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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朗州司马刘禹锡得播州刺史，制书下，宗元谓所亲曰：“禹锡有母年高，今为郡蛮方，西南绝域，往复万里，如何与母偕行？如母子异方，便为永诀。吾于禹锡为执友，胡忍见其若是？”即草章奏，请以柳州授禹锡，自往播州。会裴度亦奏其事，禹锡终易连州。
——《旧唐书·柳宗元传》
唐代诗人刘禹锡极好交友，五湖四海皆朋友。然而，他心中最重要的人却只有一个，那就是柳宗元。柳宗元极为内敛，以孤独闻名于世，但是，他却与刘禹锡成为知己，生死相依。
唐贞元九年（793年），早春，长安城东南，曲江岸边。风剪剪，柳依依，杏花如雪。两位俊逸的青年，骑着高头大马，离开曲江，奔向长安各大名园。
马蹄嗒嗒，蝴蝶翻飞。二人满面春风，带着采摘来的各种花草，回到了曲江岸边，相视而笑。
唐代科举后，朝廷会举办各种喜宴，闻喜宴、樱桃宴、曲江宴、月灯阁打球宴等接连不断。其中最有名、最有诗意的要数曲江宴，又称杏花宴。
宴会上会选出两位最年轻的进士作为“探花郎”，采摘长安花卉，以迎接状元。而彼时的最年轻的进士正是刘柳二人，刘禹锡二十二岁，柳宗元二十一岁。正是在这漫天的杏花雨中，刘柳开始了长达一生的友谊。
古语云：“有乍交之欢易，无久处之厌难。”刘禹锡豪放外向，柳宗元沉静内敛，二人为何能长久相处呢？这是因为他们志向相同，观点一致。例如他们都认为应该对社会进行改革，都反对天命等。
贞元十一年（795年），刘禹锡结识了太子李诵身边的红人王叔文。王叔文主张改革，力图中兴唐朝。年轻的刘禹锡听了王叔文的话，热血沸腾。他不仅常和王叔文来往，还把不善交际的柳宗元推荐给了王叔文。他们常常热烈地讨论时局变化，憧憬人生蓝图。
八年后，刘柳二人均已是监察部门御史台的官员。他们紧跟力主革新的王叔文，经常参加有太子李诵在场的秘密会议。
肝胆相照，欲与天下共分秋月。意气相许，欲与天下共坐春风。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李诵登基，王叔文集团立即推出新政。刘柳二人均升任员外郎，登上人生巅峰。他俩常常挽着胳膊，搭着肩，春风得意，如在云端。世人不敢直呼其名，只称“刘柳”。
只可惜，花无百日红。青云直上的刘柳，万没料到他们的人生转弯会来得如此迅速。
新政反对宦官专权，很快遭到宦官们的抵制。王叔文集团实力弱小，主要成员仅十人左右，且树敌过多。如果当时的刘柳二人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也许就不会那么春风得意了。
最要命的是，新政最大的支持者李诵身体太弱。还没被新政扳倒的宦官们以此为借口，迅速扶植李诵的儿子做了新的皇帝。于是，新政在暗沉的中唐夜空中只星光一闪，便迅疾坠落。
掌权者立刻开始驱逐王叔文集团的人。刘禹锡被贬为连州刺史，柳宗元被贬为邵州刺史。一腔热血，顿成冰雪。刚过而立之年的刘柳二人，此时才意识到自己还是太天真了。既震惊又迷茫的他们来不及整理情绪，便拖家带口，分别赶往被贬之地。
然而行程尚未结束，更大的灾难在他们身后风卷而来。朝廷再次贬谪二人，刘禹锡再贬朗州司马，柳宗元再贬永州司马。
昨日巅峰，今日谷底。刘柳二人以为这就是人生的至暗时刻了，然而，更残酷的事情来了——“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就算是遇上大赦，也不能被召回。原来谷底之下，尚有深渊。
到达朗州后，刘禹锡虽然苦闷，但天性豪放旷达，所以还可支撑。但柳宗元到了永州后，却连生大病，憔悴非常。因为二人都是贬官，不能随意离开贬所，所以只能书信往来。
刘禹锡先是开导柳宗元，又以自己早年久病成医的经验，给柳宗元提了很多养生建议，还开了一些方子。柳宗元病渐渐好了，人也开朗起来，加上司马是个闲职，他开始游山玩水。正因为如此，才有“永州八记”这样的美文流传至今。柳宗元反过来建议刘禹锡去游览朗州的风景，刘禹锡欣然同意。
除此以外，他们还探讨书法诗文，畅聊家长里短。刘禹锡对柳宗元诉苦：我儿子拿着笔瞎写乱画。柳宗元也对刘禹锡诉苦：你儿子还知道练书法，我女儿就知道玩泥巴！就这样，刘柳二人在十年之间，虽从未见面，却互相扶持。
青山隐隐，遮不住真情；绿水悠悠，阻不断友谊。也就是在这十年里，柳宗元成为一代文宗，以“独钓寒江雪”之姿，傲立全唐。也就是在这十年里，刘禹锡悉心考察了当地的风土人情，留下了很多珍贵的史料。也就是在这十年里，“刘柳”从不敢直呼其名的代称，转变为人人推崇的尊称。
刘柳二人被贬十年之后，朝廷召回了他们。二人一路北上，相遇于襄阳城。当年青丝飘飘的探花郎，如今已是两鬓白霜。他们执手相看泪眼，又一起破涕为笑。
回到长安后，二人一边焦急地等待任命，一边重游长安。仿佛回到了二十年前的那个春天，日融融、风淡淡。只是杏花已谢，倒是桃花红艳欲燃。他们便去玄都观一同看桃花。看着看着，一向放达的刘禹锡忽然叹气起来，说道：“当年这观里哪有什么桃花呀，都是我们走后才栽的呀。”于是他愤然吟诗一首：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谁知这首诗竟闯下大祸。朝中对是否起用他们二人本来就有争议，如今刘禹锡用“桃花”影射打倒他们后上位的小人，自然引起了反感。仅仅一个月，二人再次遭贬。刘禹锡被贬为播州刺史，柳宗元被贬为柳州刺史。
柳宗元得知后，立即上疏。他不是要为自己诉冤，而是为刘禹锡求情。他说：“刘禹锡的母亲已经八十六岁，刚跟着儿子万里归来。如今若是不跟着儿子去播州，那就是死别。若是跟着去，怕是受不了颠簸。我是刘禹锡的好友，怎能袖手旁观？请把我的永州换给他吧，好歹还近一点。”
柳宗元一片光明之心，但却被认为是在讨价还价。最终，在其他大臣的斡旋下，刘禹锡被贬连州。不光近了不少，而且一来路上好走，二来比较繁华。而刘禹锡直到接到新的贬书时，才知道柳宗元为他做的一切。
二人结伴而行，到了衡州回雁峰前，分别在即，柳宗元的眼泪从他那日渐苍老的脸上滚落，打湿了帽缨。刘禹锡劝他：“毕竟还有桂江把我们两个州连在一起呀。”
柳宗元擦去眼泪，说道：“若是还能回来，咱们一起隐居，做邻居。”
刘禹锡叹气说：“一辈子就这样过去了，还真不如归隐。”
柳宗元不死心地问：“你什么时候回来？”
刘禹锡立刻说：“辞官，辞官以后我们再相见。”
说到最后，已是胡言乱语。因为不管“什么时候回来”，还是“辞官”，都不太可能由他们说了算。明知不可能，却万万放不下。
可是终归要分别。一人骑马，一人乘船，从此各在天一涯。之后的几年，他们依旧书信往来，无所不谈。只是柳宗元身体越来越差了，刘禹锡不时给他寄去药方。
元和十四年（819年），刘禹锡九十岁的老母亲寿终正寝。他辞去官职，扶灵回家，经过衡州。四年前二人洒泪而别的情景，历历在目。
这时，信使忽然带来了柳宗元的信。刘禹锡心中一喜，说不定柳宗元要定下会面的时间地点呢。谁知展开一看，竟是柳宗元的遗书。刘禹锡顿感天旋地转，他大喊大叫，哭天抢地，像是得了失心疯。
千百种感受一齐攻来，令他五内俱焚。他恨，恨上天如此无情，竟然夺去宗元年仅四十七岁的生命。他悔，自己为什么要写那首诗，致使宗元再次被贬。他痛，朋友那么多，知音就一个，如今再也不能见了。他怜，宗元儿幼女小，还有一个遗腹子。
哭了许久许久，他才去细看宗元的嘱托。柳宗元拜托刘禹锡抚养大儿子，并把自己的文集整理出来。这是何等的信任！
刘禹锡全部做到了——五年后，柳宗元的文集刊印，多年后，儿子不仅长大成人，还高中进士。
柳宗元去世后二十多年，刘禹锡的朋友仍然不少，但哪一个，也没有和柳宗元这种生死相依、心心相印的感觉。此情已是刻骨，此生再难超越，“足迹半天下，心知唯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