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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为学，大抵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以居敬为主。尝谓圣贤道统之传散在方册，圣经之旨不明，而道统之传始晦。于是竭其精力，以研穷圣贤之经训。……熹没，朝廷以其《大学》《语》《孟》《中庸》训说立于学官。
——《宋史·朱熹传》
建炎四年（1130年）五月，经过三个月艰苦卓绝的战斗，岳飞带领将士们冲下牛头山，大破金军，进据新城。这是靖康之耻以来，岳家军取得的第一次辉煌的胜利。他们乘胜追击，收复了建康府，让风雨飘摇的南宋王朝得到一丝喘息的机会。
南宋王朝百废待兴。而对于宋朝的士大夫来说，有一件最重要的事迫在眉睫，那就是重振儒学。可能你会产生疑惑，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儒家一直不都是官方正统的学说吗？何谈复兴？
其实早在唐朝时期，儒家就日渐式微，越来越多的士大夫开始修佛修道。因为在他们看来，儒家的“道义”已经不具备让他们继续遵从规则的说服力，这让儒家的传承者如韩愈等人，倍感压力。
其实要说其中的原因，也很简单，那就是一千多年以来，儒家思想的理论很不完备，没有内在的逻辑性，最重要的是它缺乏一个“终极真理”。也就是说，儒家的思想没有给人们指明通往目标的方向，也没有告诉人们具体的修行方式与原理。虽然那个时候的佛教理论也不算太完备，但比儒家这种将终极问题悬置不论的情况要好。
何况，发展到宋朝时的佛教理论体系不仅完备，还有很多满足不同阶级需求的流派，并且给你指出了修心的意义和具体的方法，甚至塑造了佛祖、菩萨等各类神明的不同作用的塑像，让你能有求告的目标。于是不少儒家学者也都投靠佛教的阵营。
难道流传千年的儒家文化真的要就此没落？就在岳飞收复建康府的这一年，肩负着中兴儒家使命的人降生了，他就是朱熹。
建炎四年九月十五，朱熹出生于今福建省尤溪县。传说，他出生的时候右眼角长有七颗黑痣，排列如北斗，仿佛生来就携带着某种使命。
朱熹年少聪慧，博览群书，在五岁时便能读懂《孝经》，并在书中题字以自勉。虽然父亲很早就亡故了，但父亲临终前将他托付给了自己的好友，并且请来了三位学识渊博的儒者当朱熹的老师。
朱熹没有辜负父亲和养父的期待，在他二十一岁的时候，就通过进士的铨试入朝为官。当时能通过铨试拿到具体职位是很有难度的。按理说，年少有为，肯定充满了干劲，然而，朱熹却发现在朝堂上“妄佛求仙之世风，凋敝民气，耗散国力，有碍国家中兴”。
当时，无论是民间还是士大夫阶层，都有相当多人把自己的精力、财产用在了求神拜佛上。这也难怪，当环境中的不确定性越强，利害关系越大，人对心理依托的需求就越强。初入仕途的朱熹，就发下一个愿景，要承担起复兴儒学的历史使命。他决心不问仕进，进行教育和著述活动。于是他拜当时洛学大家李侗为师，以承袭二程洛学的正统。
所谓的洛学，是北宋时期的大儒程颐、程颢所创办的学说。北宋的学术风气很盛，儒家知识分子争相做学术名家，自觉不自觉地吸引门人弟子。在儒家的学术传统里，最高级的事业是给经典作注，借用现成的经典阐发个人见解。而洛学观点的核心在一个“理”字，所谓的理，指的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理学，就是通过观察自然存在的客观规律，来作用于自身的修行中。
乾道五年（1169年）九月，朱熹的母亲去世，朱熹建寒泉精舍为母守墓。在这期间，是他学问集大成的第一步，他专心地研究学问，一做就是六年。在此期间他还编修了影响后世几百年的《近思录》，这部书汇聚了北宋理学家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的语录。这个事件在历史上被称为“寒泉著述”。
在“寒泉著述”期间，朱熹还和心学的开山鼻祖陆九龄、陆九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理学和心学好像是相反的两个流派。然而在王阳明以前，陆九渊的心学其实是理学的分支。他们就两个命题进行了辩论——心与理。
朱熹认为心与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理是本体，心是认识的主体。二陆主张心与理是一回事，坚持以心来统贯主体与客体。朱熹与陆氏兄弟在鹅湖寺论辩、讲学达十日之久。鹅湖之会并没有达到双方统一思想的目的，但是他们各自对对方的思想及其分歧有了进一步认识，促使了他们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反思，也为日后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分庭抗礼打下了基石。
不过那个时候的朱熹，并不太在意是陆九渊正确还是自己正确，他一门心思想要为儒家寻找到一个“终极真理”。在投身佛教的儒者们看来，先秦的圣贤们固然伟大，但他们的眼光只盯着当下的社会，分析当下的社会如何不好，如何恢复古制度让社会“返璞归真”。比如孔子一直宣扬着克己复礼，而孟子也到处宣扬恢复井田制的好处。
在春秋战国时期，那种思想固然有其存在的价值。然而一千年过去，那时候的封建制早已变成了中央集权制，曾经的大家族小社会已经变成了小家族大社会。因此人们的社会责任感有所下降，士大夫不再像孔孟一样把全部心血都放在心怀天下上，也会思考一下自己个人的修行。
那孔孟给出的准则是什么？很简单：成为为了道义可以奋不顾身的君子。
这个标准说来容易做来难，但这不是主要的，更重要的是：为什么要坚持这些原则？这些原则能给人们带来什么好处呢？这些问题孔孟就没办法回答了，他们只能回答：“此乃先王之道也。”为什么先王之道就应该坚持呢？他们会说，因为周朝初期施行先王之道，国泰民安。
但是，他们都忽略了一点，其实并非人们心中的道德变了，而是社会结构变了。他们遵循的礼法，却依然处于一成不变中。传统儒家理论仅仅停留在政治和伦理层面，对“终极真理”悬置不论，而佛教、道教在某种意义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就在朱熹迷茫的时候，突然想起了《孟子》的一个观点，这个观点也给了他很大启迪——性善论。
人有四种与生俱来的善心：恻隐之心、羞耻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它们分别是仁、义、礼、智的萌芽，即善的根源，也就是要修行儒家之道的原因。
如果有人再问儒家：“为什么要修善？”就可以回答：“因为天理至善。”
“那为什么又有恶？”“人性一分为二，有天命之性，有气质之性。前者来自天理，也就是自然存在的规律和心灵本身，所以善；后者来自肉身和后天形成的欲望，所以恶。”
那应该怎么做？朱熹回答：“存天理，灭人欲。”而具体的修行方法，朱熹在编修《大学》的时候总结出来了。
所谓的大学，就是大人之学，也就是统治之学。《大学》开宗明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意思很明确，“大学之道”一共只有这三项：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可以统称为“三纲领”。接下来分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共八项，统称为“八条目”。《大学》所谓“三纲八目”，指的就是这些。
而在原本的《大学》中，“三纲八目”除了格物、致知这两条，均没有相应的解释，而朱熹这时候把它补充完整了。“格物致知”就是说探究事物的本质来获得知识，也就是所谓的追寻天理。
同时朱熹又像韩愈一样，从佛教中抽调出概念，点出儒家的“道统”，表示儒家之所以没落是因为董仲舒及其之后的儒家对孔孟进行曲解。朱熹阐述的这些内容，恰恰是宋朝儒家最需要的。性善论为儒家落实了终极依据，“三纲八目”的修行方法，填补了儒家实操方面的空白。这套方法被重新包装出来，完全可以和佛、道两家的修行功夫抗衡。
绍熙元年（1190年），六十岁的朱熹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做了注解，后人把它们合称为《四书章句集注》，经学史上的“四书”之名才第一次出现。影响元明清三代科举考试的程朱理学就此成形。儒学的理论框架，达到有史以来最完善的地步。儒家也慢慢地回归“正统”，再次成为官方的显学。
庆元二年（1196年）十二月，六十多岁的朱熹早已还居家乡。时任监察御史的沈继祖因反对朱熹的学说，以捕风捉影、移花接木、颠倒捏造手法奏劾朱熹“十大罪状”。而曾经被触及利益的朝廷权贵，对程朱理学掀起了一场大清洗，诬陷它为“伪学”。他们开列了一份五十九人的伪逆党籍，朱熹被斥之为“伪学魁首”，有人竟提出“斩朱熹以绝伪学”。
朱门子弟流放的流放，坐牢的坐牢，遭到严重打击。三年后，朱熹被各种疾病困扰，他感到自己大限将至。然而，他的理学著作还差一些才能完成，于是他不顾疾病挑灯著述。
第二年春天，朱熹足疾大发，病情恶化，生命垂危，左眼已瞎，右眼也几乎失明。朱熹仍然坚持自己此生惯行的愿望——将自己生平的所有著作全部完稿，使道统后继有人。是年三月初九，七十岁的朱熹在血雨腥风的“庆元党禁”运动中去世。虽然当时当权者明令禁止为朱熹大办葬礼，然而他的信徒从四方赶来，为他举行了大规模的会葬，参与的人数竟有千人。
朱熹死后，被谥为“文公”，赠宝谟阁直学士。十七年以后，宋理宗才算是为朱熹正名，赠太师，追封信国公，后改封徽国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