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东：东北防线上的冰与火

如前述，在防线中段，明军与元军正面交锋，展开反复较量。而在西北和东北两处防线上，却呈现出以中原汉人为主，非汉族群杂糅并居的局面。 ¹²⁹ 如果我们从中原出发，择一方向向外游历，沿途州县会呈现出如下变化：先是其州县居民主体以汉人为主，而后渐次出现诸族群杂居混同的情况，再往西北则以畏兀儿、回族、藏族为主，往东北则以鞑靼、女真和高丽为主。在洪武时期，正如西北方向的哈密和别失八里曾使地区形势复杂化一样，在东北方向，元朝地方军阀纳哈出与高丽人也给辽东（因地处辽河以东而得名）地区的稳定带来不确定性。纳哈出和高丽甚至还曾一度结为反明同盟。

洪武二年（1369年）四月，太祖开始关注到二者可能形成的联盟。时纳哈出据辽阳，拥兵自重，试图与高丽建立反明同盟，而太祖亦加紧说服高丽附明，勿与纳哈出为伍。同时，太祖还致书顺帝妥懽帖睦尔，扬言如果顺帝不能钳制纳哈出，他将出兵攻之。书文略曰：

近闻兵扰边陲，民罹锋镝，岂君之故？将妄为生事邪？抑君失算而使然邪？若果不知自省，而犹为此举，则是不能识机度势，恐非君之福也。朕今为君熟计，当限地朔漠，修德顺天，效宋世南渡之后，保守其方，弗绝其祀，毋为轻动，自贻厥祸。

同时，太祖还致信与纳哈出叙旧，请他沿途放行太祖遣往顺帝处的信使。信文如下：

将军昔自江左辞还，不通音问，十五年矣。近闻戍守辽阳，士马强盛，可谓有志之士，甚为之喜。兹因使通元君，道经营垒，望令人送达，所遣内臣至将军营，即令其还。书不多及。 ¹³⁰

辽东地区，在元代为辽阳行省。洪武四年（1371年）二月，前元辽阳行省平章刘益遣右丞董遵、佥院杨贤以辽东州郡地图，并籍其兵马、钱粮之数奉表来降。太祖得表甚喜，诏置辽东卫指挥使司，在辽东地区实行军事化管理，并令刘益为辽东卫指挥同知。 ¹³¹ 但是，像刘益这样迅速投靠新朝的行为也有可能激起某些极端的愤怒。五月，刘益被前元平章洪保保、马彦翚、八丹等叛杀。（事实上，直到洪武三十年，太祖才道出了事情真相：其欲叛逃高丽，故而被杀。） ¹³²

六月，双方矛盾爆发了。前元右丞张良佐、左丞房暠遣参政张革、行枢密院副使焦偶、廉访司佥事李茂、断事官崔忽都自辽东来贡马，并将杀害刘益的凶手八丹、僧儿等解赴南京。使者称，另一名杀害刘益的凶手洪保保已经逃亡纳哈出所在的金山（泛指毗邻蒙古高原东部的一片地区）大营处，而纳哈出已经与高家奴、也先不花等四位元将互为犄角，“必有构兵之衅”。 ¹³³

为此，太祖专门作长信一封给纳哈出，信文如下：

前者，万户黄俦回，闻将军威震辽左，英资如是，足以保定一方。然既往不复，君子岂不察与（欤）？昔在赵宋，君主天下，立纲陈纪，黎庶奠安。逮至末年，权纲解纽，故元太祖兴于朔方，世祖入统中国，此皆天道，非人力所能强为也。元之疆宇非不广，人民非不多，甲兵非不众，城郭非不坚，一旦红巾起于汝颍，群盗遍满中原……相与割据中夏，逾二十年。朕本淮民，为群雄所逼，因集众御乱，遂渡江与将军会于太平。比待他俘，特加礼遇，且知将军为名家（纳哈出很有可能是成吉思汗麾下四杰之一的木华黎的后代），故纵北归，今又十七年矣。近年以来，朕见群雄无成，调兵四出，北定中原，南定闽越，东取方氏，西收巴蜀，四帝一王，皆为我俘虏。惟元昏君奔北自亡，华夷悉定，天下大安，此天命，非人力也。贤人君子，宜必知之。近闻将军居金山，大张威令，吾兵亦守辽左，与将军旌旗相望。将军若能遣使通旧日之问，贡献良马，姑容就彼，顺其水草，犹可自逞一方。不然，胡无百年之运，大厦既倾，非一木可支。衅之后先，惟将军自思之。 ¹³⁴

信件送出期间，太祖又诏置定辽都卫指挥使司（治今辽宁辽阳市，位于北平东北600公里，纳哈出金山大营南300公里处），令马云、叶旺为都指挥使，吴泉、冯祥为同知，王德为佥事， “总辖辽东诸卫军马，修治城池，以镇边疆”。 ¹³⁵

在金山一带，纳哈出对于明军而言仍是个威胁，以致在某些时候，太祖甚至想过动用武力赶走纳哈出。洪武五年（1372年）五月，太祖命户部募人于永平卫鸦红桥（约于北平东120公里），以官方盐引（可到官营盐场换取相应分量的盐的凭证）换取民间纳粮（这与前述茶马互市的做法颇为相似），为未来潜在的北征做后勤准备。 ¹³⁶

六月，太祖遣使敕令辽东都督佥事仇成严加戒防，敕曰：“兵戍辽阳，已有年矣。虽曰农战交修，其航海之运，犹连年未已。近者，靖海侯吴祯率舟师重载东往，所运甚大。昨晚，忽闻纳哈出，欲整兵来哨，为指挥叶旺中途阻归。因此而料，彼前数年凡时值暑天，胡人必不策马南向。今将盛暑，彼有此举，情状见矣。粮运既至，宜严为备御，庶可无虞。” ¹³⁷

到了十一月，仇成认为纳哈出不会在冬季发动进攻，故而防备渐疏。纳哈出反其道而行之，出兵辽东，劫掠牛家庄（今辽宁铁岭市昌图镇，位于沈阳东北130公里），烧仓粮10万余石，军士陷没者5000余人。仇成因失备御，降为永平卫指挥使。 ¹³⁸

洪武十七年（1384年），前元降将，时任江西布政使司参议胡昱向太祖建议征讨纳哈出。他说道：“纳哈出窃据金山，恃强为患。元嗣君帖古思帖木儿孱弱不能制，纳哈出名虽元臣，其实跋扈，然其麾下哈剌章、蛮子、阿纳失里诸将各相猜忌，又势孤援绝。若发兵击之，可一举而擒也。”太祖嘉其言，但认为进攻纳哈出的时机尚未成熟。他说：“纳哈出之为人，朕素知之，不过假元世臣之名，以威其众尔。然人心外合内离，亦岂能久？今姑待之，若其一旦觉悟，念昔释归之恩，幡然而来，不犹愈于用兵乎？不然，为恶不悛，将自取亡灭。尔言虽善，然未可遽动。” ^{1 3 9}

两年后，太祖才下定决心征讨纳哈出。此前，一封太祖给纳哈出的诏谕反映了彼时他的所思所想，其文如下：

人生天地间，机变造化得宜，时势不失者，乃为杰丈夫。古人有云：“活千人者，其后必封。”尔为元臣，忠则忠矣，何苦违人事而失德！有若是耶？昔者，尔被获于江东，朕特生全尔归，此朕顺人心之所好所以好者。人人凡有患难，谁不欲脱患难而身安者乎？当是时，在俘囚之中，果愿死乎？生乎？若以尔己心度之，凡两军之间，有力不及尔者，被尔拘囚而乃尽杀之，甚不少。当是时，若以己受患难之心，推及俘囚者，尔必大昌，福及后嗣，必有日矣。如去年冬，尔将兵寇我辽界，彼回军之日，凡弃下者，皆生全于我处，朕未尝轻杀一人。曩者，黄绸（俦）万户奉朕命令，而往尔处，非己愿行，实差不由己也。本人于尔，颇有恩惠，何期尔不思好生恶死之情，一旦杀之，其尔之患难，为黄绸（俦）所生；其黄绸（俦）之命，尔独故意杀之。天心神鉴，祸将归焉。今尔与朕守边将士，旌旗相望，略较胜负，则彼胜我负，已两经矣。为尔所害者，将及八千人，皆无生全，诚可惜哉。然已往之事不咎，未来者可不思乎？自今以后，若能与我通一介之使，则前日之仇，必成冰解火焚矣。谕至之后，不然朕言，彼必就缚。生见朕面，恐无言可对，尔思之。 ¹⁴⁰

纳哈出并无回音。出于对纳哈出劫掠辽东的报复，洪武十九年冬到洪武二十年春（1386—1387年）之间，太祖令宋国公冯胜于大宁诸边隘分兵增设卫所，以钳制纳哈出的部队。太祖还命户部内库钞1857500锭，散给北平、山东、山西、河南及迤北府、州、县，令他们募集民夫运粮，共计募民夫20余万，运米123万余石（1石约合90千克）。 ¹⁴¹

洪武二十年（1387年）初，太祖命冯胜等率军20万讨伐纳哈出。太祖对冯胜等道：“虏情诡诈，未易得其虚实。汝等慎无轻进，且驻师通州，遣人觇其出没。虏若在庆州，宜以轻骑，掩其不备，若克庆州，则以全师径捣金山。纳哈出不意吾师之至，必可擒矣。”2月，右副将军蓝玉闻纳哈出有部队屯驻于其部队东北450公里的庆州，遂乘大雪率轻骑前去偷袭庆州，杀其平章果来，擒其子不兰奚，并获人马而还。

较量之间，太祖又遣二使将所俘纳哈出将领乃剌吾送还其营，并附书一封。书曰：“尔纳哈出等聚兵愈出没不常，意较胜负，由是乃剌吾留而未遣，今有年矣。朕推人心，谁无父母之念，夫妇之情，故特命其生还，以全骨肉之爱。且闻其善战，今遣北归，更益尔战将，他日再较胜负，尔心以为何如？……兹命仪礼司官、前佥院蛮子，镇抚张允恭送乃剌吾抵尔所在。使者未审可还乎？余不多及。” ¹⁴²

二月，冯胜兵出松亭关，加筑大宁、宽河、会州、富峪四城，并引兵驻扎大宁。安营扎寨毕，冯胜又留兵5万守大宁，自己亲率大军向金山大营进发。太祖得知，提醒冯胜等严防纳哈出偷袭，曰：“往者，庆州之捷，俘虏赴京者皆云胡已北行，辽东送来降者所陈亦同。五月五日得军中遣至降胡，又云纳哈出弃金山巢穴，营于新泰州，去辽阳千八百里。朕计群胡虽起营北行，似若远遁，尚恐诡谋窃发，尤不可不为之备。况今天象水火相犯，迨至八月，天象屡有警。诸将宜严号令，整行伍，远斥堠，以逸待劳，则必有当之者矣。”未几，太祖又遣使密敕冯胜，曰：“朕计纳哈出去金山未远，以兵促之势必来降。且胡主谓我得志，无意穷追，必顺逐水草往来黑山鱼海之间，乘其趑趄，攻其无备，虏众可尽图也。” ¹⁴³

六月，太祖将乃剌吾送回纳哈出营的策略似乎收到意外效果。乃剌吾对太祖的所作所为赞不绝口，常“以朝廷抚恤之恩语其众”。众人听说后，多有归附投降之心。 ¹⁴⁴ 在明军压境面前，纳哈出似乎也有所动摇了。

不久，事情出现了戏剧性反转。前一刻还是生死仇人的纳哈出，下一刻便投降了。投降后，纳哈出前往蓝玉营中，蓝玉大喜，“出酒与之饮，甚相欢”。纳哈出酌酒款谢蓝玉，蓝玉又请之先饮，纳哈出一饮而尽。蓝玉脱下自己的衣服赠与纳哈出，纳哈出却不愿穿，双方竟起争执。纳哈出一气之下，将酒洒在地上，并跟随从说了几句蒙古语。座中有懂蒙古语的军官，得知纳哈出意将夺马逃脱，急告众人，郑国公常茂以刀止之，伤及纳哈出肩臂，并将之解赴冯胜营中。虽有此曲折，但最终纳哈出及其将士4万余人，部民20余万俱降。明军获其羊、马、驴、驼、辎重等无数。纳哈出与投降将校及其诸家属俱被向南遣送至中原。 ¹⁴⁵

冯胜此次出征还俘获鞑靼军士所遗弃的44963辆车，数千匹马。到了闰六月，冯胜班师回京。收降士众当如何安置？太祖认为，大多数原纳哈出部将士仍应留居金山，其余部分，则或徙于辽东，或迁至北平，“顺水草以便牧放，择膏腴之地以便屯种”。从军将士则得到太祖厚赐。鞑靼将校军士计赐布176716匹，棉袄27552件，皮裘5353件，冬衣及色绢衣32240件。此外，太祖还赏赐归附的各级鞑靼酋长、军士、男女百姓等44179人计500石米粮。 ¹⁴⁶

对明军而言，这无疑是巨大的胜利。日益疲困的元军在东北的整个侧翼被一锅端掉了。在庆祝冯胜等凯旋的敕谕中，太祖说道：“自古汉胡相攻，至元未已。及天革元运，朕命中山武宁王、开平忠武王攘之塞外，远者数千里，迩者数百里。二王既往，余虏常为边声。由是命尔等率马、步屯驻大宁，审势进讨。今得所奏，即有征无战，非尔等诚格于天，忠义服人，何若是之易邪？”不过话锋一转，太祖继而警告说：“然自古至今，凡为将功成名遂，千万岁不磨者，不过数人。盖摧坚抚顺之际，机奇而仁布，处之有道故也。今纳哈出心悦来归，当抚绥以诚，务安其众，毋致惊扰。胡虏生计，惟畜牧是赖，犹汉人资于树艺也。若少有侵渔，则众心生怨，易变难安，不可不慎。前二王功成名遂，由严号令于诸军，不苟取于来降，以致偃兵华夏，功烈昭于后世。今二王已位，尔等能继靖虏庭，成此奇勋，则可以追踪二王，同垂不朽，岂不伟与！” ¹⁴⁷

不幸的是，事情很快趋凶。冯胜等也并非全然能成为太祖所希望的“诚格于天，忠义服人”之辈。有人向太祖奏禀：“大将军（冯）胜专为己私，不能抚辑降虏，而乃播恶胡中……乃窃取虏骑为数不少，又娶虏有丧之女，使人忘哀成配，大失人伦。”太祖听后大为震惊。冯胜的所作所为，正是太祖谆谆告诫其勿恣意妄为之事，正是太祖所担忧的可能激起民变的举动。不过，因冯胜“尝有战伐之功”，太祖并未科以重罚，只是令他“当改行易虑，推诚于上下”。但是，同年八月，太祖得知冯胜手下参将抢夺投降胡人所乘之马，严厉警告冯胜，此举“于国有损，于己有污”，希望他“自今宜洗心去贪，以保勋名”，但仍未予以处罚。 ^{1 4 8}

就太祖本人而言，似乎是为了弥补自己用人的过失，他对纳哈出及降附之众异常慷慨。在一封诏谕中，太祖向纳哈出及其南迁之众解释道：“尔等将人口、头匹而来，远涉道途，甚为艰辛。朕初命辽阳、海州、盖州、复州、金州、崖头、大宁旧省口内之人，各照原所居住。不意文书到迟，总兵官将尔等行程迂远。若已入迁民镇，可留彼暂住。若未入口到瑞州、闾山左右，朕见命官运布一十七万匹给赐尔等，且就彼关领车辆，损坏亦就彼修理。” ¹⁴⁹

在此期间，纳哈出所部官属将校3300余人抵达南京。他们向明廷出示金、银、铜印及金、银虎符等前元颁发的印信凭证。大多数将校“俱与名分”，重新授得明军中的一官半职，而纳哈出本人则赐一品服，封海西侯，赐禄米2000石。太祖还另赐纳哈出及其部将织金文绣、冬衣、钞、靴、袜等物。他们所乘马匹，经长途跋涉后，皆羸瘦不堪，太祖又令各卫好生牧养。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太祖命纳哈出随傅友德往征云南，那里是前元遗留的另一块飞地，此刻明军决定一举将它拿下。不过，纳哈出最终未能抵达前线。是年七月，在沿江而下抵达武昌的途中，纳哈出病亡。据说，他性嗜烧酒，盛夏时节，又常在酒后以冷水洗澡，因而落疾。在他前往云南前线的舟中，他再次酒后洗澡，旧疾复发，因而病亡。其子察罕袭爵，改封沈阳侯。 ¹⁵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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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降伏纳哈出的同时，明军也在辽东地区迅速推进，抢占纳哈出的“政治遗产”。大量棉布、衣服、鞋子、冬衣和大米等物资源源不断从中原调集，运往辽东地区，以支援前线明军开疆拓土，建立卫所。 ¹⁵¹

从历史发展进程看，明朝属于前工业化时代，而其经济中的劳动密集程度却令今人瞠目结舌。试想一下，生产70万石（6.3万吨）米粮，需要多少农夫，消耗多少工时？将这些粮食运抵海边粮仓，又需要多少车夫、牛马？又有多少轻舟能将海路运来的粮食搬卸到辽东？又需要多少人，才能将运抵辽东的粮食分发到各个卫所？另外，就衣物而言，又需要多少种植棉花的农民、采摘棉花的工人以及制成成品的织工？显而易见，明朝的边防问题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问题。它要求国家机器能够年复一年、月复一月，不间断地动员有生力量，投入到边防后勤补给中。就此观之，无怪乎太祖坚定地认为戍边士卒及相应军户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需要自行开垦屯田。

明朝对辽东腹地女真人所采取的战略，与前述治藏方略极为相似——初以招抚为上策，若招抚无效，则加诸军事手段。与藏族聚居区的情况一样，此前元朝已在军事上控制了女真各部，因此明朝要做的，就是让女真诸部首领转而归附明朝。然而，这并非易举之事。明人注意到，无论在西北还是东北方向，非汉人族属都曾在过去或多或少、或长或短地建立过自己的政权。西北方面，如约公元4世纪，魏晋南北朝时期氐人建立的成汉；7—9世纪唐朝时期藏人建立的吐蕃以及1038—1227年两宋时期的党项人建立的西夏。东北方面，如约公元4世纪，魏晋南北朝时期慕容鲜卑建立的燕；907—1125年契丹人建立的辽以及1115—1234年女真人建立的金，等等。而明人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地阻止类似政权的再度崛起。

太祖曾对辽东风俗倍感兴趣，于是他向从辽东归附的前元将领名祖咨询。名祖道：“辽东地遐远，民以猎为业，农作次之。素不知诗书，而其俗尚礼教。凡子丧其父，妻丧其夫，皆日至墓所拜哭，奠酒浆百日，乃止服衰三年，不饮酒食肉，不理发，不游猎，不与人语戏。间有以歉岁食肉者，乡人共诋之。”接着，他又向太祖举了若干事例：“往年，石城有高希凤者，本光州固始县人。戊戌秋，在辽东老鸦寨为乱兵所掠，力抗不伏，乱兵断其右腕而死。其妻刘氏被虏，行十余里，骂不绝口，亦为所杀。希凤仲弟药师奴，亦死于乱。妻李氏携其子文殊、孤侄僧保往高丽避难。至中途，度不能两全，以其子差长，弃之，独携侄以行及……希凤季弟伯颜不花，为纳哈出所杀。其妻郭氏，高丽人，居浑滩，自缢死于马枥。希凤从子高塔失丁，亦为父仇诬陷而死。其妻金氏与姑邢氏，缢死于鱼坞所居之室。一门五妇，皆尽节义。”又言，“定远南河寨斡罗村，有卒裴皮铁者疫死。其妻李氏，女直人，年二十二，停柩二年，昼夜哀临。比葬之日，陈祭辞柩毕，缢于屋西桑树而死。乡人义之，遂合葬焉。”

太祖听说这些事例后，为之动容，令有司旌表其家，以彰节义。 ¹⁵²

正如藏人对佛教有着近乎狂热的崇拜（太祖亦尊崇佛教），辽东地区的某些居民也对中原礼教执着遵行。辽东人民对礼教的尊奉，似乎有助于明朝在当地设立儒学学校。洪武十七年（1384年），明朝于辽东都指挥使司置儒学学校，设教授一员，训导四员，又于金州、复州、盖州、海州等处卫所设立儒学学校，每校置学正一员，训导四员。 ¹⁵³ 从上述这些史实可以看出，明朝急于确认其在诸族属杂居的辽东地区的政权合法性，因而采取上述对节妇、义妇、贞妇的旌表，却也在无形之中将这种近乎极端的礼教“合理”思想加诸当地女性。信奉礼教的儒学可以被视为一种准宗教，当地士民，无论汉人、高丽人，抑或女真人，都可以将之奉为圭臬。

此时的女真诸部还处于势穷落后的状态。洪武十八年（1385年）九月，三位前元女真军官高那日、捌秃、秃鲁不花来辽东都指挥使司，自称为野人女真所获，不胜其奴役而逃至此，认为明朝治下的辽东乃“乐土”，请求归附。同时，他们还请求“圣朝垂恩，得以琉璃珠、弓弦、锡镴遗野人，则可赎八百余家，俱入辽东”。太祖得知之后，即赐他们衣服，并赐“琉璃珠五百，索锡五斤，弓弦十条”，以换赎被野人女真奴役的女真人。 ¹⁵⁴

但是，明朝并不愿让野人女真或海西女真完全独立于它的触角之外。洪武二十年（1387年），辽东军官曾往野人女真、海西女真的地方，历涉劳苦却一无所获。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太祖命俺得迷失招抚海西女真，并赐予他们衣物。不过总的来说，明朝与女真诸部的接触仍以失败告终。于是，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太祖向女真诸部发起进攻。总兵官周兴命都督佥事宋晟、领辽王府中护卫都督刘真及领宁王府中护卫指挥庄德率领三万卫（治今辽宁开原市北，位于辽阳东北150公里）的士兵，前去征讨女真诸部。 至夏天，周兴等率军与野人女真（他们主要居住在松花江流域东北部数百公里之内）开战。明军大获全胜，并开始追捕野人女真首领西阳哈，但是他已“于二月河冻时过松花江”，且此时恰逢“天雨昼晦”，追之已然不及。即使如此，明军仍然俘获了女真镇抚军官及男女民众650余人，并获马400余匹。经此一役，太祖发现三万卫所部高丽、女真归附士兵，常假借出猎为名，四处为患，于是命武定侯郭英徙其众，于广宁卫西屯种。尽管有上述的恩威手段，但直到太祖驾崩，女真诸部方面的局势仍不见稳定。 ¹⁵⁵

高丽的干预，是这种不稳定状态持续存在的重要原因，而高丽本身在对明政策上就举棋不定，左右逢源。元朝对高丽的宗主权，在元末红巾起义的战乱中就实质性地丧失了，而高丽王室本身亦无法对中原新的形势作出预判。高丽应该与扩廓帖木儿或纳哈出结盟吗？应如何妥善处理与明朝（此时它对明朝还一无所知）的关系？抑或应该介入辽东局势，与女真结盟，拓展版图，以备不周？ ¹⁵⁶ 就史实上看，三个方案都被其逐一尝试过了。

明丽关系，因辽东卫所发生事件而生隙。洪武十二年（1379年）六月，太祖听闻高丽有人不远千里来归附，疑其有诈，遂敕谕辽东守将潘敬叶旺，曰：“高丽龙州郑白等率男妇来降。朕未审将军识其计否？高丽僻居海隅，其俗尚诈，其性多顽，况人情莫不安土重迁，岂有舍桑梓而归异乡者耶？斯必示弱于我，如堕其计，则不过一二年间，至者接迹，其害岂小小哉！符至之日，开谕来者令还，以破彼奸。今中国方宁，正息兵养民之时。尔与东夷接境，慎勿妄生小隙，使必得以借口。若我正而彼邪，彼果不臧，则师有名矣。其来降者，切不可留。《春秋》有云：‘毋纳逋逃。’不然，则边患将由此而启矣。” ¹⁵⁷

洪武十三年（1380年）夏，太祖又令辽东守将多提防高丽来人。在他看来，高丽人心诡谲，不可轻信。这反映在他给辽东都指挥使司的回敕中。敕文如下：

高丽周谊至辽东，朕观其来咨，知东夷之诈，将以构大祸也。此来岂诚心哉？尔等镇戍边方，不能制人，将为人所制矣。且高丽朝贡，前已违约，朕尝拘其使诘责之，后纵其归，令当如约，则事大之心，其庶几乎？使既还，未闻有敬畏之心，乃复怀诈，令谊作行人，假称计事，此非有谋而何？前元庚申君尝索女子于其国，谊有女入于元宫。庚申君出奔，朕之内臣得此女以归。今高丽数以谊来使，殊有意焉。卿等不可不备，毋使入窥中国也。 ¹⁵⁸

洪武十四年（1381年）冬，太祖夸赞辽东都指挥使潘敬等在处理高丽问题时“甚合事宜”，但他同时又再次提醒潘敬提防高丽的诡谲。他说：“高丽奸臣李仁，篡弑其主。臣民畏其党众而屈从之，今几年矣。曩者，中国之君以力服之者有焉，以德怀之者有焉。如高丽之奸顽，德不能怀，惟威之畏，故前人以力得之，其为生民之祸亦甚矣。虽有时而怀德，待之以礼，旋复诡诈，窃发背叛，不常累代兵征，盖以此也。今李仁虽云愿听约束，未知臣节久将何如。卿与诸将其慎之。高丽贡献，但一物有不如约，即却之境上，固守边防，毋被其诳。” ¹⁵⁹

尽管太祖称高丽贡品“有不如约，即却之境上”，但当洪武十七年（1384年），高丽使臣崔涓、金进宜前来贡马2000匹，并称“金非其地所产，愿以马代输”时，太祖却接受了这一“不如约”。但当使臣到达南京时，太祖又对他们大发雷霆，认为他们贿赂在京官员，与京官相勾结。他们甚至还在使臣身上搜到一份名单，上面记载“上等人若干，中等人若干，下等人若干”，准备各以其官阶职事行贿。太祖怒斥其使，又盛赞辽东守臣“勿为善说所诱，勿为华丽所惑”，能坚定捍卫“东界鸭绿，北接旷塞”的辽土。 ¹⁶⁰

就目前史料来看，还未能完全确定高丽在辽东的干预何时停止，而明朝又于何时开始全面介入辽东事务。在洪武二十年底（1388年初），太祖命户部咨高丽王：“铁岭北、东、西之地，旧属开元，其土著军民、女直、鞑靼、高丽人等，辽东统之。铁岭之南，旧属高丽，人民悉听本国管属。疆境既正，各安其守，不得复有所侵越。” ^{1 6 1} 看起来，太祖似乎对高丽人逐步徙入辽东的做法颇为在意。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四月，高丽禑王（前述篡弑其主的李仁 所扶植的新王，始初太祖并不愿意与之有交往）上表称：“文、高、和、定等州本为高丽旧壤，铁岭之地，实其世守，乞仍以为统属。”太祖却认为其所言似是而非。在太祖看来，高丽所称“旧壤”看似有理，但至少在元代就已经隶属中原政权管理，所以高丽人的请求不应允可。 ¹⁶² 太祖说道：“数州之地，如高丽所言，似合隶之。以理势言之，旧既为元所统，今当属于辽。况今铁岭已置卫自屯，兵马守其民，各有统属。高丽之言，未足为信。且高丽地壤，旧以鸭绿江为界，从古自为声教。然数被中国累朝征伐者，为其自生衅端也。今复以铁岭为辞，是欲生衅矣。远邦小夷，固宜不与之较。但其诈伪之情，不可不察。礼部宜以朕所言，咨其国王，俾各安分，毋生衅端。” ¹⁶³ 随后，太祖又诏谕辽东都指挥使司：“凡朝鲜人至，止令于革河互市，不许入境。” ¹⁶⁴

正因这种种摩擦，高丽方面决定改变其对明政策，而其中细节，明廷竟一无所知。太祖对铁岭之地寸分不让，高丽决定诉诸武力。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夏，禑王派李成桂出兵攻打辽东。高丽军很快渡过鸭绿江，但李成桂却发觉行军困难、粮饷不济，坚信此役毫无胜算，于是请求班师，禑王不听。于是，李成桂在威化岛果断回军，返回开京发动政变，推翻了禑王政权。到了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李成桂在开京寿昌宫即位称王，李氏王朝建立。 ¹⁶⁵

在中原的朝贡体系中，朝贡国国内发生政变，对朝廷来说总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有时甚至需要诉诸某些军事干预。但在这个具体的个案中，又有所不同。太祖本应因高丽之入侵而谴责其行为，以暴制暴，将入侵的高丽军赶出辽东。但是，政变发生了，政变者李成桂还制止了高丽军队入侵辽东。

李成桂还做出降尊“事大”的姿态。他遣使李恬上表，并向明朝进贡马匹、方物。他还感谢太祖更其国号高丽为朝鲜，并更其本人名为李旦。 ¹⁶⁶ 这是否意味着，双方已经结束敌对状态了？

恐未尽然。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夏，辽东都指挥使司向太祖奏报，称“朝鲜国近遣其守边千户，招诱女直五百余人，潜渡鸭绿江，欲寇辽东”。太祖方稍心安，又复提心吊胆。他说：“李旦方来奉贡，而复欲寇边，是其自生衅端！”思来想去，太祖决定给李旦降敕。在敕中，太祖向李旦介绍自己戎马倥偬的一生，并提醒他与他的国家——朝鲜的所作所为，希望他慎重考虑接下来的治国、治军方略。敕文曰：

昔在元季，群雄并起，中原扰动，民被兵灾。几及二纪，朕训将练兵，扫除群雄，四征不庭，蛮夷率服，化锋刃为农器。诸将析圭儋爵，享有太平。奈何高丽屡怀不靖，诡诈日生，数构衅端，屡肆慢侮，诳诱小民，潜通海道。朝廷命将镇守辽东，辄遣人以金帛诱之。后王颛被弑，杀及朝使。今尔方遣使入朝听约束，而乃阴令边将，诱女直人潜渡鸭绿江，意将何为？昔在汉时，高丽寇边，汉兵致伐，高丽由是败灭。及曹魏之时，阴怀二心，与吴通好，魏亦再加兵讨。晋以尔固悖慢，焚尔宫室，俘尔男女。隋兵再伐，高丽之民，死伤涂地。唐兵讨尔弑逆，平尔土地，为九都督府。辽金至元，尔国屡造衅端，杀其信使，由是屡加讨伐。宫室焚荡，民庶斩虏，国灭君诛。监戒甚迩，尔犹蹈其覆车之辙，岂非愚之甚乎？往岁请令，王昌入朝，朕不之许。及后以瑶任国事，遂以其子奭来朝。及奭还国，瑶已被废。尔乃废绝王氏，自取其国，朕以尔能安靖东夷之民，听尔自为声教。前者请更国号，朕既为尔正名，近者表至，仍称权知国事。又先遣使辽王、宁王所逾月，方来谢恩，何其不知尊卑之分乎！朕视高丽，不啻一弹丸，僻处一隅，风俗殊异，得人不足以广众，得地不足以广疆，历代所以征伐者，皆其自生衅端初，非中国好土地而欲吞并也。朕闻金世宗时，高丽进表启函，惟小石数枚。及贺正，称进玉带，验之乃石。世宗由是兴师，破数十城。此前代事之可见者也。近者，尔国入贡，复以空纸圈数十杂于表函中，以小事大之诚，果如是乎？尔之所恃者，以沧海之大，重山之险，谓我朝之兵，亦如汉唐耳？汉唐之兵，长于骑射，短于舟楫，用兵浮海，或以为难。朕起南服江淮之间，混一六合，攘除胡虏，骑射舟师，水陆毕备，岂若汉唐之比哉！百战之兵，豪杰精锐，四方大定，无所施其勇。带甲百万，舳舻千里，水繇渤澥，陆道辽阳，区区朝鲜，不足以具朝食，汝何足以当之？虽然，际天所覆，皆朕赤子，明示祸福之机，开尔自新之路。尔能以所诱千户女直之人送京师，尽改前过，朕亦将容尔自为声教，以安夷人。若重违天道，则罚及尔，身不可悔。 ¹⁶⁷

降敕之外，太祖又严令辽东都指挥使司严加防边，毋令朝鲜使臣入境，同时遣骑兵于鸭绿江北岸沿江巡防。而朝鲜方面也释放了某些善意的举动。为弥补前失，朝鲜将辽东的逃亡军民，计122户、388人械送回辽东，并将他们拐带走的牛马悉数送回。 ¹⁶⁸

但是，战争的阴霾仍笼罩在鸭绿江两岸。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四月，太祖诏命停止修筑辽王的宫殿（位于辽阳西北120公里处）。因为修筑所用夫役俱为前线训练有素的将士，他们若在工役方面劳苦过多，必然会心生怨恨乃至叛乱。事实上，前线已经出现不少将士逃亡山泽草野、“乘间劫掠”的现象。此外，太祖还注意到，近来朝鲜从其国中腹地向鸭绿江沿线战略要冲之地的粮仓运粮，“每驿有一万、二万石，或七八万，十数万石”，且其多方诱降辽东的女真人和逃亡军士。在太祖看来，朝鲜的行为意在不轨，而设若朝鲜出兵20万，辽东诸卫恐怕难以抵挡其锋势。因此，为了阻止其招诱逃亡将士，也为了集中精力整饬边防，太祖令辽王暂停营缮造作，权止居住于军营之中。 ¹⁶⁹ 尽管后来辽王的宫殿仍予开工，并于洪武三十年（1397年）落成，但太祖仍不忘告诫其高筑城墙，以备不虞。太祖认为，想要击退朝鲜的进攻，必得10万士兵，才能将他们赶回朝鲜。而太祖似乎对目前辽东的防御体系信心不足，他甚至还为辽王规划了退路，若“难以守御，则王徙居山海卫”。 ¹⁷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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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前文所称的太祖，是朱元璋死后的庙号。这是一个他当之无愧的庙号。他是一位充满活力，敢于挑战的普罗米修斯式的君主 ，同时，他也像极了某种极权制度下的暴君。作为明朝的肇基者，太祖甚至在我们这个星球古今中外的历史中都难逢敌手。他不是战士，而是天子，是当时地球上最强大的政治实体——明朝的领袖。他尝试着以儒家“回向三代”的伦理理想去重塑天下，他带领明朝走向仁义的世界，成为世界文明的灯塔。他在很大程度上像极了一位人类社会的“系统工程师”，一位国家航行路线上掌舵的“舵手”，对他的“天下”有着超乎常人的洞察力。 ¹⁷¹

本章到目前，主要聚焦在太祖作为“舵手”的一面，但我们仍有必要将他作为“系统工程师”的一面作一些简单梳理。他的一大成就在于他在明代军事系统里建立了卫所系统。这是一个能内在地自我更新兵源的系统，这一制度持续到明亡。 ^{1 7 2} 这一系统由三个层级组成。最基础的部分，是数以百万计的世袭军户。他们的主要义务在于确保其家中至少有一名成年男子在服兵役。第二个层级是以卫所为单位建立起来的军镇，这些军镇多以高墙围筑，将士及其随军家属住于其中。第三个层级是由前线边防的堡垒、营地、烽火台等军事设施组成，卫所士兵须定期轮番前往戍守、放哨、服役。其余后方士兵则辅以修缮、营造、耕牧。以洪武七年（1374年）的标准看，1卫约5600人，而“一卫统十千户，一千户统十百户，百户领总旗二，总旗领小旗五，小旗领军十”。 ¹⁷³

整道北境防线的枢纽在北平。此前，这里是元朝的大都，经永乐年间两次扩建后改称北京。 ¹⁷⁴ 北平之外，是一片重峦叠翠的山脉，每个山口都设置了关口，令军士设隘把守。洪武六年（1373年），大臣向太祖奏报，北境约2200里（1100公里）的防线上共有121处隘口，每口宜置一卫驻防。洪武九年（1376年）八月，太祖又降敕将古北口、居庸关、喜峰口、松亭关列为“关隘之要者”。它们之间以烽火台相连，沿线一共设置196处烽火台，6384名巡防士兵（随着时间推移，巡防士兵的人数还会增加），在北平以东、以北方向50—150公里处形成了一道外围防线，牢牢拱卫这个北境防线上的中心枢纽。 ¹⁷⁵

在洪武时期，北平成了明军远征漠北的桥头堡，大量南方的物资通过陆路、水路运抵北平。 ¹⁷⁶ 出于各种原因，相关的粮运记载在史料中鲜少能见。但在洪武十八年（1385年），太祖关注到了其中的某些细节。太祖说：“近闻北方递运车每辆服三牛。寒冬雨雪，行路甚艰，一牛有损，一车遂废。有司责民偿牛，倍增其价，民受其害。”对此他忧心忡忡，要求每辆车加给一头牛，“以备倒死”，并不许有司以此为由，困乏民力。 ¹⁷⁷ 洪武二十二年底（1390年初），北平布政使司奏，喜峰口、滦阳等处军储米粮达488510余石。从这一统计数字我们就可以想象，有多少来自南方的米粮需要通过海运或陆路运抵前线，因为在洪武时期，大运河还未重新得到疏通。 ¹⁷⁸ 由此我们便可理解，太祖为何急于减轻民负而在北方大力发展军屯。洪武二十八年底（1396年初），北平都指挥使司奏称，燕山卫等17处14362名士兵参与屯田，共计得军粮103440余石。 ¹⁷⁹ 这有力地缓解了北境防线上的物资需求压力，但仍远未能满足其需求。那么，以此推之，在太祖一朝，仅北平一带的防御成本就需要多少？笔者只能说，代价无疑是巨大的。

太祖将北平打造为明军战略枢纽，原因在于北平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要冲地位。在太祖看来，北平在防守方面可为明军之首道防线，进攻时又可为明军远征漠北之大后方，这一战略布局，又与太祖以诸藩王镇戍边防的策略相配套（历史证明，这种做法似乎欠妥）。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蓝玉案发，蓝玉被处死，明朝开国功臣（几乎全是从濠泗起义后，一路与太祖并肩作战，最终帮他夺取天下的老伙计们）被清洗殆尽。镇戍北境的重任落到了诸藩王身上。早年太祖对人情世故的洞悉和了如指掌，老来竟尔磨灭，以致发生诛杀功臣事件。在此之后，诸藩王成了明军北境防线的主力：晋王就藩太原，燕王就藩北平，代王（18岁）就藩大同，肃王（19岁）就藩甘州（后徙兰州），辽王（15岁）就藩广宁，庆王（15岁）就藩韦州（后徙宁夏），宁王（15岁）就藩大宁，谷王（16岁）就藩宣府。 ¹⁸⁰

明军北境防线的最外围由东胜州（位于河套平原的东北角）、开平和大宁（位于北平东北300公里）三处据点组成。太祖在这里扩建城郭，并增置军屯。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开平增置四处军屯，并于洪武三十年（1397年）特别关拨山海卫五所官军前往屯戍并营建城墙，所需军粮则由北平以盐引换取盐商运粮作为补充。 ¹⁸¹ 此外，洪武三十年（1397年）三月，太祖还诏赐开平军士皮袄、毡帽、皮裤各5210余件。 ¹⁸²

明朝在草原所建的最大城池是大宁。洪武二十年（1387年）八月，太祖诏置大宁卫指挥使司，遣将士有罪者前往戍守。当地还常驻21780名从各地卫所，特别是早期从陕西九卫抽调前来轮番戍边的士兵。是月，大宁卫的战略地位进一步提升，太祖诏置大宁都指挥使司及大宁中、左、右三卫，并将会州、木榆、新城等卫归隶大宁卫。此外，在九月，太祖还敕山东诸府民户造战袄20万袭给大宁士兵。 ¹⁸³

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前元知院捏怯来遣人到大宁，向明军请求借粮。太祖命户部告知捏怯来“备车辆至大宁”运粮。此番救济后，捏怯来决定归附明朝，因此太祖授予他全宁卫（位于大宁北150公里）指挥使一职。与捏怯来同行的前元丞相失烈门，因见所授职位不高，称疾不出。太祖命礼部敕谕捏怯来：“若失烈门有意南来，可令入朝，决意北向，从其所欲。古之有杀身亡家而立名者，有保身全家而求生者。人之志，固有不同，不可强也。”

失烈门最终选择了“立名”。他与塔失海牙等袭击捏怯来，叛逃至也速迭儿处。捏怯来部下溃散，为朵颜、福余等卫招抚后，明廷又给予粮食，仍令于全宁卫居住。

大宁卫渐次发展起来了。将士及其所属军户在当地定居，促使大宁人口急剧增长，甚至很可能已经超过10万人。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二月，太祖诏赐大宁等卫67500余人各类物资，计有绵布274400匹，棉花101200斤，由此可见一斑。九月，太祖令于大宁卫置儒学学校，以教当地将士子弟。学校设教授一员，训导二员，同时将认识鞑靼字的文人迁至当地，以教习鞑靼文字。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十一月，大宁诸卫军屯共计收成谷麦840570余石。遗憾的是，到了永乐元年（1403年），永乐皇帝自愿放弃继续屯驻大宁，继而此地为兀良哈所据有。 ¹⁸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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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应当怎样公允地评价这位开创了276年大明王朝的肇基者呢？必须实事求是地说，他并不是一位让人感到舒适的人物，长期的风雨重担使他的帝王生涯几乎从未有过令人感到幽默或愉悦的事迹。当他在策划或指导国家事务时，理性的光辉笼罩其身。但是，君临天下的他，也生性多疑、喜怒无常。他不信任身边的人，时刻提防着可能的政变，并以腐败、狡黠或背叛为借口，清洗身边的大臣。对待劳苦大众，他总是充满了仁慈和同情，但在对待社会精英或军队将校时，又会变得异常严苛。他出身贫农，自幼孤苦无依，从未受过正规教育，但他聪颖好学，常在治国理政中咨诹善道，察纳雅言。从某种程度上看，他是个“工作狂”。他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废除中书省后，日阅奏章无数，从未间断。他批阅奏章，处理大政，甚至还以诏敕颁降其他地方的统治者，阐抒己意。然而，太祖的后代，如燕王朱棣，似乎并不认可他的很多做法。他们认为他的一些做法应当被根本扭转，特别是他在北境防线上的一系列部署。建文四年（1402年），燕王通过靖难之役夺得大统，是为永乐皇帝。永乐皇帝驾崩后，庙号初为“太宗”，嘉靖时改为“成祖”。这一形式上的变更，似乎暗含了后世子孙对成祖政策的认可。

总的来说，就大体而言，太祖的边防政策仍为有明一代边防政策的基准。得益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太祖对中国悠久的历史有着较为深入的了解。从中，太祖接受了中国作为天下教化礼仪之邦的担当，进而深谙其恩威之道。诸多史料表明，太祖在边防问题中采用恩威之术可谓炉火纯青。他常因时因地采取不同的策略——或以招抚，或见征讨。对不接受招抚者，太祖常施以雷霆手段。在太祖的逻辑链中，如果不能招抚四夷，则朝贡无复存在，宗藩无以区别，礼教之威权将受到挑战。

在招抚问题上，太祖可谓深谙其道，游刃有余。即便他与流亡的元廷、朝鲜之间存在矛盾，他仍一如既往地善待其归附者。学者亨利·司律思（Henry Serruys）在其著作《洪武时期在中国的蒙古人》中详细地列举了目前已知的受太祖善待的归附者具体个案。成千上万归附者为明军所招募并分遣至各个卫所，但通常情况下仍由降附前统领他们的军官继续管理。而诸如位于藏族聚居区边缘的河州之类的诸族属杂居之地设立城市卫所，也是太祖安边政策的一大创举。可以说，尽管太祖的子孙后代不断调整或强化北境防线的管控之策，但毋庸置疑，其肇基者便是太祖本人，而这一管控之策，与有明一代相伴始终。 THlkrHQCOcTe7My0/3xwaQgt2Rj36gL3GJPW/WB8KtlgYI31uqWuRpkSp3Pma8Y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