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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非国家肯尼亚的海岸上，有一座著名的城市叫蒙巴萨（Mombasa），凡是到过这里的人首先都会对它国际化都市的风范有着深刻的印象。虽然它位于非洲，人种也以黑人为主，但这里的建筑却是五花八门，在城市周边有许多低矮的非洲式平房，再往里的新城区，现代式样的低矮楼房之间夹杂着古老的欧式建筑和教堂。而在老城区里，以阿拉伯式的雕花建筑为主，点缀着印度式样的神庙。由于中国帮助肯尼亚新修了一条铁路连接国家最大的两个城市——首都内罗毕和海港蒙巴萨，蒙巴萨就有了一个中国式的现代化火车站。
这座城市之所以充满了世界色彩，和它悠久的历史有关。这里曾经是阿拉伯人控制的一个重要海港，在明代时，郑和的舰队也曾经到达过这里，于是，在中国史籍中留下了“慢八撒”的名字。
但对游客最有吸引力的，还是在海边的一座葡萄牙风格的堡垒，人们称之为耶稣堡（Fort Jesus）。这座堡垒建设在城市南部的一块靠海的岩石之上，从下面望去雄伟壮观，透露出这是一个易守难攻的所在。修建城堡的岩石采用的是当地的珊瑚礁，即便到了现在，仍然可以看到岩石上的珊瑚花纹。整个城堡染成了一种明黄色，看上去充满异域风采。人们来到这里，无不被其美丽的景色所吸引。
这座城堡是公元16世纪末由葡萄牙人修建的，修建它的目的，是“促进世界贸易”。它是葡萄牙人跨越欧洲、非洲、亚洲的贸易大帝国的一部分，可谓东非地区的“定海神针”。
但除了贸易之外，这座城堡还有另一个特征：在城堡的地上，放着许多巨大的铁炮，它们是数百年来陆续铸造的，宣示着它的实际作用——暴力。
事实上，在大航海时代遗留的任何一座“促进贸易”的城堡上，唯一离不开的就是大炮。这表明，所谓的贸易必然是与暴力联系在一起的。
在波斯湾入口的霍尔木兹岛（Hormuz），葡萄牙人建造的城堡中至今可以看到两种东西：地下的教堂和地上的大炮，分别代表了精神和武力。在印度的果阿（Goa），有着葡萄牙人建设的数个城堡建筑，至今遗留下的除了坚固的堡垒之外，就是堡垒之上放置的多门铁炮。印度的金奈（Chennai）曾经是英国人在印度建立的三大殖民中心之一，英国人称之为马德拉斯（Madras），至今英国的堡垒依然耸立着，被印度人变成了军营和博物馆。在博物馆外同样展示着数门大炮，而在馆内则陈列着大量的武器，表明当初英国人对印度的控制是多么牢固。在东非、西非还有许多其他国家的堡垒，至今也依然被铁将军们把守着，展示着当年的实际状况。
按照史书的说法，欧洲代表着自由贸易的精神，它们试图在全世界展开贸易，却在每一个地方都遭到了当地人的抵制。于是，为了贯彻贸易精神，必须动用武力，才能打开当地的市场。在这里，当不同的人类接触时，“暴力”这个词总是和自由相伴的，被认为是保证自由最可靠的手段。
从经济学上来看，自由贸易的确是对整个人类有利的事情。如果没有自由贸易，中国人至今可能依然生活在长袍、大褂、遛鸟的时代，没有手机、汽车、电脑、空调，也没有更加舒适的生活。从理论上说，自由贸易可以让每一个人以最小的代价获得他最需要的东西，也可以刺激那些发明家和企业家创造和生产更多、更好、更有用的商品。
可是从历史上看，当欧洲人来到了欧洲之外的其他地区，想要进行贸易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了抵制，不管是中国人、印度人、日本人，还是非洲人，都对欧式的贸易感到不适，想出种种方法来限制它。那么，为什么自由贸易如此重要，却又如此难以开展呢？
这就要说到经济学之外的另一个层面：政治。
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都不单纯是经济事务，而是和政治紧紧绑在一起的。自由贸易侵犯的，是参与贸易的各个政治方的利益。
以中国的明清为例。明朝中前期，中央政府只允许郑和这样的官方商队进行海外贸易，而民间的一切对外贸易和交往都是禁止的；中国清朝只允许海外商人和官方指定的垄断机构（广州的十三行）进行贸易，不许与这些垄断商行之外的人民做买卖。
外国人的贸易船队来到中国后，却试图打破这种格局，绕开原有的机构，与原本没有权力参与贸易的民众进行买卖，这就打破了原有的政治格局，势必引起政治层面的调整，而这恰恰是皇帝所要避免的。
在非洲海岸上，自由贸易也会让当地几乎所有各方受到损害：对于国王与贵族来说，自由贸易打破了统治阶层的垄断权；对于普通生产者来说，西方带来了更好的布匹，让自己的加工品没有了销路。
此外，贸易本身所带来的商品，还会引起当地社会剧烈的调整。比如，葡萄牙人、英国人都热衷于把各种武器倾倒到非洲的海港，再从海港转运到内地，卖给那些军事化的国家。于是这些原本弱小的军事化国家突然间崛起了，他们取代了原来的贸易大国，四处打仗，四处抓人，制造奴隶，卖给欧洲人。正是这些武器的存在，让一些非洲人变成了奴隶贩子，原来的社会也就走向了解体。
西方人还运进了大批的贝壳，因为在西非的许多地方，贝壳是作为当地货币而存在的，随着欧洲人将海浪一般的贝壳送往那里，非洲突然出现了超级通货膨胀，直接让当地的金融市场崩溃了。
运往中国的鸦片、运往美洲的奴隶、运往非洲的破铜烂铁和贝壳货币，如同一个个超级bug（漏洞），让当地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无法做出有效调整，从而引发了社会的崩溃。
在这样的冲击之下，并非每一个社会都可以做出快速的调整。我们在经济上假设自由贸易给所有人都带去好处，这个假设的前提是：所有的人和社会都能够快速、无痛苦地对贸易结果做出调整——织布匠的布卖不出去了，于是他在第二天就顺利地变成了铁匠；贝币太多了，人们第二天就都使用金银当货币了；皇帝和国王也会在第二天放弃垄断贸易，开始学会用关税作为自己的收入；种小麦的人第二天就能学会饲养奶牛。但事实上，这样的无痛苦转变是不存在的，成年人很难通过学习，在冲击之下转向新的方向，他们只会感觉到痛苦和无助。
现代人可以指责这些地区的人们不懂得调整，指责他们看不到自由贸易的好处，这不利的一切似乎都是经济落后的一方故意设置的障碍，只要让先进者掌握了主导权，自由贸易就会从天而降了。
很不幸，这个看法依然是错误的。
事实上，当时西方的贸易也并非自由的。比如，荷兰和英国是最提倡贸易机会均等的国家，但这所谓均等，只是在他们为了冲破葡萄牙和西班牙垄断时才提起的。一旦它们获得了优势，立刻转向了垄断收益。
英国、荷兰等国家分别建立了垄断性的东印度公司和非洲公司，并获得了各自国家的特许状，这就是进行垄断贸易，为的是排斥其他的人加入到印度和非洲贸易之中。
这些垄断性的贸易公司甚至配发了枪炮，建立了军队，任何在他们面前提倡自由贸易、想打破他们贸易垄断的人，都有可能被当作海盗直接绞死。只有到了19世纪中期，英国解散东印度公司之后，自由贸易才有了更多的市场。但即便如此，与自由贸易相对立的重商主义依然是困扰着世界贸易的重要思想。
当然，我们不能过多指责当时的人们。自由贸易作为一种理想是逐渐建立的，到现在为止，才慢慢地被神圣化。但在历史当中，即便是大航海和全球贸易时代，也充斥着特许、垄断和暴力，这是世界更加真实的一面。
总之，当世界在地理大发现之后，进入全球贸易时代，这个时代并非像某些人说的那么坏，但也不像另一些人说的那样好。它正在孕育着自由贸易的精神，却又总是退回到暴力中寻找力量。自由的理想是塑造现代世界的力量，却又对当时的人们进行毫不体恤的摧残。
除了西欧的发起方是主动选择，而世界其他地方都只是被动地卷入到全球化浪潮之中。
可是，如果仅仅看到了其余地方是被动卷入，而先进的一方也并非完全正义，就认为被动卷入的人是可怜的，值得同情，那就忽略了一个客观的规律：当两个文明碰撞之时，不管是被动卷入，还是主动卷入，落后的一方是没有选择权的。
如果他们不想改变，即便再令人同情，也必然为更先进的文明所取代。即便他们想改变，在更多的时候也很难找到足够的方法跟上世界的步伐。这并不是一种道义问题，而是现实世界的客观性。
当面对先进文明的冲击时，一部分国家选择了顽强抵制，但这些国家大都已经沉睡在历史书籍中，在现实中却灭亡了；而另一部分国家选择了学习和改变，本书所叙述的就是这些国家在艰难的历史夹缝中试图把握未来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