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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5月，接到大女儿出生的电报，铁道部第二设计院（原铁道部西南铁路工程局设计分局，已于1955年12月更名，简称“铁二院”）二总队政委钟铭荣喜极而泣。
赶回家去是不可能的。铁二院正在做贵昆线（贵阳至昆明）上马前的准备工作，再说，休假该是年底。
电报刚撂下，调令来了。成昆铁路两个月后开工，铁二院党委研究决定，成立成昆铁路勘测设计工作组，钟铭荣负责北段。根据当时安排，成昆铁路分北段、南段进行勘测、设计、施工，成都至西昌为北段，西昌至昆明为南段。
钟铭荣急匆匆赶到成都报到，才知道同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通过了提前五年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目标。
“苦干三年，基本改变面貌。”纲举目张，1958年的钢产量目标被定在一千零七十万吨，是头一年的两倍。成昆铁路图纸上的三堆子附近，即后来的攀枝花，那时候还是一片荒僻河谷，但是，一座庞大的钢铁城，已然耸立在新中国的规划之中。
铁路也要“大发展”：1957年中国新开、续建铁路项目只有十七项，1958年却是九十四项，一些地方修建的窄轨铁路还不在统计之列。成昆铁路榜上有名，2006年才全线建成通车的青藏铁路，同样上了榜单。
成昆线要大干快上，等不得，拖不起。
建高楼离不开图纸，在“铁路禁区”建铁路，图纸更需先行一步。然而，截至1958年底，成昆铁路西线才完成初测和初步设计文件编制，仅沙马拉达隧道等少量重点工程突击拿出了施工文件，多数工程项目无图可循。
不同路段，前期进展不同，工作深度不同，有如一片森林挡在面前，树木高高低低，只能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
当时北段、南段成立有项目总体组，围绕勘测设计，负责总体牵头、协调各专业方向等工作。留美博士、专家郝昭謇任北段总体设计负责人（简称“总体”），陈光曦、闻式陶、李跃芳、郑凤池任副总体。钟铭荣带队定测，张新华任副组长。大家达成一致意见：根据轻重缓急，需要初测的初测，可以定测的定测，具备条件的，加快制定施工文件。
他们要带四支勘测队去金沙江畔的三堆子，手上却只有一张旧版军用地图。
那个地方闻所未闻。路通不通，路怎么走，路上要走多久，全是外乡人过河——心里没底。钟铭荣、张新华商量决定：分头行动，星夜兼程，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峨眉以南，越往前越是举步维艰。
路难行，难到极致，是无路可行。
浊浪翻滚的大渡河切断去路，身后是绝壁千仞。钟铭荣心急如焚，震耳欲聋的涛声，是泼在火上的油。
竹条编成的缆绳碗口粗，系在岸边树上。缆绳上挂一木制滑轮，俗称“溜壳子”，下悬宽大竹片，如挂在秤杆上的秤盘。人坐“盘”上，借助两端高差施展“挪移大法”。
带路的当地彝族同胞阿牛现场演示，队伍里的后生们现学现用，“飞”得倒也爽利。
钟铭荣请阿牛贴身护送郝昭謇过河。郝昭謇参加过成渝铁路勘察设计，算得上“国宝”一枚。
千算万算，难免失算。当郝昭謇和阿牛溜到河心上方时，缆绳不堪其重，变形下沉。滑轮遭逢上坡路，走不动了。
郝昭謇的脸由红变白，又由白变红。河水以每秒八米的流速从身下掠过，晃花了他的眼，加剧了他的心跳。竹缆不停晃动，风也没个头绪，东一巴掌西一拳地拍打着郝博士，他悬在半空，吓得大叫。
阿牛也很着急。他知道这时候最紧要的是保持平静，不要乱踢乱蹬。一千张嘴不如两只手管用，阿牛伸出一只手，紧紧抓住竹缆，接着伸出另一只手，把够得着的前方，拼命拽向自己……岸上的人明白过来了，郝昭謇也明白过来了，下面的“路”，要用双手行走。
河风作梗，晃悠悠的竹缆又在暗中偷劲，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带着“拖斗”的阿牛，体力渐渐不支，溜壳子往前，慢了，更慢了。要是阿牛双手一松，溜壳子滑回河心……想到这里，钟铭荣脑子里一片空白。
以为是眼睛花了，却是真的——竹缆上多出了一双手来！
是郝昭謇的手，博士的手，“国宝”的手！
此岸到彼岸，郝昭謇和阿牛用了三个小时。
人安全了，手呢？
血肉模糊。
继而，模糊了钟铭荣和众人双眼的，是泪。
——说不清是高兴还是难过的泪。
这天，钟铭荣带着总体组核对线路。从上普雄出发，到了下普雄，队员们傻了眼。他们要去牛日河对岸，看看是否具备改线条件，但附近没有人家，河上没有桥，也没有溜索，没有船。
桥，走几公里路才有。为节省时间，钟铭荣下令就地涉水过河。
牛日河水深不如大渡河，但是流速很快。河水淹到了男队员胸口，女队员个头矮些，水花溅到鼻尖。钟铭荣和身强力壮的队员手挽手连成人墙，三个女同志、三位老同志扶着人墙过完河，他们才互相搀扶着上岸。
外出勘测都是轻装前进，“轻”到三个女同志合用一个蚊帐，头和身子蜷在里边，腿和脚留在外面。哪怕再“偷懒”，必要的装备少不得，资料包缺不得。这时候，这些东西顶在头上，得用手牢牢稳住，以防它们掉入河中被河水卷走。
过完河是中午十二点，钟铭荣指着两片树林发了话：“左边，男的；右边，女的。”
队员衣服没一寸干的，资料包多多少少沾了水，晒干衣服和资料接着赶路，队长是这个意思。
事情传进院里，钟铭荣挨了铁二院院长牟友民的批评：“没出事是十八勇士过河，出了意外，勇士就成了烈士！”
无路可走的路，似乎没有尽头。
瓦吉木梁子上多的是险山峻岭，荆棘载途。人上山，无非出几身汗。钻机上梁子，麻烦大了。机头几百斤，钻架、钻杆、套管加起来，一个机组几吨重。
钟铭荣去喜德县政府借人，接待他的县上领导摊开一堆难题。钟铭荣急出一句话：“你们有困难，我去找西昌行署。”
县上领导一把抓住他的手：“火车从喜德过，我们也要沾光。有困难是真的，要出力也是真的。”
部队沿途设卡，县长现场指挥，各路汇集的劳动力，手抬肩扛，大踏步迈向瓦吉木梁子。
折回身，沿大渡河勘测，困难指数翻番。
位于乐山专区的道林子隧道测量，必须下到六十多米处的绝壁作业。腰系安全绳，老工人李万明成了悬空的鹰。
安全绳一尺一尺地往下放，李万明一点一点地往下沉。下到控制点，拿砍刀清除杂草，用钢尺测量距离，每得出一个数字，李万明仰头报告一次。
下到三十米处，大渡河的咆哮，淹没了李万明的声音。凌空作业消耗了一多半体力，李万明如果此时请求“上吊”，也在情理之中。然而，一想到草草收场，蓝图上留下一个空白点，线路质量就无从保证，他又下决心坚持到底。
李万明从衣兜里掏出小本子，自己砍草，自己测量，自己记录数字。两脚偶尔在前凸的岩石上短暂歇歇，头撞破了，手划破了，李万明依然在下沉，下沉，直到最后一个控制点测量完毕。
李万明平安归来，勘测队雇用的帮工罗格乌达则没有这么幸运。这天，罗格乌达攀绝壁运送材料，滚入河中，再也没有回来。
除了险山恶水，还有与人民政权对立的奴隶主制造的障碍。
1964年被击毙于沙马拉达隧道附近的罗洪木呷，曾是一手遮天的奴隶主。民主改革时，人民政府从民族团结出发，安排他到县上当了干部。然而罗洪木呷明里拥护人民政府，暗里却行凶作乱。
这天，罗洪木呷派人到勘测队驻地带话，说彝汉一家亲，邀请队员们晚上开联欢会。加强民族团结是好事，钟铭荣不假思索，一口应下。来人走后不多久，队员报告，有个老木苏（彝语，老年人的总称）在营地帐篷门口挂了一个牛尿脬，问他有何讲究，他却是欲言又止。钟铭荣听人说过，彝族同胞挂牛尿脬，喻示凶灾来临。找到那个老木苏仔细打听，果然，罗洪木呷想借着开联欢会的机会，杀害勘测队员，烧毁勘测资料。
勘测队决定马上转移。罗洪木呷狗急跳墙，夺了附近钢厂八支枪，意欲渡过牛日河，追杀勘测队。好在队里有四个彝族公安、十支快枪，牛日河上的溜索易守难攻，罗洪木呷的阴谋才没有得逞。
上成昆线时，王永国十九岁。
没有语言能描述王永国心里那份激动。1958年7月，他从成都铁路工程学校毕业，适逢成昆铁路开工仪式在沙马拉达隧道口举行。当年学校五百多名毕业生，多数分到全国各地。作为少数分到成昆线的“幸运儿”，王永国甭提有多高兴。
平原上修铁路难度不大，“武功”用不出来，王永国有些泄气。心气再次高起来是1959年1月，他被正式分配到成都铁路局精密测量队。2月下旬，五十多人的精测队，从成都平原开向沙马拉达。
钟铭荣带队定测，只是确定隧道走向、长度，精测队的任务，和钟铭荣他们的又有不同。特长隧道、特大桥施工过程中，需要根据建设进度不断开展测量，掌握平面位置、高程、建筑物之间的关系，进行过程控制。王永国他们要在隧道定测的基础上，布设精密测量控制网——三角网或导线网，使用精密仪器，开展专业测量，保证隧道正确贯通。
精测队的指导员王永波参加过淮海战役，行政副队长王肇卿参加过抗日战争，技术队长孙承忠担任过宝成铁路精测队长，光是这些人、这些人的分量，就让王永国先前的泄气口变成了充气口——加入搏击长空的队伍，即便是一只雏鹰，翅膀上也会闪耀英雄的光辉。
这束光照亮了王永国人生长路上第一个驿站，点亮了他与铁路相依相伴的一生。铁道部编制的《铁路测量技术规则》，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两次修订，“隧道测量”部分由他执笔；1992—1997年编写、1998年出版的《铁路测量手册·隧道测量篇》，仍是他挑大梁。
汽车昼夜疾驰，经过雅安、泥巴山、汉源、拖乌山，三天后到达长途客运终点冕宁县泸沽镇，再由工程队的货车接进喜德县。
车厢里本该是三百六十度视角，然而过喜德县城不久，王永国的视线就四处碰壁。群山高迈，道路曲折，泥巴路上，大坑套小坑，深坑连浅坑。车厢里有人呕吐起来。
王永国却是难掩兴奋之色。目之所及，全都是雪。从小在成都平原长大的他，哪见过这银装素裹的山、铺天盖地的雪。
从指导员王永波到技术员王永国，住的都是干打垒，睡的都是大通铺。趴在蓬松的山草上，王永国提笔给家里写信。奇闻逸事从笔尖涌出，像纷纷扬扬的雪——
驻地附近都是彝族同胞。精测队从喜德县武装部借的枪，他们没见过。电筒和眼镜，他们没见过。被子、鞋袜，他们也没见过……正因为没见过，他们一开始躲得远远的。有胆子大的，拗不过好奇心，慢慢找机会向工棚靠拢。王永国的枣红色被面上，牡丹大朵大朵地开着。一个老木苏伸出手指摸了一下，迅即收了回去，触电似的。他鼓起勇气又摸了一下，嘴巴才窄窄开了一条缝：“黑吉黑，瓦吉瓦。”目光落在王永国的球鞋上，又是“黑吉黑，瓦吉瓦”。精测队翻译小李说：“他在说好呢，在说‘巴适，安逸’。”
王永国也没见过这样的人：泸沽镇的廊桥下、店门边，身子一蹲，眼睛一闭，睡了。天是罗帐地是床，身上的擦尔瓦，白天是衣服，晚上是被子。大冬天里光着脚，踩得雪“吱吱”乱叫。细看那脚，像一截老腊肉，看不清皮肤，看不见趾甲。有个老木苏来得勤些，看起来精神矍铄，却是羞讷少言。时日稍长，生分冰释，王永国趁其不备，将他的一只脚捉在手中——王永国想知道，这令覆盖万物的冰雪也低头臣服的脚底板，与“一般人”的有何不同。这才发现，厚如刀背的茧，从老木苏的脚底前掌铺到后跟……
把异乡见闻如数家珍地告诉家里人时，王永国心中，有新奇，有兴奋，有得意，有欢喜。他得意的是羽翼未丰的麻雀与振翅翱翔的大雁结伴同行；他欢喜的是，等到成昆铁路建成，沿线群众的眼界将被打开，生活将被翻新。
收到他的信，一家人却吃不下饭。年迈的奶奶，难过得掉了眼泪：“可怜我家孙娃，扔进深山老林，甩回了原始社会！”
王永国哪里想得到，自己寄回家的不是信，是催泪弹。再说，每天一睁眼，忙得姓啥都不知道，他也没工夫东想西想。
大队伍到来前，工程师王宗樑已带着两个测工和从公路局借来的四个工人先行抵达。他们要为成昆线最长隧道沙马拉达做前期测试。虽然精密导线测量工作已做过一遍，但是稳妥起见，又换人测量，再来一遍。
从眼神里看出了王永国的心思，王宗樑问他，愿不愿和自己上山搞第二趟导线。王永国正想说求之不得，王宗樑又说了，我们住的不是大本营，是瓦吉木梁子的半山腰。那里只有一户人家，租来的房子上下铺都已住满，去了只能住羊圈。
人在羊圈，心在高天。蓝田的大名他不陌生，蓝田他们抱羊取暖的故事他早有耳闻。蓝田也是为成昆铁路来到大凉山，住在瓦吉木梁子的一间羊圈。王永国想，淋他们淋过的雪，吃他们吃过的苦，走他们走过的路，这是隔着时空的重逢，前赴后继的接力。只有经历过酷暑烈日淬炼，暴风骤雨摔打，一只鸟才能高飞，一棵树才能长大。他默念起了高尔基《海燕》里的句子：“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猛烈起来的是王宗樑的踢门声：“起床了，快快快！”
必须得快。很多工作二十四小时都可以干，观测却只能在时间窗口里进行。春天，瓦吉木梁子上，黄金观测时间是早上7时到9时。因为太阳出来半小时后，地面水分蒸发，空气扰动，观测质量没有保障。在此之前，空气清亮，成像稳定，观测数据最是可靠。
从住处到观测站要走一个半到两个半小时。倒排时间，吃饭，做饭，洗漱……起床闹钟，定在四点半。
很多时候，抓着馒头在啃，扛着仪器在走，王永国的眼睛却是半睁半闭的。
第二趟导线测量完成赶上“五一”，小分队回到大本营。“喜”上加“节”，本可以放松一下，哪料技术队长孙承忠说：“之前测的不作数，重来。”
王宗樑的眼睛瞪得鸡蛋大，他实在搞不懂这是为何：“我们独立测了两次，导线七公里长，终点横坐标相差仅仅十五厘米！”
孙承忠答得干脆：“直伸导线虽然简约直观，却没有严格的检核条件和精度评定条件，不能排除偶合！”
他的意思是要用经典的三角网测量方法再测一遍。至于原因，别说老将王宗樑，就连新兵王永国也知道：沙马拉达隧道是全国第一长隧，不容任何闪失。
1959年6月，孙承忠亲自主持，重新布网设计沙马拉达隧道控制测量方案。除了对选点布网有参考价值，前两次测量前功尽弃，王永国心中酸涩。回想起小分队驻扎在瓦吉木梁子一个多月，除了一起工作的七个人，一个外人不曾见过，最“高级”的娱乐活动，不过是看看书、听听收音机、打打纸牌，他的胸膛里甚至有几分悲壮感。
五个多月后，任务结束，王永国请了年休假。紧紧搂住从“原始社会”回来的孙子，奶奶的手，许久不舍得松开。
再舍不得，假期一满，王永国还是得走。
这一回去了关村坝。成昆线第二长隧将在这里开掘。洞子进口在乐山金口河，出口逼近雅安汉源地界。
忧惧的感觉在瓦吉木梁子上也曾有过，却不如这一次来得凶猛。
这里根本没有路。不仅没有公路，连羊肠小道也没有。所谓的路，是大渡河在群山之中硬闯出来的。你看那流水，真的叫一泻千里。你听那涛声，哪一句不是在说，想要借道，没门儿！
比起水，山硬了何止百倍。不光硬，还高，从山顶到山脚，落差一千多米。王永国让目光先去山顶报个到，但目光还在半道，草帽便从后脑勺滑了下去。王永国去时是正该草木葳蕤、山清水秀的初夏，这里却游离在季节之外，山空且光，只有星星点点的绿。稀疏绿意怎兜得住沉重目光，目光一打滑，他的心跟着下坠。
难怪，此地被称为“地狱之门”。
勘测人员攀陡崖，越激流，上山到顶，下沟到底，找出地质问题，为成昆铁路的设计施工提供依据。图为勘测人员在汉源老昌沟进行地质勘察（摄于20世纪50年代）
不能正面硬闯，那就迂回登顶。常常是出去一趟好几天，遇着岩窝住岩窝，碰着瓜棚住瓜棚。一天晚上，他们在放羊人的窝棚借住。天亮睁开眼，裤带不见了，裤子也不见了。第二天的测量控制点选在一处高埂，一地都是蟑螂。盘古开天地后，这地方大约就没人来过。
从河道借过的情形也是有的。关村坝隧道全在山肚子里，越往出口走，越是贴近大渡河，这对沿中线测量是不小的挑战。进口到中段可以用三角网测量，中段以后布置不了三角网，就得人到对岸，通过导线环、导线得出测量数据。船过得了的地方坐船，船过不了的地方滑溜索。实在不行，靠两条腿绕，大不了多走几段弯路，多出几身臭汗……
也是1958年，罗良才上了成昆线。他是高王永国两个年级的校友。
成都向南，成昆线上第一座隧道得名“陆槽”。陆槽隧道在乐山沙湾，102队被派到这里，罗良才担任技术主管。
陆槽隧道二百七十米长，施工难度不大。一个实习生，四个测量工，罗良才拉扯起一支队伍。新手越多，工作越不能打马虎眼儿，每个晚上，罗良才都要进行施工总结，把第二天的工作任务梳理成一份清单。
紧挨陆槽隧道的丰都庙隧道开工开得很急。丰都庙隧道不是一个隧道，而是隧道群，编了1、2、3号。该“群”也是102队负责，工人有三四百号。
队伍看起来兵强马壮，实际却是“虚胖”。技术人员严重不足，只有从矮个儿里面挑高个儿，火线培养。以前管内业的高中生宋万清，当了3号隧道的技术主管。
罗良才肩上担子添了重量。五百多米长的1号隧道交给他，只是第一步。原来他只管陆槽隧道，只管技术。现在不同，两个隧道的生产管理，队长李永成也托付给他。干什么、谁来干、怎么干，他说了算。
队长是工人出身，工作作风没的说。但回到技术上，半天才和他说得清楚。如今一竿子插到底，技术措施没有跑冒滴漏。罗良才也乐得负责。
王永国去大凉山是进了“原始社会”，罗良才人虽在沙湾，日子却也不好过。
先看吃的。馒头，稀饭，酸菜，土豆，上顿是这样，下顿也是这样。
再看住的。编好的竹子立在地里，糊上一层黄泥巴，就是墙了。屋顶铺稻草，雨天漏雨，晴天漏星星。
工具也很“原始”。打眼，填药，放炮，全是手工操作。碴儿石从岩上扒下，用斗车转运。一车碴儿石半吨重，没有动力牵引，全靠两只手推。车虽沿着轨道走，但每一趟都像滚石上山。
就是这样，“快速掘进队”流动红旗，还是被罗良才的队伍一举拿下。那天出隧道，见路边停着一辆吉普，罗良才想，没准儿是哪个领导来检查工作了。还真让他猜对了。廖诗权，1930年参加革命工作，敲过日本鬼子的脑袋，时任成都铁路局局长。公路从隧道口经过，他执意要下车来看看。102队驻地就在旁边，廖诗权信步走进一间屋，恰巧是罗良才和他带的实习生、测工的宿舍。罗良才的床板不过五十厘米宽，廖诗权翻看床头表册，看小说般入了迷。
廖诗权和罗良才聊了一两个小时。临走，廖诗权对处长说，罗良才是个干事的，他要怎么干，由他怎么干。
罗良才干得更带劲了。1960年，全年三百六十六天，他只有一天没进洞子。没进洞子是因为停电，风枪没法工作，鼓风机转不起来。这一天差点把罗良才憋出病——离开洞子的他，是沙滩上的鱼。
1961年5月，罗良才转战百家岭隧道。大约也是这时，从关村坝抽身出来，王永国又去了沙马拉达。施工队有技术人员，正如陆槽隧道、丰都庙隧道、百家岭隧道有罗良才，但施工当中，阶段性复测、引线，还得负责精测的王永国他们出马。
跃进牌大巴车在盘山公路上昼夜疾驰。凌晨4点半，四下一片漆黑，车前两根光柱不停跳动。离石棉县城十多公里处，汽车打了一个滚，摔到公路下面。哭声、喊声、呼救声，霎时响彻山谷。
“费德政，仪器怎么样了？”王永国大声冲前排喊。
“抱在怀里呢，好好的！”
费德政后来“怼”王永国：“汽车翻个底朝天，你该先过问我。”王永国多少有些汗颜，可当时那么问，他并不觉得奇怪：“你怀里的仪器上万元，国家这么困难，当然先关心仪器！”
此时的沙马拉达，困难肉眼可见：电力严重不足，鼓风机、抽水机无法工作，新鲜空气送不进去，烟尘和水排不出来，隧洞里尘烟弥漫，浊水汹涌；供应上各种短板，一线工人的安全帽破破烂烂。施工虽在继续，工人只剩下高峰时的四分之一，还都被粗糙的伙食和缺位的劳保，搜刮走大把力气。人往洞里走，王永国的心，像是泡在没过膝盖的积水里。等到钻出洞，一句忍了又忍的话，从他嘴里跑出来：“这样干下去，再过二十年，这洞子也休想打穿！”
回过头，看看去了百家岭的罗良才。
这是成昆铁路北段第一座超过二千米的长隧道，地质条件和修建难度，比陆槽隧道、丰都庙隧道难出许多。
如果洞子是啃出来的，现在肯定是在啃骨头。
真有骨头啃，睡着都要笑醒。事实却是，去百家岭不久，罗良才没了瞌睡。
——太饿了！
供应紧张，1959年就有苗头。紧张归紧张，头等紧要的物资，当时没打折扣。拿粮食来说，每月定粮，干部二十一斤，工人三十多斤，开挖工体力消耗最大，四十五斤，并无缺斤短两。这会儿却是吃不饱了，炸药、雷管、风枪钻头、支撑架所需木材，也经常“有上顿没下顿”。
饥饿的潮水一浪高过一浪。罗良才躺在床上等天明。天明也使性子，你惦念它，它偏疏远你。那就透过屋顶的茅草缝隙数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头顶飘来一片乌云，罗良才数不下去了。那就数羊吧——哦，这个更不能数，数出肉香还了得！
索性穿衣起床。出门没走几步，他远远看见伙房转角灯下，有人影晃了一下。罗良才稍作犹豫，向着灯光迈开了步。
天快亮了。伙房里亮着灯，门虚掩着，有人声自门缝传出。
罗良才进了伙房。亮晃晃的白炽灯下放着些馒头，原本又黑又瘦的馒头，此时在罗良才眼里却白白胖胖的。饥饿的本能促使罗良才抓起馒头往嘴里塞。厨房师傅吃惊地大张着的嘴，却没有发出声音。
啃完馒头，罗良才流泪了。
这样的事不能再干，可饥饿千呼万唤，怎能一声不吭？那天的午饭，清水煮玉米。罗良才的筷子没有急着去嘴边报到，而是拿出内业计算的硬功夫，和碗中餐一粒粒打了照面。
二百一十七粒。
再数，还是二百一十七粒。
罗良才找到队长李永成，没好气地说：“快去抓一只鸡来。”
队长当他说胡话，没好气地回了一句：“咋不抓天鹅？天鹅肉只怕更香些。”
罗良才也不兜圈子了：“我就想看看，碗里这点东西，够不够一只鸡吃！”
三年困难时期，全国人民都在饿肚子，罗良才并不是成心为难队长。办法还得自己想。工人开荒种了土豆，收成如何很难说，且尚未成熟，“远水”解不了近渴。若在洞内，裤带勒紧一点，再勒紧一点，这是现成的经验。要是在外面测量，树上挂的野果，埋在泥土里的根茎，都是可以打的“秋风”。天上飞的蚂蚱，到了眼前的，保证有来无回。吃法短平快，不用活剥，生吞便是——人快饿倒了，哪还顾得上恶心。也有队友发明出一个“高级吃法”：放到火上烧烤。
这样的日子如何长久得了？成昆铁路，不得不停止施工。
这已不是成昆铁路第一次下马。1959年4月，为应对严重经济困难，国家实行调整压缩方针，一批重大工程停止建设，包括成昆铁路。1960年，成昆铁路再次上马，计划1961年底通车到西昌。然而，还没在“马”背坐稳，成昆铁路又被要求下马。1961年5月，成昆铁路第三次开工，铁轨铺到西昌，新目标定在两年后。哪知时隔一年，工程再次下马，除重点工程沙马拉达隧道、关村坝隧道和云南境内的碧鸡关隧道保留少部分力量，全线停工。至此，成昆铁路仅完成投资一点七亿元，修建隧道十公里、桥梁五公里。火车从成都开至六十一点五公里外的青龙场，就到了“终点站”。
罗良才去了贵昆线。杨鉴凌他们，同样去了贵昆线。
1962年10月，杨鉴凌从武汉测绘学院毕业，分到西南铁路工程局隧道工程处（后改为铁二局九处）实习，承担关村坝隧道出口端的施工测量。
活儿在隧道里干，隧道入口没地方搭工棚。上班走半小时山路，一秒钟不敢分心，因为容易摔下悬崖掉进河里。也不敢不戴安全帽，猴子喜欢扔石头，若麻痹大意，难免出事故。
别低估了实习生。有的实习领工员负责管理一个班，下设开挖、运输、衬砌、机电四个组，也算“大权在握”。
什么都缺，尤其缺人。最最最缺的，是人才。
隧道六千一百零七米长，去时只打了一千米。隧道里面像蒸笼，越往里走，温度越高，人还没走到掌子面上，衣服就湿透了。工地上只有四五百人，出碴儿全靠人工斗车，打炮眼儿都是干风枪。每天只能放三四炮，每炮只能往前推进一点二至一点五米。
杨鉴凌带着测工搞精测。那天正准备往洞里引线，猴子往下丢石头，打在他的脚背上。虽然穿着水胶鞋，杨鉴凌仍是痛得站不起来。测工过来扶他，他将人家推开：“我算什么，仪器要紧！”
约十斤重的T2经纬仪从瑞士进口，值好几千元。如果不是当时国家困难得每分钱都要算着花，党中央重点抓的成昆线，成昆线第二长隧关村坝，不至于修得有气无力。
有一段时间人心惶惶。导坑顶部和扩大的拐角处好似暗藏机关，爆破两三小时后，常有大块小块的石头“发射”出来。
又一块石头砸在巷道。石头三四百公斤，落地之处，杨鉴凌的脚印还很新鲜！
当时是晚上，他带着水平仪到了上导坑。仪器还没放好，“嚓嚓嚓”的声音钻进耳朵。他往洞口看，没有人。往上看，刚打好的拱圈，同样未见异常。
“嚓嚓嚓”“嚓嚓嚓”。
杨鉴凌预感不妙，抱上水平仪就跑。
一声巨响追上来。回头看，一块巨石砸在他刚刚站立的地方，尘土腾空而起，呈喇叭状上扬！
杨鉴凌的腿，当即软成了棉花。
测工李绍斌早在成洞部分立起水准标尺。打口哨，晃动电筒，是两人约定的联络方式。口哨打过，电筒也晃得自己都眼花了，上导坑没有半点动静。李绍斌找进洞，发现杨鉴凌瘫坐在地，扶也扶不起来。
“嚓嚓嚓”的响声还在继续。两个人原地坐了十多分钟，直到声音渐渐消失，杨鉴凌身上才有了一点力气。
终于搞清楚了，是岩爆。
岩爆，是地下开采的深部，临空岩体积聚的应变能突然而猛烈地全部释放，致使岩体发生像爆炸一样的脆性断裂。
关村坝隧道最大埋深一千六百五十米，岩爆高发频发。
在此之前，国内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没有现成手段可以对付，难怪一时间人心惶惶。
之后不久，铁二局九处转战贵昆线，关村坝隧道由十一处接手。临走，杨鉴凌暗自庆幸，岩爆屡次发生，好在没出事。刚这样想过，他又为十一处担心起来：没出事是运气，但是运气不是天天有、人人有。
果不其然，十一处接手没几天，岩爆夺走数条人命。
由此，关村坝隧道施工，几近停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