工业基地建设指挥部总指挥徐驰找他谈话时，也是语重心长。
十多家单位的上百人参与这项试验，其中不少是来自生产一线的中青年骨干。大家争论、辩论，周传典从不干涉。他始终相信，通往真理的道路只有两条，辩论是其中之一。
另一条是实践。于是，超低硅冶炼试验大胆展开。
胆大还得心细。高炉生铁含硅量从百分之一往下降，降至千分之八，再降至千分之五。降至千分之一时，不光“堆死”的难题化解了，还有意外惊喜：“大泻”的老毛病，竟不治而愈。
乘胜追击，试验组一连五十天反复进行二氧化钛含量为百分之三十的炉渣冶炼试验，生铁合格率持续攀升至百分之九十三以上。跳起摸高，二氧化钛含量上浮至百分之三十五，试验组又进行了七十二天的不间断试验。
卡脖子的攀枝花钒钛磁铁矿高炉顺行技术，终于突破了！
短暂休整后，试验组成员转战西昌，准备验证试验。由成都去西昌，汽车越往前开，李身钊感觉离家越近——鞍钢研究所已于1964年底迁至西昌，更名为西南钢铁研究院（后迁至攀枝花，更名为攀钢钢铁研究院）。
回到成昆线上。
打大仗，兵马、枪炮、粮草不可少。“西工指”成立不久，吕正操携铁二局负责人进京向周恩来总理寻求支援。
“专业的事要有专业的人干。”吕正操直击痛点，“专业技术干部仅占施工人员的百分之一点一，这与提高机械化施工技术和广泛采用新技术是一对矛盾。”
“全力支持”，总理表态。事后，国家分配大学、中专毕业生八百二十人到成昆线，并通过国家经委抽调技术干部四百七十九人，充实技术力量。
然后说到技术。宝成铁路修建时，设计标准低，年运输能力是二百六十万吨，修起来就不够用，加了电气化还是不够用。成昆铁路作为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铁路，应该装设现代化信号设备，提高运行能力，保证行车安全。吕正操有一个期待：“通过现代化信号设备、铁路通信设备研制，使全线运能突破一千二百万吨，开创我国山区铁路建设事业新纪元。”
总理点头。点头，就是认可。
机械设备因为极其重要、极难解决，吕正操留到最后来说。
全线隧道有四百二十七座，总延长约三百四十一公里，约占全线长度的百分之三十一点五。其中，一公里以上隧道一百二十一座，三公里以上隧道九座，四公里以上隧道四座，平均每二点五公里就有一座。部分路段，比例甚至更高，如金口河至乌斯河段长约二十六公里，就有十三座隧道，长二十一公里，人工开掘，进度十分缓慢。
吕正操汇报到这里，总理插进一个问题：“此前好像有一个数字，隧道不到两百座？”
总理日理万机，却是心细如发，吕正操既感动又吃惊。他向总理汇报：“重新测定前，隧道数量为一百九十二座，但是隧道施工中，遇到不良地质，情况就有了变化。往后走，也许还会有新的变化。比如关村坝隧道，原线路是沿大渡河绕行，长十六点六公里。经过多次比选，决定裁弯取直，缩短线路十点一公里，避开了枕头坝至中坪溪八点九公里复杂地质地段，提高了线路质量。更多的调整，是把线路往山里面移，隧道数量因此有所增加。”
“修成昆线，重点难点在隧道和桥。有什么要求，你直接说吧。”总理直奔主题。
要的就是这句话。
“加快进度，减少牺牲，必须改善施工条件，大力提高施工机械化和半机械化水平。是否可以下一个决心，进口一批专用大型机械？”吕正操的目光充满期待。
“确实需要，”总理略作停顿，接着说道，“但是具体数字还需要讨论。引进外国的东西，要贯彻‘一用、二批、三改、四创’精神，通过使用，批判地吸收优点，制造我国自己的施工机械，走我国自己的施工机械化道路。”
吕正操一行要告辞了，总理送到门口，逐一握手，并强调：你们要的人，很快就会来的。
在此之前，一场规模浩大的调动，已在有条不紊地展开。
再有不到一个小时，列车就要到达重庆站了。地质部三峡水文队负责人刘广润的目光落在行李箱上，扑扑乱跳的心，早已飞出了车厢。
几个月前的一天，一封加急电报，让三十五岁的刘广润激动得跳了起来：“我升级了——当爸爸了！”然而，他正随地质部副部长旷伏兆赴云贵川考察三线建设，并不能立刻见到日思夜想的妻儿。现在，任务结束，踏上归程，无数次想象过的那张肉嘟嘟的小脸，似乎触手可及。
刘广润计划先赶火车到重庆，再走水路去武汉。丈母娘家在武汉。妻子在娘家。
刘广润早给儿子备下礼物，一只软毛绒鸭子。布偶背上有机关，刘广润摁了一下，小鸭子开心地叫了一声。
听到车厢广播在叫自己，刘广润颇为惊讶。
“刘广润”三个字又被重复了一遍。广播员在喇叭里说：“三峡水文队刘广润，单位要你立即返回成都，参加重要会议。”
成昆铁路直到建成通车都是国家秘密，广播员的通知，列车长接到的电话，都是语焉不详。
刚下火车，刘广润马上向成都出发。
安徽水文队刘万兴、广西水文队魏承福接到了同样的命令。命令下达时正值1964年国庆节，前者在安徽黄口野外组织施工，后者在广西柳州。
这次会议召开于1964年10月16日，地质部称为成都会议。旷伏兆在会上宣布，中央决定全面复建成昆铁路，地质部为此调集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山东、安徽、黑龙江七省区地质队伍及设在湖北的三峡、丹江直属队，组建两个地质队，承担成昆铁路山区工程地质勘察任务。两个队以金沙江为界，分别称北江大队、南江大队。北江大队负责乐山夹江到金沙江段，队长贾志斌，总工程师刘广润，下设一、二、三、四分队；南江大队负责金沙江到云南禄丰段，队长史维成，总工程师刘克，下设五、六、七、八分队。各分队承担的勘察任务，大约八十公里。
会议当天，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成功爆炸。地质部的决定在地质系统内产生的冲击波，同样撼天动地。
凌晨2时许，正在四川高县参加南广河流域梯级工程地质勘察的谭开鸥被突然响起的集合号从熟睡中惊醒。谭开鸥迷迷糊糊中奔向操场，她以为又是民兵训练。站定才看清，站在集合好的队伍前的是成都水文队队长贾志斌。
连夜驱车从成都赶来，贾志斌很是激动：“同志们，很对不起，半夜把你们叫起来。几个小时前，我接到一个重要而光荣的任务。毛主席说成昆铁路要快修，成昆铁路一天修不通，他一天睡不着觉。”
瞌睡虫瞬间没了影踪。贾志斌的声音，被操场的空旷和人群的安静放得很大：“成昆铁路是三线建设大动脉，外国专家说修不通，我们中国人不靠他们，不信他们。我们要靠自己的力量修通成昆铁路……”
简短讲话后，贾志斌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名单。宣读名单前，他又讲了几句话，大意是：好人好马上成昆。大家要坚决服从命令，随时准备出发，到最需要的地方，完成最艰巨的任务。正因任务艰巨，不带家属，不带坛坛罐罐，不带家具，但资料和专业书籍要随身携带。
接下来就是点名了。河风裹着沙粒打在脸上，谭开鸥记起辛弃疾的词句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听到丈夫李玉生的名字从贾志斌嘴里跑了出来，谭开鸥嘴巴半张，心里咯噔一下：我们的女儿，出生还不到两个月。
哪承想，谭开鸥也被当场点名！
如果谭开鸥没意见，她的女儿、母亲，第二天将由队上派车送回威远老家，而她本人，三天后回成都报到。
谭开鸥没有提任何意见。
第四天，贾志斌带领北江大队从成都出发，赶往队部越西。
成都会议要求新组建的队伍尽快到位。一切都在为成昆线让路，铁道部甚至为安徽队员特批加挂卧铺，命令沿线列车，无条件加挂这几节车厢。
距离成都会议结束仅十七天，一千六百四十八人的南江大队组建完成。北江大队打主场，贾志斌他们到位更早。
成昆铁路之前“三上三下”，除了经济基础薄弱，铁道设计部门工程地质勘察力量有限，对地质问题估计不足，导致一些工程施工中出现疑难杂症，也是重要原因。地形是死的，地质条件复杂是现实，如果不讲科学，不遵照自然规律办事，成昆铁路很可能再次偃旗息鼓。地质部的介入，南江大队、北江大队的迅速组建，有了从头再来的色彩。也就是说，三千多名队员要化身“土行孙”钻山打洞，为铁路必经处的山体、岩层、洞穴、河床验明正身，开出“体检报告”。
地质部争分夺秒，铁道部也是朝乾夕惕。
成昆铁路在1958年赶着动工，多数路段只有初步设计，无法满足施工需要。1964年10月28日，铁二院党委做出“下楼出院”决定，把办公地点设在施工现场，要求全部管理人员、设计人员三天内安顿好老人孩子，奔赴第一线，反复比选，精心核对，补齐设计短板。成都市通锦桥路的院机关作为留守处，副院长陈如品兼任主任。
铁二院当时两千号职工，一多半都是上有老下有小。老人让人牵挂，最放心不下的却是孩子。安置老人孩子，第一条路是送回老家。上面出了政策，哪怕是北京、上海、广东，人和户口一起走。此路不通，可以托付朋友。实在不行，就找陈如品。从哺乳室到幼儿园再到小学、中学，留守处都有配置，陈如品和他带领的二十多名后勤职工，就是“临时家长”。
方应杰、何寿珍夫妇是唐山铁道学院同班同学，1956年毕业，双双分到铁二院，从事路基设计。他们是1958年结的婚，因为聚少离多，1962年才有孩子。儿子出生时方应杰在工地，何寿珍只能去贵阳的娘家生产。何寿珍常常在梦里呼唤儿子，直到把自己叫醒。接到“下楼出院”通知，她的第一反应竟是：幸好儿子一直跟着外婆，不在我们身边！
不是何寿珍心硬。年轻妈妈从哺乳室孤单单走出来时泪流满面，幼儿园门口扯着大人衣角的小手不肯松开，稍大一些的孩子看着父母走出家门、走出大院时痛哭流涕，都是她难以承受的骨肉分离。尤其后来，到了工地，看到同事收阅信件时躲在角落里哭，想到回家探亲的母亲急切地想把孩子搂进怀中，日思夜想的孩子却躲在老师身后，怯怯地喊出一声“阿姨”，她都会泪湿脸颊……
铁二院两千人马撒到成昆线上，设计人员的缺口仍然很大。十万火急出门去，何寿珍和战友并不怯场。铁道部早已在调兵遣将，不久后，来自四面八方的战友将与他们会师。
这是一场更大规模的调动。铁道部下属四个设计院，兰州的铁一院、天津的铁三院、武汉的铁四院同时接到命令，支援西南铁路大会战。几乎在眨眼之间，铁二院壮大到八千余人，高峰时甚至达到一万人。
八千余人的队伍，三分之二上成昆。用一个月时间实地考察，赶在大军集结前绘制好“兵力分布图”，铁二院政治部主任高科领到任务。
考察队从贵州安顺出发，高科带队。
除了高科，除了驾驶员，考察队还有两个人：一个是计划财务处何光全，一个是人事处王树良。
时间紧任务重，一车人星夜兼程，马不停蹄。
头晚熬了夜，早上起得早，吉普车开到距离昆明一百多公里的一平浪时，何光全上下眼皮打起了架，拉也拉不开。
肯定是有“砰”的一声的，但何光全没有听到。等他睁开眼，鼻梁上的眼镜不见了，头顶多出一个包，鸡蛋大。
车翻了。吉普车撞在大树上。好在人都没事。不好的是，吉普车走不动了。
走不动也得走。不知从哪里找来一辆解放牌大卡车，高科坐进驾驶室，吉普车“坐”进车厢。何光全和王树良还坐老地方。
本就颠簸的路颠簸加倍。何光全暗自担心：一路晃荡到峨眉，我的五脏六腑能不能找到原来位置？
就这样，他们为二十七支即将抵达的队伍，提前找到了战壕。
接下来，陈如品带着三个人调度队伍，何光全又成了其中之一。
陈如品的办公室二十四小时不离人，因为敲门声可能在任何时间响起——前来报到的队伍通常是坐火车到成都，下了火车，直奔留守处。
队伍多是成建制调动，书记、队长、专业人员、工人、设备，配置一样不少。一般是书记或队长前来报到，也有书记、队长一起来的。对号入座，陈如品站在《西南铁路勘察设计队伍分布图》前，将某一个地名指给他或他们。
落了单的队员也来这里报到，背着行李，抱着三脚架、望远镜、板尺或者花杆。
不管是齐整整一支队伍，还是陆续到来的队员，他们，他们的装备，甚至他们的心，就在这一刻属于铁二院，属于成昆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