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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的第一段好时光是在国王时代。说到国王时代，就要去喀布尔南部著名的达鲁拉曼宫（Royal Palace of Darulaman）看一看。
2016年我访问阿富汗时，这座宫殿仍然处于废墟状态。它坐落在城郊的一座小土丘顶端，它的历史，就是一部微缩版的阿富汗近代史。
宫殿建于20世纪初，屡次被毁、屡次重修。它最早的损失发生在1969年的国王时代，一场火灾将它变成了废墟。不过随后又进行了重建，并授予当时的国防部使用。到了苏联入侵时，这座建筑再次遭遇大火，变成废墟。苏联人刚来到时，阿富汗的极端派领导人阿明（Hafizullah Amin）从这里撤到了距离不远的塔吉别克宫（Tajbeg Palace），在那里被苏联人枪杀。
不过，达鲁拉曼宫的悲惨史并没有结束，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不同派别的“圣战者”占领了喀布尔的不同区域，由于宫殿所处的地理位置优越，这里又成了各个派别争夺的战场，建筑被打得稀巴烂，在它的周围还可能有没有清理的爆炸物。
达鲁拉曼宫从建设到现在不过只有100年时间，却见证了阿富汗王朝的毁灭、总统制的灭亡、红色政权的倒台、“圣战者”的混战、塔利班的肆虐以及美国人的入侵。这座宫殿也有着无数的化身，从阴森的恐怖机器，到巨大的战争遗迹。
而在建设之初，它却有着另一种身份——改革的象征。它的建筑者，就是阿富汗历史上著名的改革派国王——阿曼努拉汗（Amanullah Khan）。
这里不去追溯阿富汗更早的历史，只简单地说，在阿曼努拉汗之前，阿富汗曾经是亚洲抵御西方势力的英勇堡垒，两次击退了英国人的入侵。在和英国人作战时，阿富汗的统治阶层并没有故步自封和自我隔绝，而是意识到必须进行改革，才能继续保持国家的独立性。
到了20世纪，阿富汗的主要政治基调不是保守和闭关，反而变成了如何开放，如何放弃一部分闭锁的风俗，接纳更先进的文化、制度和技术。阿曼努拉汗就这样以改革家的形象登上了王位。
对于一个后进国家来说，改革与开放包含了四个层面的意思：第一，不管是哪个文明，人们追求的最终目标，是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富裕，这是经济层面；第二，为了达到经济目标，又必须有足够的政治自由相匹配，这就进入了政治改革、建立民主立宪制的范畴；第三，政治改革又必然牵扯到另一个问题——世俗化，如果没有世俗化的加持，政治改革往往会因为要改变某些风俗（如女性的权力、司法改革等）而遇到极大的阻力，只有打破了原有的宗教或者传统氛围，才能完成世俗化，因此，世俗化反而成了一切改革的起点；第四，就算完成了前三项改革，国家还需要在已经形成的国际秩序中找到一丝夹缝，获得国际的承认，在和平中跻身于国际舞台，至此，才算完成了改革开放的所有任务。
阿曼努拉汗的改革也必须完成这四项任务。但对于阿曼努拉汗时期的阿富汗来说，最难的也是最关键的，反而是作为起点的那一步：世俗化。
1928年，雄心勃勃的阿曼努拉汗在刚刚修建好的新宫殿达鲁拉曼宫宴请他的亲信官员们。他刚刚出访过欧洲。当时出访欧洲并不像现在一样乘坐飞机，而是利用轮船、马车、火车、汽车，一次出访可能持续数个月。国王先从阿富汗陆路前往印度孟买，乘船途经英国殖民地亚丁（Aden），经过苏伊士运河到达埃及。对埃及进行访问后，再乘坐轮船前往意大利，进入了欧洲。随后经过陆路访问了法国、比利时、德国，又从多佛尔乘船去英国访问。离开英国后，他乘船前往波兰和苏联，受到了热烈欢迎。最后，他在克里米亚半岛的塞瓦斯托波尔（Sevastopol）乘船，经过黑海到达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会见了他心目中的英雄阿塔图尔克（也是现代土耳其之父，一位强硬的世俗化改革家）。他从土耳其陆路又到达了伊朗，从伊朗东部的马什哈德（Mashhad）亲自开着劳斯莱斯汽车，越过了伊朗—阿富汗边境，经过坎大哈回到了喀布尔。这趟行程一共持续了10个月。
从欧洲回来后，受到鼓舞的阿曼努拉汗决定在一生梦寐以求的改革中走出关键一步。
在达鲁拉曼宫的这次宴请中，主角并非国王，而是他的王后索拉雅（Queen Soraya）。在聚会中，当各路豪杰侃侃而谈时，王后索拉雅悄然出现，她走到人们面前，突然摘掉了面纱，人群中传来了惊叫声。他们第一次面对面看见了王后美丽的面容。
这是阿富汗历史上最摄人心魄的时刻。即便是普通的商人、富人，都不会把妻子的容颜示人，甚至连大门都不让她们出。只有那些低贱阶层和游牧的女人，才不得不为了生活，在外面劳动，即便这样，她们也要将脸遮住才敢出来。
首先打破这个规矩的竟然是国王！王后不仅不相信什么失贞的怪论，还落落大方地与朝臣们谈话，甚至参与了国王接下来改革的部分设计。
通过国王和王后的努力，他们试图打破阿富汗的世俗化障碍。但是，国王真的取得了胜利吗？
一年后，历史作出了回答：国王不仅没有维持住他的改革措施，反而在民变中失去了王位，流亡他乡。在流亡中王后一直不离不弃地守候在他的身边。
阿曼努拉汗的失败为后进国家的激进现代化做了很好的注脚。一方面，国家的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不进行西化改革就是慢性自杀；另一方面，到底走什么样的路线，却总是无法达成共识。人们对经济改革并不排斥，对政治改革也部分接受，但在世俗化改革（社会改革）上，社会的保守阶层却总是抵制改变，甚至不惜用武力来阻挠改革，试图保留传统。可是如果不进行世俗化改革，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都缺乏可靠的根基。
于是，任何这样的国家都是在改革与保守之间来回地摇摆，有的摇摆得比较文明，能在政治框架内和平地进行斗争，这样的国家就发展得好一些；另一些冲破了和平框架，采取了暴力，这样的国家必然要面临更多的麻烦。
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在阿富汗，虽然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有过暴力冲突，但最终改革派还是占了上风。于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王扎希尔时代，改革的成果终于在喀布尔这样的大城市趋于稳定，阿富汗进入了第一个黄金时期。
在阿曼努拉汗时期，王后当众露出面容都被当作对传统的冒犯，但在扎希尔时代，首都的女孩子甚至可以穿上裙子，在大街上和外国人聊天、喝酒。虽然这样的场景在首都之外还很少见，但在喀布尔却已经习以为常了。这至少说明，阿富汗官场的生态也已经西化了，社会的关注已经从女性装束这样的事情上移开，聚焦在从西方如何引进制度和技术，改革也就进入了政治经济取得大发展的时期。
这时，也到了地毯商扎希尔老人生活的时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