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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汉书·董仲舒传》
儒学，可谓是中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学派，也是封建国家存世之根本。在历史长河中，儒学一直主导着人们的精神意念，影响着人们的举止行为。其思想已深深根植到中华文化之中，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然而，在先秦时期，儒学也不过是诸子百家中的一种而已。虽有孔孟传授，儒学却始终在野不在朝，直到战国末期，也没有统治者真正以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甚至秦始皇时期，儒学还遭受了一次“焚书坑儒”的重创，许多典籍被毁，后来儒学思想只能靠儒生的记忆，私相传授。
然而，每至绝境处，必有圣贤出。因为一个人的出现，儒学起死回生，不但入庙堂，号朝野，于百家为先，还影响了中华文化两千年之久。这个人，便是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理念的世之大儒——董仲舒。
提起儒学，世人皆会想到孔孟之道、荀子之礼。这一点不假。
儒学由孔子而立，经孟子发展，后荀子集大成，形成一个完整的儒家思想体系。儒学从诞生起，便与政治紧密联系，无论是“仁政爱民”，还是“尊王攘夷”，无一不是教导统治者如何治理国家。因此，统治者的意愿便显得无比重要。
可随着天下礼乐崩坏，周王室日渐衰落，诸侯纷争四起。兵家与法家学说，更能给君主们带来直接利益，而儒学虽得民心，却始终不得统治者之心。秦始皇经法家而统一天下，却也因法家而丢了天下。刘邦建汉，吸取了秦朝的教训，于是主张清静无为、以守为攻、刑德相辅的黄老之术，作为开国根基。但那时的儒学并没有放弃，反而在叔孙通、陆贾等儒生的宣传下，大有星火燎原之势，而董仲舒，便是其中的一员。
董仲舒出身于一个田产丰富、藏书无数的大地主家庭。他自幼好读典籍，最尚儒学，独喜《春秋》，由于太过沉迷其中，经常废寝忘食、足不出户。家人为了让他劳逸结合，便在书房旁修了一座花园。花园四季鲜花盛开，芳香不断。然而，董仲舒却始终不为所动，不但没有踏入花园一步，甚至连花园之景也不曾抬头欣赏。
他每日垂帘习读，钻研学问，以三年时间，写出了闻名于世的《春秋繁露》。三十岁时，董仲舒开始招收学生，精心讲授《春秋》之事，宣扬儒家经典。有意思的是，他讲学时，课堂上挂有帷幔一幅，许多学生跟他学习多年，仍没有见过他的样子。可即便这样，许多学生闻董仲舒之名，亦愿尊称他为老师。
史书记载董仲舒：“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渐渐地，他的声誉愈大，汉景帝更任他为博士，主掌经学讲授。那时，他虽于民间声望显赫，可于朝堂之上，却依旧名声不显。由于名声在外，在汉武帝掌握政权要进行改革时，钦点董仲舒入堂论政。
汉初推崇黄老之说，主张“无为而治”。所谓的无为就是统治者少干涉百姓们的事务，既不像秦朝法网密布，稍有不慎就会遭到刑罚；也不像儒家，使人一言一行都有许多规矩，稍有不慎就被认为失礼。
宽松的黄老之学给社会以较多的自由，使人们可以在较大程度上根据自己的意愿而活动，这一套理论非常适合当时汉朝的要求，于是出现了“文景之治”的局面。
可随着时代的发展，“无为而治”的弊端，也逐渐显现了出来。不少有识之士认识到，这种情况亟须整治，否则就会危及皇帝的安全，甚至天下大乱。于内，它只能使百姓自食其力，解决温饱问题，却无法使国家富强。而且朝廷较为放任的态度，使得诸侯国野心膨胀，之前发生的七国之乱便是证明。于外，黄老之学讲究不争，不能威慑周边蛮夷，再加上国力不足，只能任由匈奴屡屡寇境，汉朝只能靠着“和亲之策”，求得一时安宁。
汉武帝登基之后，也发现了这些问题，于是开始尝试改变“无为”当道的局面。之后窦太后的侄子窦婴、汉武帝的舅舅田蚡，在继任丞相后，也推行尊儒的政策。然而这一切遭到了窦太后的极力反对。窦婴、田蚡被解职，其他相关人士甚至被杀。
尊儒虽然失败，但这次事件也说明，黄老术的支持者仅剩下窦太后一人而已，儒术在朝廷上的复兴已是指日可待的事。建元六年（前135年），窦太后崩，所有的一切，都为董仲舒的出场做了铺垫。
汉武帝掌权后，让各地举荐贤良，董仲舒被推举参加策问。汉武帝连续对其进行三次策问，基本内容是有关天人关系问题，所以这三次策问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天人三策”。
董仲舒的思想体系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受到统治者的青睐，主要就体现在这“天人三策”之中：
第一，通过“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思想来稳固政治，加强集权。董仲舒在回答汉武帝如何使国祚绵长的问题时开宗明义：“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这句话指出，君主是上天和人的联结点。因此，只要君主能够秉承天道，上行下效，则国家就会强盛，王道就会彰显，福禄就会长久。
董仲舒指出：“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紧接着他强调：国家失道，天降灾异。反过来也就是说，国家不失道，天就会降下祥瑞。这其实是一个很古老的思想，然而董仲舒对这个思想做了一点改动。当君主做错了事情，上天不会直接惩罚，而是警告，最后才处罚。这正好符合了孔子的“不教而杀谓之虐”。即对人进行处罚的时候，应当先进行教育。因此，即便君主有了一些过失，只要能够重视上天的示警，及时更正、调整，亡国之难也不会降临。这样的回答正符合汉武帝的需求。同时，董仲舒又将阴阳家的阴阳五行融入这套理论中，让皇帝掌握了对上天示警的解释权。
第二，针对汉武帝提出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董仲舒提出兴建太学选拔人才，取消任子訾选制。也就是官员要从太学生中选拔，或者由郡县推举“孝廉”。这是从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设计的人才选拔系统，是对当时人才选拔制度的重大突破。从中央层面，设立太学以招揽天下贤士。同时，请各地地方长官向中央推荐人才，并且通过对他们推选的人才进行考核验收来看他们是否称职——推举好的人才有赏，推举了不好的“人才”则有罚，这样，各地长官就会尽心推举真正的人才，最终达到野无遗贤的效果。
第三，建立大一统理论，用儒家礼教教化民众，同时提高政府效率。所谓的大一统，并非我们现在理解的统一的国家，而是指在同一个国家里，从君主到万民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思想理念，诸侯、百官不能根据不同的学说各行其是。因此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建议：“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没有证据表明汉武帝完全接受了董仲舒的意见，但《汉书》上记载：“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也就是说，独尊儒术，其实是千百年来，学术正式融入政治的起点。
历史上对于董仲舒的评价，向来褒贬不一。有人说他提出的天人感应成为汉武帝穷兵黩武的导火索，他提出的大一统思想让两千年来的中华民族，受尽了封建礼教的束缚；也有人说，董仲舒的学说奠定了两千年来中华民族的政治文化基础，也让大汉帝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或许董仲舒的出现，是解决汉朝历史问题的必然。
董仲舒由于性情耿直，未能在朝为公卿，晚年闲居在家，著书立说，朝廷每有大事，往往派使者咨询。太初元年（前104年），董仲舒病逝家中，葬于长安西郊。有一次汉武帝经过他的陵墓，感怀他为汉朝立下的功劳，下马致敬。从此，董仲舒的陵墓又被称为“下马陵”。
董仲舒一心向儒，一生传道。言语闲静后，不慕荣利前，在前行的路上，一步步成了万世之明灯。他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心之所向，素履以往，哪怕山行野宿，亦会孤身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