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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曰：“先王以明罚饬法。”此其所长也。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
——《汉书·艺文志》
战火纷飞的春秋战国时代，有这么一个流派：它思变求新，力图富国强兵，掀起了春秋战国的改革浪潮；它尚法重信，主张法无贵贱，开启了以法治国的新时代；它注重实践，讲究实际效用，被人们称为积极入世的行动派。它，就是法家。
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自此，周王室衰微，诸侯崛起，政由方伯，从此开启了春秋时代。春秋时代的第一位雄主，出现在姜太公的封地齐国，也就是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虽然继位有点突如其来，但齐桓公却有着宏伟的目标，他要成为天下霸主。恰好，法家先驱管仲，有成就霸业的方法。在鲍叔牙的穿针引线下，二人一见面，便生出相见恨晚的感慨，而法家也逐渐登上历史舞台。
“欲为天下者，必重用其国；欲为其国者，必重用其民；欲为其民者，必重尽其民力。”在管仲看来，想要成为天下霸主，必须走富国强兵之路，必须善于“牧民”。
“凡举事，令先必出。”在管仲看来，“牧民”之要，在于尚法令。为此，他在每个乡派一个人来指导人民落实法令。
虽然看重法治，但管仲也不忽视礼教。对内，他主张进行“礼、义、廉、耻”教育；对外，主张做事也有“礼”。
前656年，齐国打败蔡国后，顺势攻打楚国，以此提升自己的影响力。楚成王质问齐国为何要侵犯楚国，管仲却以“礼”来使这次行动合法化：“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你们不按规定给周王室进贡，所以我要征伐你们。
其实，周天子根本就没有说过要攻打楚国。管仲之法，出于“礼”，又不想囿于“礼”，正是法家慢慢从其他学派中分离的表现。近百年过去了，郑国的一个人，进一步发展了管仲的“申之以宪令”的主张。这个人就是子产。
以前，“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是大家的共识。因此，法律条文都是保密的，有没有罪，得看贵族阶层怎么说。子产打破了这个惯例。他铸刑鼎，将法律公布出来，让人们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子产此举，开启了我国古代公布成文法的先例。
子产的做法遭到了贵族们的强烈反对，他们甚至扬言要买凶杀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铸刑鼎的好处日益显现。郑国犯罪案件日益减少，国力迅速恢复。连晋国，也学郑国铸造了刑鼎。
“礼崩乐坏”，旧的社会秩序失衡，新的又未建立，国家纷乱不堪，子产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能够重新建立秩序。每一个新思想的产生，都有它的现实基础。
到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法家的继承者们在借鉴前人思想的情况下，又提出了许多新思想。
首先登上历史舞台的，是魏国国相李悝。李悝认为“法”应当“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并在总结各诸侯国立法司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魏国实际，制定了《法经》。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成文法典。李悝还提出，赏罚分明，废除世袭为官制度。一次，魏文侯问李悝：“我赏罚得当，为什么老百姓还不归附于我？”李悝回答：“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
李悝在《法经》中的主张，在继任者商鞅手中得到了发扬光大。前361年，秦孝公继位不久，便向天下发出《求贤令》，招揽四方贤能，以图恢复秦穆公时候的霸业。三十多岁的商鞅得到这个消息后，兴奋异常，怀揣李悝的《法经》投奔秦国。经过三次试探，商鞅与秦孝公达成合作共识。从此，秦国的变法图强之路正式启程。
在变法前，商鞅曾和杜挚有过一场激烈的辩论。
杜挚说：“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能改变成法；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能更换旧器。仿效成法没有过失，遵循旧礼不会出偏差。”
商鞅坚决反对：“汤武不沿袭旧法度能王天下，而夏殷不更换旧礼制却灭亡。因此，治理国家没有定法，只要于国家有利就行！”他还进一步打破世袭制，提出“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并将严刑酷法放到国家治理的首位。
“刑生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刑。”他认为，刑法能产生实力，实力能产生强大，强大能产生威力，威力能产生恩惠。他直接否定礼教的作用，说：“礼乐，淫佚之徵也；慈仁，过之母也。”在商鞅的严刑酷法下，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
但也正如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法家的评价那样，商鞅的做法过于“严而少恩”。因此，在他失势时，竟无一人敢帮他，只得感叹“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
与商鞅同时期的慎到，因其吸收了众多道家思想，较商鞅而言，他的主张明显温和多了，他更看重权势。他打过一个比喻：就算西施、毛嫱这样的美人，如果穿得不好看，大家都不会多看一眼，如果穿得漂亮，大家都会驻足观看；像尧这样的贤人，在没有权势的时候，都不能够指使他的邻居，但是一旦南面称王，就能做到令行禁止。因此，对国君而言，定君臣名分、“握法重势”才是最重要的。
慎子的主张，即使在当今社会，也很有启发性：很多时候，别人尊敬你、奉承你，你头脑清醒地想一想，是自己真的厉害呢，还是别人看在你所处平台的分上，给你说的恭维话。
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战国末期，法家思想日趋成熟，这时候，法家出了一个集大成者。这个人，就是韩非子。
韩非子结合诸子百家思想，提出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他继承了商鞅不法古的思想，更加鲜明地提出时代变了，制度也应随之而变的想法。
“时移而治不易者乱，能治众而禁不变者削。故圣人之治民也，法与时移而禁与能变。”他恶礼仪，甚至认为“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不仅如此，韩非子还认为人都是唯利是图的，因此，统治者要善于用人性的弱点来治理人民。
“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在人都是唯利是图的基础上，韩非子更加激进地提出夫妇、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都只是一个“利”字。
他曾说，作为君主，将喜爱的儿子立为太子，太子就会感激君主吗？不一定。太子可能会盼望着君主早死，自己好早早登基，以免产生变数。君主立太子后，还会毫无防备地喜爱太子吗？不一定。因为君主，会担心太子篡位。
因此，韩非子认为，治理国家，一定要彰明法律禁令，要严格执行赏罚规定。只有这样，人民才会服从管教。
正因如此，韩非子比法家前辈们更加注重驭臣之术。他说：“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只可惜，韩非子因得不到重用，只能著书立说，他的理论没有用于实践。
韩非子的遗憾，李斯帮他完成了，并最终帮助秦国统一了六国。正因为后期的法家过于激进，司马迁才说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也许正是因为秦始皇和李斯基于法家思想的社会改革过于激进，秦朝只存在了十四年，就被人民推翻了。
虽然秦朝灭亡了，但发展了几百年的法家思想并没有随之消亡，只是以一种更加隐秘的方式存在，连汉宣帝都承认，汉朝是“霸王道杂之”。一个民族最稳定的因素，莫过于世代相传的思想根基。诚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