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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冲龄践阼，江陵秉政，综核名实，国势几于富强。继乃因循牵制，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于是小人好权趋利者驰骛追逐，与名节之士为仇雠，门户纷然角立。驯至悊、愍，邪党滋蔓。在廷正类无深识远虑以折其机牙，而不胜忿激，交相攻讦。以致人主蓄疑，贤奸杂用，溃败决裂，不可振救。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
——《明史·神宗、光宗本纪》
在明朝历史上，有一位皇帝，二十多年不上朝，却创下了明朝皇帝在位四十八年的最高纪录。有人说他懒，有人说他贪，更有人说他揭开了明朝衰亡的序幕。然而，正是他凭借高超的权谋之术，才使得祖宗基业多挺了二十几年。他就是明神宗——万历皇帝。
神宗登基前十年，被称为“万历中兴”，明朝上下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这一切，多亏了首辅张居正和大太监冯保。神宗十岁登基，冯、张二人一内一外，把他当成自己的学生一般扶持教导，帮助他走过了意气风发的头十年。但是，神宗对他们的感情却十分微妙。
一方面，是依赖仰仗。神宗每见张居正，必会称呼“元辅张先生”。张居正丧父，打算离职守丧时，神宗竟然下旨“夺情”，不准首辅撂挑子；冯保身在内宫，神宗亲切地称作“大伴”。不仅饮食起居尽皆托付，还跟着素有文艺范儿的冯保，学了不少知识。
神宗知道自己羽翼未丰，此时靠着张、冯二人，当皇帝就能轻松许多。于是，他姿态做足，不仅自己对二人恭敬听从，还严惩说他们坏话的大臣。
另一方面，神宗又恨张、冯二人对他管束太严，经常让他这个天子觉得憋屈。神宗十八岁时，有一次醉酒后无礼地责罚了一个太监。冯保将此事上报太后，神宗差点被废黜。他在皇宫里跪了六个小时，还当众念了张居正起草的那份“罪己诏”，这才保住了皇位。
十八岁，正是好面子、爱逞强的年纪，可神宗贵为天子，竟然会因为一个宫人遭此羞辱和劫难。神宗对张、冯二人心生不满，没有一个皇帝希望自己的言行被他人左右，更不愿御座下的权臣功高震主。因此，等张居正死后，神宗很快发起了清算。他顺带贬谪了冯保，还抄了二人的家。
神宗之所以对两位恩师这般狠戾，是为了榨取二人最后一点剩余价值。之前，是靠他们立业；现在，是靠他们立威。经此一事，神宗的皇权高度集中。在位的后几十年，再没有出过张居正、冯保这样的权臣。
神宗对张、冯二人的利用，正符合他老祖宗朱元璋的执政思路。从前的丞相，当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相权常常威胁皇权。于是，朱元璋废掉丞相，将相权一分为六。等到朱棣设立内阁制时，代表明朝臣子巅峰的首辅，权力早已被大大稀释。仅剩对皇帝执政的建议权，不再拥有决策权。
可是凡事并不绝对，类似张居正这样的牛人，通过个人魅力就能影响他人，同样能达到施政目的。神宗被这样拿捏过，绝不允许同样的事再次发生。所以，他沿袭朱元璋的思路，鼓励朝堂之上内耗。只有大臣们纷纷结党，互相攻讦，才不会抱成团对抗皇权。
按照这样的想法，神宗在亲政后的用人方针，始终都很注意挑起各方势力的矛盾。他从不让任何一派坐大，也总能巧妙地利用各种事件，找好“背锅侠”，把众人抨击的火力，从自己身上转移出去。著名的“国本之争”，就被神宗拿来大做文章。
设立储君时，臣子们要按祖制立长，他偏要按自己喜好立幼。其实，长幼之争不是重点。关键在于，臣子们放下成见，开始一致要求立长了。这就有了大臣胁迫皇上的意味，这是他不能容忍的，必须要整饬一番。
就这样，神宗借着“国本之争”，跟大臣们斗了十几年。在他的刻意安排下，数位分属不同派别的重臣，都被他折腾得身败名裂。神宗用人随意混乱，让群臣摸不着头脑，不知道皇上到底中意哪一派。
《明史》对神宗的这一手也有记载，说是：“人主蓄疑，贤奸杂用。”实际上，神宗当然是哪派都不喜欢。他这是在用模棱两可的态度，哄着朝臣们一边努力工作争取话语权，一边又倾轧政治对手变相维持着朝纲。因此，无论哪派，都没能一家独大。
神宗之所以处心积虑地对付自己的员工，也是实属无奈。因为，明朝文官的风骨和韧性，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赫赫有名。可以说，他们最重视的是士大夫“青史留名”。至于皇帝的感受，他们不太关心。
他们的想法就是：我要当个流芳千古的名臣，所以皇帝你必须得是个明君，不然就是给我拖后腿。于是，臣子们就对皇帝指手画脚，吹毛求疵。身为天子，还不如百姓活得自在，这让皇帝如何能忍？
所以，神宗很不喜欢手下的大臣，敞开了让他们斗，让他们耗。为此，他不惜懒政近三十年，许多官位空缺了都不增补。毕竟，官员越多，跳出来对他横加指责的人就越多。反正你们想要“名留青史”，就会自行克服困难。
于是，神宗长期不上朝，六部也长期缺少人手，国家照样运转如常。正因为大臣们意见太多，神宗只好在背地里安排太监做事。太监们没那么多博名的想法，更关注自身利益，因此，比大臣们更容易控制。
神宗起用了不少太监，经营起了隐形朝政。主要的工作只有一项——敛财，以补充皇帝自己的小金库。众多担任“矿监税使”的宦官被神宗派往全国各地。他们做事没有底线，却“效率”奇高。许多富户和商人都被强征了钱财，神宗和督办的太监们因此富得流油。神宗此举被众多人贬损，视为破坏国家秩序的罪行。
万历三大征（神宗皇帝先后在明朝西北、西南边疆和朝鲜展开的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分别为李如松平定宁夏总兵哱拜叛变的宁夏之役，李如松、麻贵抗击日本丰臣秀吉政权入侵的朝鲜之役，以及李化龙平定播州杨应龙叛变的播州之役）、民间数次大灾、日渐吃紧的辽东战事，哪个都耗资巨大。但是朱元璋当初定下的税收比例太低，根本补充不了亏空。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边饷告急。户部只好请示皇上，神宗虽然骂骂咧咧，但还是拿出了私房钱，这才解了燃眉之急。
他的孙子天启皇帝登基后，老臣叶向高在奏章中不无感慨地表示：“幸亏神宗当初极力敛财，不然大明早就没了。”神宗绕开了大臣，自行安排太监去征税，搜刮无度，没想到边关救急派上了用场，这也算歪打正着。
明神宗的帝王权术玩得炉火纯青：用什么人、怎么用、用多久，他都有着明确的目标和计划。所以，即便他常年不上朝，外戚、宦官也很安分，朝堂党争更没失控，就连边关战事，明军也一直有着抵抗之力。这说明，神宗表面上看是懒政，可实际上一切尽在他的掌握。
可惜，神宗没生在一个好的时代，接手的江山就是个烂摊子。先帝也明白这点，因此，遗诏的核心要求不是“开疆拓土”，而仅仅是“保守帝业”。站在皇帝的角度来看，自然先要皇朝绵延，才有治下百姓安乐。毕竟，任何一个皇帝都不想让祖宗基业坏在自己手里，担上千古骂名。
明神宗能够在位这么久，始终维持着社稷不倒，已殊为不易。但是在时代的大变革中，前朝积弊终让他无力回天，以至于背上了“明之亡，实亡于神宗”的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