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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喜欢还是不喜欢达乌德，阿富汗人都承认，在达乌德推翻国王的政变中，最大的错误是不该丧失了中立的立场，而依靠一批激进的年轻人。在阿富汗，这些激进的年轻人组成的党派叫人民民主党（People’s Democratic Party of Afghanistan）。
由于国王属于改革派，大部分支持民主的中坚力量都是和他站在一条战线的。这就给达乌德出了个难题：在他发动反对国王的政变中，缺乏足够的中坚支持力量。为了获得足够的社会支持，他必须从其他方面寻找依靠性力量。
由于西方对于阿富汗的排斥，在阿富汗大学中充斥着一种激进化的风潮，许多年轻人不仅要求经济变革，还要求更加激进的计划主义的社会变革，完全向北方邻居靠拢。这些年轻人虽然支持改革，但他们却是非常危险的：如果按照这些年轻人的主张，就破坏了阿富汗原本正确的经济和政治改革目标，走入了一条计划主义的歧途。
不幸的是，达乌德由于缺乏中坚力量支持，他能够找到的支持者只有这些年轻人。
在这股风潮中，最著名的两个人物是塔拉基（Nur Muhammad Taraki）和卡尔迈勒（Barak Karmal）。人民民主党围绕着他们两人形成了两派，由于他们各办了一份报纸，人们就以报纸的名字来命名这两派，塔拉基和他的《人民报》（Khalq）被称为人民派，卡尔迈勒和他的《旗帜报》（Parcham）被称为旗帜派。
其中人民派是更加极端的派别，强调社会革命和暴力。而旗帜派相对温和，赞同在现有框架内争取和平革命。
达乌德政变上台时，就获得了旗帜派的帮助，并给了他们几个部长职位。但上台后，他感觉即便是旗帜派也还是太激进了，就疏远了他们。旗帜派被疏远，却让他们意识到，在达乌德政权内不可能找到他们的位置，于是和人民派联合起来发动了政变，推翻了达乌德。
关于这一次政变，地毯商扎希尔是这么回忆的：人们一听说达乌德被杀，就知道阿富汗的灾难来了。大部分人既不相信塔拉基也不相信卡尔迈勒，担心他们会把阿富汗带向灾难。这次政变也没有苏联人的直接参与，只能说阿富汗青年主动用左倾理论武装了头脑，自行发动了政变。思想的种子一旦种下，就必然会有后来的结局。
但更糟糕的还在后面，达乌德死后，人民派和旗帜派立刻陷入了内斗，激进的人民派获得了胜利，卡尔迈勒被排挤走了，塔拉基成了领袖，后来，塔拉基又被更加激进的阿明（Hafizullah Amin）取代，巨大的灾难正走向阿富汗。
在国王时代，试图实现经济、政治、社会和外交四大成就。到了达乌德时代，阿富汗在国际上的定位出现了巨大变化，但在经济、政治和社会三方面，依然试图保持着原来的步调。到了这些年轻人上台时，随着经济政治的极权化，最后改革所剩下的成就，就只剩下世俗化这一个了。
人民派政府上台后，立刻开始了激进化改革：没收地主土地、农业集体化，阿富汗很快陷入了减产和饥馑之中。大规模的屠杀，异议分子、教士、商人、读书人都受到了迫害。西方的游客再也没有了，鸡街的商店老板们都赶快关门回家，生怕被算总账。
在这样的风潮中，地毯商扎希尔也不能幸免。在经商就意味着罪恶的年代里，他关掉了鸡街的铺子，把所有的地毯都装上了汽车，拉到了喀布尔北区的家中存放。他的家距离喀布尔的英国人墓地不远，在一个小山坡上，我曾经去过那个区域，却不知道哪一个房子是他的。
过了一段时间，扎希尔把汽车也卖了。他的朋友们则纷纷大规模逃亡，有的坐飞机去了印度，有的走陆路去了巴基斯坦，有的从伊朗借道逃走。
在是否逃离喀布尔问题上，扎希尔的态度却十分坚定：“我活了这么大，从来没有逃离过自己的国家……我是去过印度，可那是去做买卖和游玩，去几天就回来，不是逃跑……至于其他人跑掉的可多了。我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在印度做生意不回来了，二儿子已经死了，小儿子在身边。我还有一个姑妈在加拿大，一个叔叔在巴西，不过他们都死了，他们的家人留在了那边……我的商人朋友里，也有一多半的人都生活在国外了，有钱的就跑到欧洲，没钱的去往印度，最不济的竟然跑到了乌兹别克斯坦（这个我们曾经看不起的地方）。普什图人逃往巴基斯坦，哈扎拉人跑到了伊朗，他们都曾经亲如一家，可是一旦战争来了，人们都四处逃命……”
与巴基斯坦交界的贾拉拉巴德，以及与伊朗交界的赫拉特都突然间热闹了起来，人们都害怕掉脑袋，只要能找到渠道，跑掉为妙。阿富汗（美国）战争之后的首任总统卡尔扎伊（Hamid Karzai）在当年恰好去了印度读书，之后他一直在印度、巴基斯坦等地流亡。
有人认为，阿富汗之所以重建如此艰难，就和这一次激进派的大镇压有关，所有有思想的人要么逃亡，要么死掉了，留下的只有那些顺从的人。所有有钱人消失了，剩下的都在政权的剥削下变成了赤贫。
阿富汗一共数十万人死于清洗和屠杀。各地纷纷反抗，南部、西部、北部都形成了单独的军阀统治区，那些原本已经习惯了听从中央的部落首领们不想被消灭，举起了反旗，脱离了中央。就这样，阿富汗从一个好不容易统一起来的国家，变成了一堆没有隶属关系的碎片，这个碎片化的领土至今仍然让阿富汗人头疼不已。
地毯商扎希尔在封锁的高峰时期，与自己的家乡加兹尼断了联系，他把家人送往了加兹尼，自己孤身一人留在了喀布尔。他舍不得自己的房子和货物。他指望着事情变好，但接下来事情却向着更加失控滑去。
从经济上讲，阿明的人民民主党政府已经让阿富汗掉入了低谷。随着阿富汗的左倾化，西方国家终于意识到一个与自己为敌的国家出现了，于是他们纷纷指责阿明，加强了封锁，让阿富汗的经济变得更加脆弱。只是他们没有意识到，阿富汗转向的起点，就在于他们当初的漠视和丧失了公正。
那么，让阿富汗人摆脱了阿明的又是谁呢？答案出乎意料，不是西方，而是苏联，帮助的手段却是一场入侵。
在国际秩序中，有一类特殊的事件，叫最好的朋友变成最凶狠的敌人，这种转变可能是在瞬间完成的。
比如，在20世纪初，古巴曾经长时间依赖美国，最终却成了美国身边最长久的敌人。古巴曾经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后来在美国的帮助下摆脱了西班牙，又在美国的帮助下，经济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在一段时间里，美国人包办了古巴的经济，甚至指定古巴的领导人。但美国人没有想到，对古巴的帮助却逐渐让古巴人的愤怒积累了下来，因为美国帮助之余显得颐气指使，习惯了指手画脚。并非所有的古巴人都获得了美国的好处，越是富有的人，获得的收益越大，而贫穷的人虽然也有收获，他们却只看到了相对差距的扩大，不在意绝对生活水平的提高。
最后，卡斯特罗出现了。美国人在翻手之间成了古巴最大的敌人。
苏联和阿富汗的关系也属于此类。苏联曾经是阿富汗最大的资助人，慷慨大方吸引了一大批年轻的追随者。但在阿富汗扎希尔国王和达乌德总统执政时代，并没有迹象表明苏联要干涉阿富汗国内的政治进程。在与美国的斗争中，苏联在阿富汗已经占据了主动，赢得了阿富汗人的好感。但阿富汗不是一顿大餐，它过于贫瘠的土地、大量的穆斯林人口，都让苏联人避之不及，不想过分参与，这本来是一种明智的态度。
但接下来，阿富汗的形势发展过于迅速，让苏联变得无法适应了。阿富汗国内的年轻人接受了左倾教育之后，已经超出了苏联的控制，走向了反对政府、发动激进革命的道路。苏联人更支持达乌德总统，以及温和的旗帜派，可革命一旦启动，这些人都已经拉不住缰绳了。
极端人民党上台之后，在国内大搞清洗，整个国内形势逐渐失控，一个分崩离析的阿富汗显然不是苏联想看到的。苏联人突然间发现被绑上了一条不属于自己的战船。
更头疼的是，巴基斯坦已经开始利用机会，对阿富汗进行渗透，力图通过边境地区的普什图人武装推翻阿明。一旦推翻了阿明，那么巴基斯坦支持的新阿富汗政权必然是亲美的。
苏联人意识到，阿明政权迟早是要被推翻的，如果长期和这样一个政权绑在一起，到最后苏联在阿富汗必然声名狼藉，彻底失去影响力。如果想保持影响力，必须扶持更加温和的人上台。
可是如果不用武力，阿明又是不会下台的。
1979年11月底，苏联人跨过了乌兹别克与阿富汗之间的友谊大桥，开始小规模进入阿富汗。如今的友谊大桥仍然连接着阿姆河两岸，这是一座钢架桥，除了可以行人，也有一条铁道相通。在和平时期，这里曾经是苏联物资帮助阿富汗的必经之地，而在入侵时，则是一条快捷的通道。
即便到了现在，两国仍然对这座桥充满了警惕。旅游者如果想从阿富汗去往乌兹别克斯坦，必须经受长时间的检查，将所有的行李都查一遍，再将随身携带的照相机、电脑都打开，确定其中没有敏感信息，然后才可以上路。两国之间的不信任感非常强烈。
除了从友谊桥过境之外，苏联人还利用塔吉克加盟共和国（现塔吉克斯坦）境内的机场，空运了许多士兵直接进驻苏联在阿富汗境内的空军基地。但即便在这时，行动依然没有公开，调兵遣将持续了近一个月，直到将机场、隧道、电台等设施都尽情控制，才开始了正式的入侵。
1979年12月25日圣诞节，苏联部队大规模跨过土库曼、乌兹别克边境，向马扎里沙里夫和喀布尔挺进，空军则负责占领西部的赫拉特、坎大哈、贾拉拉巴德。两天后，苏军控制阿富汗全境。27日，苏联人将阿明打死在了达鲁拉曼不远处的塔吉别克宫。
达鲁拉曼和塔吉别克残破的宫殿又经过了大量的内战，变成了废墟，几十年里没有人维修，如同巨大的怪兽在小山的顶部遥遥相望。在达鲁拉曼宫的对面，是同样被打得稀巴烂的阿富汗国家博物馆。当美国人占领阿富汗后，博物馆得到了修复，宫殿却仍然是废墟状态供人凭吊。直到我去的时候，新总统加尼（Mohammad Ashraf Ghani）才决定修复宫殿，作为弥合战争创伤的一种努力。
苏联入侵后，扶持了温和派的卡尔迈勒担任新的总统，指望他能够重新拾起达乌德总统的社会改革。
在苏联人看来，自己不是在入侵，而是在帮助阿富汗。在100年前，入侵阿富汗的英国人也是认为他们是在帮助阿富汗。那一次英国人最终被阿富汗人赶走，而这一次，会有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