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元廷在元至正二十八年、明洪武元年(1368年)闰七月北迁,中原的人力、资源就此全部落入明朝之手。明朝开始掌管天下,并守护其胜利果实。很明显,流亡的元廷不甘心失去这一切,多次试图重新武装进入中原,夺回他们的“遗产”。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太祖在洪武二年(1369年)六月令大将常遇春出兵深入漠北,试图俘虏驻跸上都的元顺帝妥懽帖睦尔。常遇春率步卒8万,骑士1万出征,但是元廷再度北迁。明军试图继续追击,但顺帝已经奔逃,明军最终未能将之俘获。不过,明军战果颇丰,“凡得将士万人,车万辆,马三千匹,牛五万头”。常遇春还军至柳河川时,得疾而卒。 67 十月,太祖又遣使致书劝诱顺帝投降:“春和日暖,沙漠草青,汉兵出塞之时也。霜雪冬寒,则归而守险。君虽有百万之众,何能为哉?” 68
与此同时,北平也有大量自北逃来的民众归附。太祖令徐达“选其骁勇可用者为兵”,按月给粮,其余民众则皆南徙至临清、东昌定居。 69 显然,太祖担心不同族群、世系的人混同而居会对社会管理和控制产生潜在威胁。因此,在洪武三年(1370年)四月,太祖诏令禁止蒙古人、色目人更改姓氏,诏文如下:“朕起布衣,定群雄为天下主。已尝诏告天下蒙古、诸色人等,皆吾赤子,果有材能,一体擢用。比闻入仕之后,或多更姓名。朕虑岁久其子孙相传,昧其本源,诚非先王致谨氏族之道。中书省其告谕之,如已更易者,听其改正。” 70 不过,后来历史的发展表明,太祖这一告谕不过是一纸空文。
洪武三年(1370年)春,太祖令大将军徐达自潼关出西安,攻伐扩廓帖木儿;左副将军李文忠出居庸关,向北深入草原,追击顺帝妥懽帖睦尔。元廷对此始料未及。 71
正月,探马报称扩廓帖木儿寇兰州,但被击退,现在正驻扎于兰州东南90公里处的安定以西,四处纵兵劫掠。 72 这很可能是扩廓帖木儿唯一的“补给”手段。二月,李文忠抵达草原深处的察罕脑儿(又名白海子)。 73
三月,徐达军次甘肃,并继续行军到安定以北30公里处的沈儿峪,要与驻防当地的扩廓帖木儿军队决一雌雄。太祖告谕徐达,要“慎防毋忽”,以备不虞,同时要小心当地的雨水,一旦“暴水卒至,势不可测”。 74 徐达军次沈儿峪后,与扩廓帖木儿深沟对垒,一日交战数次。最终,这位在元朝权倾朝野的重臣败北遁走了。起初,在两军之间有一条间道,扩廓帖木儿曾遣将士由暗道阴劫明军的东南垒。左丞胡德济等军官一时仓促,不知所措。徐达斩杀了若干懦弱不进的将校,并亲自率兵反击扩廓帖木儿。反击出人意料地成功,但我们至今也无法理解,为何扩廓帖木儿的士兵会如此不堪一击。难道这些士兵多为汉人,他们当初被强制签军,远行漠北,至是则厌倦了漂泊不定的游牧生活吗?又难道是他们并不愿为元朝而鞠躬尽瘁,继之以死吗?当然,不管原因如何,他们最终都战败了。 75 明军俘虏了元朝郯王、文济王及国公阎思孝、平章韩扎儿等1800多名官员,各级将校士卒84500多人,获马15280多匹。其余骆驼骡驴及各类辎重更是不计其数。徐达最后带着这些降卒出兵四川,并在战役结束后将他们就地安置于四川各处。扩廓帖木儿则“仅与其妻、子数人从古城北遁去”,攀浮木以渡黄河,直奔哈剌和林。那里还有不少元朝官员正在等待他告捷的消息。 76
李文忠的一支部队则几乎在同一时间发起进攻,逼近上都。左丞赵庸在察罕脑儿击败元太尉蛮子,平章沙不丁、朵儿只、八剌的军队后进驻上都(明朝称为开平),上都罕等投降。当然,明军的推进并非一帆风顺,都督孙兴祖等二将在局部交战中力战不敌,没于王事。 77
南京方面,太祖将元朝平章政事火儿忽答、右丞哈海等放还北归,并令他们携带书信给元主。其书曰:“前再遣使致书,久不还,岂尚以往?昔君民之分,谓不当通问耶?君者,天下之义主,何常之有?顾人心天命何如耳?今日之事,非予所欲,亦天命,非人力也。君其奉天顺人,遣使通好,庶几牧近塞,以延其宗祀。若残兵出没,为边民患,将悔之无及。” 78 书信中颇有几分酸涩味道。看来,这位明朝肇基者仍对高贵血统怀有敬畏之心,也仍对他低贱的出身耿耿于怀。中原精英的优越感在蒙古人自恃的“根脚”体系里略显寒酸。
书信还在途中的时候,李文忠又奏报一些令人振奋的消息。
他的部队逼近北平以北400公里的应昌附近,并在此截获一胡骑,称顺帝妥懽帖睦尔已于四月二十八日崩,该骑正从应昌往开平报“国丧”。得此消息,李文忠急令北行,包围应昌城,并于五月十六日将其攻克。因为应昌是此时元廷的临时行在,故李文忠在此役有非同寻常的收获。他俘获了“元主嫡孙买的里八剌,并后妃、宫人,暨诸王、省、院、达官士卒等”,并获宋元玉玺、金宝15件,宣和殿玉图书1件,玉册2件,镇圭、大圭、玉带、玉斧各1件,及驼、马、牛、羊无数。此后,又相继有元将江文清等率军民36900余人、杨思祖等率16000余人来降。唯元太子爱猷识里达腊与数十骑遁走哈剌和林,他将在那儿与从沈儿峪败走的扩廓帖木儿“会师”。 79
军事行动仍在几条战线上同时展开。在李文忠部队继续北进的同时,徐达麾下的邓愈亦领一军攻略临洮、河州诸地。 80 而在辽东,还有一个半独立的元朝地方军阀——纳哈出。太祖遣使遗书纳哈出,试图劝降纳哈出。其书略曰:“姑孰之捷,尔实在焉。时朕未知天命所向,无必取天下之心,凡遇元臣忠于所事者,未尝不悯其劳而惜其无成也……(今)卢龙戍卒、登莱浙东并海舟师,咸欲奋迅,一造辽沈。朕闻尔总其众,不忍重扰,特命使者告以朕意。使还,略不得其要领。岂以辽海之远我师不能至欤?抑人谋不决,故首鼠两端欤?不然,必以曩时来归,未尽宾主之欢。” 81
到了六月,千里行军后,李文忠于应昌向朝廷奏捷。太祖以妥懽帖睦尔能“不战而奔,克知天命”,上谥号曰“顺”。太祖还令礼部向天下士民榜谕捷音,但又规定,凡曾经在元朝做官的军民人等,不许对捷音称贺。不久,太祖又对礼部所拟榜文甚为不满,认为其中多有“侈大之词”。他说:“元虽夷狄,然君主中国,且将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元之兴亡,自是气运,于朕何预?”在太祖看来,元实亡于其自身的国运,而非亡自他手。如果将功劳尽揽于新朝君臣,那么即使天下士人三缄其口,但“其心未必以为是”。因此,太祖令礼部即刻将榜文改正。买的里八剌等顺帝诸孙也随着诸多“战利品”被押解至京。太祖不忍以古代“献俘之礼”将顺帝诸孙告祭太庙,他让他们继续穿“本俗衣”,并赐予他们宫宅与薪米。在朝见太祖后,太祖赐予顺帝诸孙及其王妃“中国衣”。太祖还特别开恩,如果王妃们不习惯中原饮食,可以“食肉饮酪”;不耐南京的酷暑,则可以“归遣沙漠”。 82
接着,太祖遣使诏谕元朝残余宗室、部落、臣民,劝说其投降。太祖保证,“爱猷识里达腊若能敬顺天道,审度朕心”,他“当效古帝王之礼”,以诚相待。其余部众若能“审识天命,倾心来归”,亦一律量才录用,不分等类。其余诸王、驸马等,若不愿为官,可以“换给印信,还其旧职,仍居所部之地”。太祖特别向他们强调自己之所以这样做,只是担心前朝“元君之子孙流离失所”,恐有不虞,而非对漠北草原之地的觊觎。他说:“朕有天下,物产之富,贡赋之入,军国爵赏之费,取用不竭,岂需尔沙漠荒落之地哉?” 83
不过,漠北草原上已经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元朝政府了。前元宗室有三大王、四大王兄弟二人在太原北部的岢岚山中聚众结寨自固,时常出兵劫掠大同和武州等地。洪武三年(1370年)六月,太原卫指挥桑桂等领兵击之,大破其众。四大王遁走,三大王脱忽的帖木儿被押解至南京,太祖将之与其他元宗室成员安顿一处。而四大王则继续在太行山区落草为寇,以剽掠为生。洪武九年(1376年),太祖夜观星象,知有兵险,遂敕令大将军徐达严加戒备。他说:“故元四大王不满二百人,官军屡捕不获。前者皆云其众无马,今乃言有十五骑相从出没,不知劫夺于何人者?……速遣智勇将士,四面捕之,毋致蔓延。” 8 4 洪武十年(1377年)夏,有人诬告山西之民跟随四大王为寇,被解送至京城。太祖认为,这些人并非真心诚意要跟随四大王造反,只因被其掳掠,为求生计,不得已而相从。他说:“彼四大王以元之遗孽,窜匿山谷,聚逋逃以为民患。山西之民边其巢穴者,往往被其驱掠迫胁,为盗皆不得已。岂真为盗者?……今民相捕获,将延蔓不已,是助之立党,而激之为乱也”,于是将他们尽皆释放,并给“道里费”遣归各乡。 85 直到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二月,四大王始到晋王府请降,被押赴至京。太祖矜悯他是元君的子孙后裔,赦免了他的前犯罪行并厚赐之,命他随西平侯沐英戍守云南。太祖告诉群臣,之所以后来罢征四大王,致其长期落草为寇,是因为“穷寇急之,则胁从者惧罪,连结之志坚。缓之,则彼各有父、母、妻、子,一旦思其乡土,有反本之心,当自溃散”。 86 看来,事情的发展如太祖之所计。
洪武三年(1370年)十月,徐达、李文忠相继班师回朝。太祖则继续数次遣使致信爱猷识里达腊,提醒他前述扩廓帖木儿之败,并奉劝他尽早归附。诸信略曰:
君之将扩廓帖木儿,自太原奔溃后,以乌合之众犯我兰州。大军进讨,追至定西。今年四月七日,大败其众,斩馘无算,生擒严奉先、韩扎儿、李景昌、察罕不花等。惟扩廓帖木儿遁去,已命将追捕,旦夕必就擒。……进退之宜,君其审之。
……
君其上顺天道,遣使一来,公私通问,庶几安心牧餋于近塞,藉我之威号令部落,尚可为一邦之主,以奉其宗祀。若不出此,犹欲以残兵出没,为边民患,则大举六师深入沙漠。君之退步,又非往日可比。其审图之,毋贻后悔,余不多及。 87
爱猷识里达腊恐怕已经无力节制“天下兵马”了。太祖曾致书给一名叫秃鲁的元臣,此人可能率军于某处前线,“执持其志,将欲有为”。太祖劝他归附明朝,理由是爱猷识里达腊“昏弱而邪正莫知”,其麾下部队“孤处沙塞,步骑不满万数,部下之人口无充腹之飧,体无御寒之服”。 88 劝降结果,史无明载。但是,洪武四年(1371年)正月,前元枢密都连帖木儿等自东胜州(今内蒙古托克托县西城关镇)来降。该州地处鄂尔多斯东北角,是黄河大“几”字形河道处的一个军事重镇。其投降之于明军意义非凡,太祖由是在此置千户所5个、百户所46个:计有失宝赤千户所1个,百户所15个;花城千户所1个,百户所5个;干鲁忽奴千户所1个,百户所10个;燕只千户所1个,百户所10个;瓮吉剌千户所1个,百户所6个。 太祖直接令侍仪司通事舍人马哈麻带上印信及赏赐前往东胜州,因此这些降将很可能直接就地转职,并未去南京陛见 。 89 不过,新附的东胜州仍处在动荡中。不久后,又有前元平章魁的斤和其兄知枢密院事帖木儿等14人,率部属千余来大同请降,但实际上很可能是来寻求某种庇护。紧接着,在洪武五年(1372年)十月,有鞑靼5900余人来附,太祖令他们居住在临濠,每月给以薪米。大将军徐达建议将顺宁、宜兴等长城外沿边之民皆内迁至北平附近州县,以防其“久而离散”,太祖从之。此次迁徙共计有户数17274,人口93878,通过人为制造人口真空地带,使鞑靼兵无法将边民劫掠塞外或驱之为伍。 90
可以说,徐达在整个洪武四年(1371年)夏天,几乎都在操办漠北山后之民内徙之事。曾经,蒙古高原的青青草原也是元朝政府直接控制的一部分,因此,中原和草原的分割线在彼时泾渭并不分明,许多汉人也依其生活所需,远徙漠北,将定居点自然地向草原延伸。到了明朝,一切又有所不同。在徐达组织的另外一次大规模边民内徙中,计35800户,197027人定居到北平一带。卫府籍为军者,政府给以粮食,其余32860户为民者,各散置于254屯中,授田以耕。到了年底,又有新附鞑靼5700余人安置于北平红罗山,太祖令赐予他们绵布、棉花和苏木(一种原产于东南亚的药材和染料)。 91
***
洪武五年(1372年)正月,太祖与诸将制定了一个出兵漠北的计划,兵锋直指扩廓帖木儿。徐达称“得兵十万足矣”,而太祖则认为须当出兵15万,分三路进击,以“(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出中路;曹国公李文忠为左副将军,出东路;宋国公冯胜为征西将军,出西路”。北征将士整装具甲待发,太祖命赐予他们裤、袄、靴、帽,并令政府每月给粮,赡养将士家小,以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92 广武卫军士撒牙思的向太祖报告说,住在哈剌赤海的前元汾王所部居民愿从徐达北征,太祖喜而从之。 93
数日后,太祖祭告太岁、风云、雷雨、山川、旗纛等神,遣徐达、李文忠、冯胜三路大军取扩廓帖木儿。依太祖之意,徐达率中路军出雁门关,李文忠率东路军出居庸关,冯胜则率西路军出金兰。太祖为徐达出谋:“扬言趋和林而实迟,重致其(指扩廓帖木儿)来,击之必可破也”,徐达受命而去。 94
二月,太祖发河南卫兵2万人从冯胜北征,从军将士每人赐布2匹;又从山东拨步骑2.8万余人,从李文忠攻应昌。此外,他还赐予北平、山西、陕西诸卫戍卒16万余件战袄,这些戍卒有可能是李文忠或徐达率领的北征将士。二月二十九日,徐达出兵雁门,都督蓝玉在野马川与元军游骑相遇,击败之。三月二十日,徐达的先遣部队由蓝玉率领,进抵土剌河(今蒙古国土拉河,位于北平以北约1200公里),与扩廓帖木儿的部分游骑相遇,再次击走之。但到了五月初六,徐达兵至岭北,与扩廓帖木儿交战失利。 95 徐达不得不撤回塞内,太祖的北征之策也就宣告失败。
六月,冯胜一部一路奏捷。他沿着甘肃走廊一路向西北进发,先后降伏元将上都驴,击败元将失剌罕、朵儿只等。其先头部队进抵位于兰州西北700公里的亦集乃,守将卜颜帖木儿举城而降。冯胜复进兵至瓜、沙二州,又击溃元军,获马、驼、牛、羊共计2万只。 96
六月底,李文忠一部传来消息。他在草原一路进军,口温之地、哈剌莽来(这些名字看来均为鞑靼人的称法)等处的鞑靼部落闻讯俱惊走。尔后,李文忠兵至胪朐河(今蒙古国克鲁伦河,位于北平以北1100公里的哈剌和林东侧),在这里他决定重新部署行军方案。李文忠认为,兵贵神速,而“千里袭人,难以重负”,于是命部将韩政等守辎重,而李文忠率轻骑领20日口粮,星夜兼程至土剌河。北元重臣哈剌章闻知此讯,迅速沿河遣兵布阵应战。李文忠接战数合,哈剌章怯退,李文忠遂进兵至阿鲁浑河(今鄂尔浑河)。在此,元兵越来越多,李文忠亲自下马与之血战,终于击走之。 兵至称海(在今蒙古国科布多省哈腊湖西南),元兵又集,李文忠不敢强行进攻,遂据险而守,假令士兵在野外放养所获牛羊马匹。元兵以为有埋伏,不敢进逼,李文忠遂趁夜引兵撤退。但是,后撤的李文忠部队迷路了,人马皆陷入饥困。幸而军中有马识途,找到了隐蔽的泉眼,部队才解困。此役,明军一共损失宣宁侯曹良臣、骁骑左卫指挥使周显振、武卫指挥同知常荣、神策卫指挥使张耀四员大将,但同时也俘虏了元军各级官员、将士及其家属1840余人。 97 从上述情况看,此次北征胜利了吗?笔者认为恐怕未必。毕竟,北征的目标——扩廓帖木儿,仍毫发无损。
七月,李文忠押解所俘元朝官、兵等至南京。太祖令元军旧校李伯颜不花继续领所俘士兵,隶羽林卫,而官员及其子孙则令指挥周龙量才取用。冯胜所率西路军则于十月返回南京。 98
洪武五年十二月(1373年1月),考虑到前番北征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太祖又根据蒙古方面的形势,重新思考下一步行动。他手中还有一道杀手锏:爱猷识里达腊的儿子买的里八剌。此人在洪武三年(1370年)被俘,此时尚在南京为质。太祖致信爱猷识里达腊,信中太祖再次表达他对近来双方关系的看法,同时意图唤醒爱猷识里达腊血浓于水的父子亲情。信文如下:
……且尔国之俗,素无姓氏,其族贵嫡而轻庶。君乃高丽有姓者之甥,又为庶出,君何昧而不察,固执不变?朕观前代,获他君子孙,必献俘庙社,夸示国中。其初亦有待之以恩,授之以爵者,及其后也,非鸩即杀,虽君家亦尔。宋之幼主削发为僧,终不免于一死。在朕则不然。君之子至京师,今已三年,优待有加。君宜遣使取归……
太祖又致书给元臣刘仲德、朱彦德二人,希望他们促成买的里八剌北归一事。书文如下:
昔者人臣致君,以善爱君有终,各有其道。道各有方,如赵宋事金,安享富贵百五十余年,此无他,处之各得其道也。朕观二生乃间气所钟,古今如二生者,仅数人耳。何也?至正之君蒙尘而崩,幼主初立,朝之大臣无不叛去,独二生竭力守护之,诚可嘉尚。今特遣使者,谕以君数事,且令取其子买的里八剌归。二生宜察之,毋教人绝父子之道。 99
洪武六年(1373年)正月,太祖以“太平之世,不可忘战”为由,命徐达、李文忠等往山西、北平练兵防边。此外,太祖还一改此前将漠北归附军民人等安置于边塞之地的做法,将部分归附军士迁入内地。是月,他令前元来降惠王伯都不花,宗王子蛮蛮、赤斤帖木儿等人为千户、百户、镇抚等官,各领降兵千人戍守温州、台州、明州等处。 100 尽管明朝从未有关于这种做法的明文规定,但从大量的史料不难总结出,明廷将大量归附的蒙古军民安置于中原,授之以官职,给之以衣粮,令他们过上相对宽裕的生活,目的是防止他们成为元朝恢复中原的“助力”。
不过,在洪武七年(1374年)九月,太祖还是将这位“元朝储君”买的里八剌送回漠北草原。买的里八剌“南来已五载,今已长成,岂无父母乡土之思”,因此太祖令老成宦者咸礼、袁不花帖木儿二人送其北归。太祖还给爱猷识里达腊送去一封颇具挑衅的信,信文称:
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古今通论。自古国家兴废,气运之常耳,岂人力所能为哉?且君之父子,当中国兵多将广之时,权不能自持,故兵多者蕴莽、操、懿、温之志;次者颉颃,互相攻击,日废生民;下者东送款西归附,剥民以供上下。君之父子,曾出一令而谁何之欤?今日之事如此,君尚迷留不省者何?盖在至正之间,兵多将广尚不能驾驭,又被逼挟。今之众,壮弱不过二万,流离边境,意图中兴,君之谋略,不知何如耳?君能自度今时之权,比至正时低昂若何?以此观之,岂不愚哉?君以万骑或七八千骑,欲与全中国相抗,予又不知轻重若何?予谓君明天理,若能悟我所言,必得一族于沙漠中,暂尔保持,或得善终。何以见之?君之祖宗有天下者,几及百年。养育之久,生齿之繁,以此知运虽去而祀或未终,此亦天理之常也。君若不悟,不效古人之事,他日加兵于彼,祸有不可测者矣。昔君在应昌,所遗幼子南来,朕待以殊礼,已经五年。今闻奥鲁 去全宁(位于北平东北400公里处)不远,念君流离沙漠无宁岁,后嗣未有,故特遣咸礼等护其归。庶不绝元之祀君,其审之。
元政权的崩溃仍在持续。洪武八年(1375年),扩廓帖木儿卒;洪武十一年(1378年),爱猷识里达腊亦殁。闻知此讯,太祖向礼部建议:“曩者,元运既终,其末帝能知天命,遁归沙漠。今闻其子爱猷识里达腊殁,可遣使吊祭。”但礼部认为:“道里辽远,使者难至。况彼久离中华,渐变异俗,非典礼所加。”太祖不以为然,说道:“帝王以天下为家,彼不出覆载之外,何远之有?彼虽异俗,其爱憎之情未尝不同,敬其主则其臣悦。况典礼所加,其孰肯违德舍礼哉?”遂自作祭文,遣使吊唁。 101
在祭文中,太祖再次强调他取得政权是天命所归。既然天命能令元室扫合四方,一统天下,自然也就能让元室功败垂成。“而君主沙漠,朕主中国”的天下划分,自然也是出自天意。虽然爱猷识里达腊曾袭击中原,但太祖还是为其亡故表示哀悼。 102
太祖的祭文似乎表现出他某种内心的不安,我们可以把祭文内容征引如下:
生死废兴,非一时之偶然,乃天地之定数也。所以大圣贤者于斯四事,若或有一临之,皆不以为色难。盖谓知天命之必然,是所以生顺天地之命,虽死亦无后恨。此所以知天命而不惑也。且君之祖宗,昔起寒微于沙漠,当是时,天下巨富而为民主者,兵强地广,又非一人而已,皆不能平君寒微之祖,以致葺戈整戎,弯弧执矢,横行天下。八蛮九夷,尽皆归之,此所以天命也。延及君之父子,正当垂衣以享承平之福,何期盗生汝颖,华夏群雄以致君之父子,号令杳然,然终不能平之。此人事欤?天道欤?朕起寒微,托身缁流,朝暮起居,不过侣影而已,安有三军六师以威天下?岂料应图谶有天命,众会云从,代君家而主民。曩者,君主沙漠,朕主中国,因君与群臣乃固执天命不移,特以彼是我非,是有邻邦之好不修我,不敢以使多进。迩来闻君长往,念昔有元子孙,安忍不吊?行人至奠以牲醴,惟英灵不昧。尚飨! 103
这位农民出身的明朝肇基者天资聪颖,故而有如上关于权力、政权合法性和国家命运等各方面的精彩论断。他和成吉思汗有着极为相似的生平:从贫苦到君临天下的过程中,自身的努力仅仅是一个方面,而命运和环境则是促成他们大业的推进剂。最令太祖头疼的是,爱猷识里达腊和他的小朝廷自始至终不肯向他臣服,不肯接受天命所归。元朝统治者似乎一直没有放弃一种信念:即使在此易代巨变之后,明朝也不会成为中原的合法统治者(也有可能这只是元朝统治者保持士兵斗志,维护内部团结的借口)。
流亡的元廷能否收到这一祭文,史料不见明载。爱猷识里达腊的继任者(指脱古思帖木儿而非买的里八剌)恐怕也没收到太祖写给他的那两封信。其一略曰:
自伊父子北往,至今每有人来,皆称流离无宁,衣食艰辛,未知是否。诚如是,当较之于知命者,方乃可全。不然,东趋战而西殃民,丧已成之士马,图不可得之资,非善保者。果若不信,昔者彼居和宁,朕发六军卷甲趋三千里之战,果曾获利乎?以此观之,当为己戒而自存可也。朕与彼本为勍敌,何以书教之?莫不似乎有诈?不然。古人得天下,岂尽灭人祀?决不如是。
不唯如此,在另一封信中,他还继续阐发更多内容,与此前他送予爱猷识里达腊的信有着几近一致的内容,同样也没有标注日期。其略曰:
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古今通论如是,非新造之语。自古无千载国家,亦理之常也。且君之父子,当主中国之时,兵多将广,尚不能自持其权,以致上等兵多者,意在莽、操、懿、温;中等者颉颃,日废生民;下者东送款西归附,剥民以供上下。君之父子,曾出一敕令而谁何者欤?以今日之事,君尚迷如酒酣,昏若重寝,所以不省者何?盖在至正之间,兵多将广尚不能驾驭,又被逼挟。今之众,壮弱不过二万,流离边境,意图中兴,君之神谋,予不知何如耳?君能自度今时之权,比至正时低昂若何?以此观之,岂不愚哉?君以万骑或八千骑,欲与全中原相抗,予又不知轻重若何?予谓君明天理,若能悟我所言,必得一族于沙漠中,权时自为,或得善终。何以见之?君之祖宗有天下者,一百余年。养育之久,生齿之繁,以此恩此德观之,必未至于便终。此亦天理之常也。君若不悟,不效古人之事,他日加兵于彼,祸福有不可测者矣。 104
我们对这些信件在元廷那边的传阅情况一无所知,史料并无记载。但太祖的书信向我们展示了他的所思所想。他向我们展示他恩威并施的手段,这种手段固然使大量元军将士归附明朝,但未能撼动元廷。
不过,也许部分元朝高官会被劝降并潜归中原。太祖曾向元臣秃鲁致信两封,促使其最终决定归附明朝。其一曰:
上古君天下及名世者,至今历数兴亡,又非止一人。前者,元失其驭,群盗暴作。尔元君昏臣权,终不能定,朕乃平之,以致更元社稷,鼎治黔黎,今已七年,中国颇安。且曩者兵戍北塞,遣将安边,不期耿指挥好杀贪污,是致同人而异志,乃有小雪干等畏死北往,实朕用人不当,非来归者不诚。今耿指挥累受刑责,法尚未已。尔诸人还曾知否?只此可见朕之本情何如。昔者,朕被妖人逼起山野,不过匹马单戈,那有百万之众?今也诸番入贡,朕擅中国之富,戍兵百万,军民乐用。以此观之,朕非诚可动神人乎?尔聪明,宜详审,达者识之。天命有归,人不强违,此顺天者也。今遣使记问,余不多及。
显然,秃鲁并不相信太祖信中所言内容。于是太祖二度致信,以更强有力和令人信服的措辞曰:
近者,圣保自尔营中归,所云尔心意在不屈而不顺,将以为守中道而为良臣。吾不知果然乎?若如其云,尔不成者有四,又将不得其死,甚不远矣!何以见之?且尔素为元臣,累效力于王家,衅隙一生,君臣彼各,又将三年矣。以人臣论之,凡为人臣,君有难,为臣者不守君而自处远方,此臣耶?逆耶?不成之一也。方今彼元运终,天命不留,幼君昏而邪正莫可知。尔若固相而不离左右,久之,非为馋所杀,其流窜远方有不可逃。不成之二也。即目孤处沙塞,步骑不满万数,部下者口无充腹之食,体无御寒之衣。人将散而尔独不能居。不成之三也。若严号令,律士卒,使饥寒逼身,不敢旋足,吾又恐尔为部下所戮。不成者四也。果如吾言,不得其死明矣。当此之时,不知勒石于何庭?乘名于何册?以此观之,则忠顺两亡,其为丈夫之志欤?小人之迷欤?有此者,悔之晚矣。若以吾所言,以尔所自度,力不及,他无往,则开心助我,岂不待尔如勋?问不多及。 105
太祖的文风是淳朴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农民出身所特有的古朴率直。全文表达几乎不加修饰,人们希冀看到一篇受过教育的人所撰写的美文,这一期望恐怕要落空了。从内容来看,这无疑是“大明皇帝”的把戏。其试图通过离间元朝各势力集团,进而兵不血刃地瓦解元廷。以相同的目的,太祖也给元臣乃儿不花修书一封,书文如下:
尔遣人大同来言,欲于平地驻札,意在臣顺于我,却虑前日犯扰边民,又恐不容。朕思果有此论,是何言哉!孰不知古人之治天下,惟是安民而已,岂有怀私仇以伤物命?且尔等本元之臣,彼幼君流离沙漠,余气尚存,尔不得不听命。尔前日犯边,各为其主,尔何虑哉!去就之机,在乎识时。今者入国观光,诚与不诚,亦在于彼。记至,彼中若有知运者,使上观乾象,下察人事,自取避凶趋吉之道,不亦美乎?尔其图之。 106
从《明实录》看,这些书信是在洪武七年(1374年)八月送出的,此时秃鲁仍启边衅,乃儿不花看来已经暂时归附了。从其他记载看,有一位官山卫指挥同知也叫乃儿不花 ,他在洪武九年(1376年)又重新叛逃草原。 107 大同卫指挥使周立率兵追讨,夺其辎重,乃儿不花只身遁走。此后,直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乃儿不花一直是明军边防的一个主要障碍。他的故事我们后文还要再讲。
除此之外,太祖与元廷的交流可谓毫无进展。他向元廷派遣一拨又一拨使者,却一去不返,杳无音信。洪武十一年(1378年)冬,因边将擒获元平章政事完者不花,太祖意欲与元廷通好,故遣使将之送回漠北,并附信一封与元丞相驴儿——因爱猷识里达腊已殁,新君暂缺(买的里八剌未能继任),此人现在暂时总理元廷庶务。其信如下:“十一年六月至九月,三遣使北行,两为吊祭,一为致礼于卿。既而使者俱不返,存亡不可知。乃者,边将以卿部属平章完者不花送京师,朕怒边将,以为方遣使通好,乃执其平章,岂不失信于卿?今特遣内臣送之抵丞相营。宥之,罪之,放逐之,卿自为区处。” 108
此外,太祖还有一道未知日期的《谕元丞相驴儿诏》,诏曰:
天道恶盈而好谦,其德好生而恶死,此非时人新造之言,乃亘古至今明验也。朕云如是。盖谓卿等当元天更运命之时,卿帅(率)骑步,坚忠贞之节,捍御边陲,已十一年矣。每尝遣人通问,未得回报。今再差人诣所在,以御寒之衣微礼。卿能受赐,不伤人命,以修后嗣之德,岂不智人也哉!朕言至此,惟卿以智量之,勿为愚者所迷。《书》云:“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惟顺理则吉。”故兹诏谕,想宜知悉。 109
随后,在洪武十一年十二月(1379年1月),太祖又遣使诏谕元丞相哈剌章、蛮子、驴儿、纳哈出等,建议他们慎重选择新君。在他看来,爱猷识里达腊的长子买的里八剌是合适的人选。此子熟知中原之道,与太祖亲善,但可能不是爱猷识里达腊继任者 中最能干的。太祖还在信中提醒他们,不要在新君人选上作出错误选择。其诏略曰:
今闻尔君,因疾而崩。在卿等可谓有始有终,良臣之名播矣。或闻欲立新君,其亲王有三,卿等正在犹豫之间。此三人皆元之嫡泒,卿等若欲坚忠贞之意,毋抑尊而扶卑,理应自长而至幼,无乃人伦正,天道顺也欤?若有贤愚之别,礼难备拘,从贤则吉。夫当流离之际,而为臣者,独能竭力为之,不绝有元之祀,美声盈人耳,岂不难哉?苟或不然,尊卑贤愚置之弗论,但以立君为名,而内自有专生杀之威,则非人臣之道矣。况同类颉顽,彼此疑猜,当此之际,卿等富贵若风中之烛,命如草杪之霜,深可虑也。 110
尽管从未有过回音,但太祖仍坚持不懈。洪武十二年(1379年)夏,太祖再度送信与驴儿,信文言:“迩者,人自土(剌)河来,言今岁丞相微有疾,于事颇滞。朕闻之,深为丞相忧。今特遣人赍药物赐丞相,其服之勿疑。” 111
此后,他再度修书一封与驴儿。书文如下:
三月间,罕帖木儿火者归,言尔见于长峪驻扎,又起营东北。然此,将军果能终身事尔幼主,乃世间之美事。忠臣之道,人神共愿者,朕恐尔事有不得已,若入人彀中,奈何?当此之时,忠不能显,乃枉奸恶之名,惜哉!今尔所守疆封,与吾边将旌旗相望,甚不多远。若不通一介之使,则恐将军他日有进退两难。是为丈夫于世,似乎无机。若通信使,进退自由,则有无穷之乐。若不从吾言,他日幼主一失,尔群臣中,强者自立,弱者从之,即为臣下之臣。以英名论之,美耶?辱耶?不然,强者自立,有不服者,必驱兵以并。若乃力不及,兵为人所有,命为人所害,妻子星散,身膏草野。比通一使,进退自由。吾不知此孰丈夫之智耶?愚耶?将军若听吾所言,则结我为后着。他日遇难则来依,是其时也。 112
这两封信,最终也没有发挥其功效,它们并未对漠北元廷产生任何影响,更没有让其哪怕形式上的臣服。相反,汗统最终由脱古思帖木儿继承,而非买的里八剌。看来,通过附翼明朝而达成双方和解的情形,无复可能了。战火重新燃起。洪武十三年(1380年)二月,西平侯沐英率明军出击搜捕元军。三月,沐英师至灵州,斥堠侦察获知脱火赤等率军在亦集乃路集结,沐英当即率军渡黄河,越贺兰山,涉流沙地,凡行军七昼夜,终于到达距脱火赤部30公里处。明军于夜间分四道发动奇袭,包围脱火赤部,俘脱火赤及其部曲而归。单就这方面看,明军此次出击至少证明中原军队仍具备深入敌境的能力。 113 接下来数年,明军又发动过若干次对鞑靼的突击。元廷不愿臣服,或许出于某种高傲感,却也因此付出惨痛的代价。
洪武二十年(1387年)十一月,大将军蓝玉向太祖奏禀,有降人称元丞相哈剌章、乃儿不花等遁入和林,蓝玉请命领兵进剿。太祖试图通过使节交往途径解决双方问题的耐心已经被消磨殆尽,因此他同意蓝玉的意见,决定对和林再发动一次大规模北征。太祖告谕蓝玉及出征将士,要“奋勇出奇,以汛扫残虏(现在更常将鞑靼蒙古称为剽掠者),使朝廷无北顾之忧”。 114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三月,太祖告知蓝玉“虏心惶惑,众无纪律,度其势不能持久”,并据此请蓝玉“整饬士马,倍道兼进,直抵虏庭,覆其巢穴”。敌人如果投降,则要多加抚慰,劝其南归。 115
是月,蓝玉等率师15万由大宁进至庆州(位于大宁东北,距北平约450公里),听闻脱古思帖木儿在捕鱼儿海(在他们驻军以北500公里处),于是抄小路“兼程而进”。其间,他们到达游魂南道,此地并无水泉,而士卒军马皆口渴难耐。忽而,近乎神话般的,“有声如磐玉”,泉水从四面八方涌至,兵马得以解渴。事后,大家皆欢呼“此朝廷之福,天之助也”。据说,太祖尝梦“有小山流泉直下,至御足所履而止”,与此次奇迹般的天援何其相似! 116
蓝玉继续行军,一举破哈剌章营地,俘获其部下军士15803户,马、驼48150余匹。对于元军而言,这是噩梦般的损失。五月,蓝玉遣使向南京奏捷。太祖览其表,向群臣说道:“戎狄之祸中国,其来久矣。历观前代,受其罢弊,遭其困辱,深有可耻。今朔漠一清,岂独国家无北顾之忧,实天下生民之福也。”太祖又遣使持敕文抚谕蓝玉等曰:“周秦御胡,上策无闻;汉唐征伐,功多卫李。及宋遭辽金之窘,将士疲于锋镝,黎庶困于漕运,以致终宋之世,神器弄于夷狄之手,腥膻之风,污浊九州,遂使彝伦攸斁,衣冠礼乐日就陵夷。朕用是奋起布衣,拯生民于水火,驱胡虏于沙漠,与民更始,已有年矣。近胡虏 聚众,复立王庭,意图不靖。朕当耆年,及今弗翦,恐为后患,于是命尔等率十余万众北征。去年夏,游骑至金山之左,尔玉亲拘纳哈出来降。今兹复能躬擐甲胄,驱驰草野,冲冒风露,穿地取饮,禁火潜行,越黑山而径趋,追蹄踪而深入,直抵穹庐,胡主弃玺远遁,诸王、驸马、六宫、后妃、部落人民悉皆归附。虽汉之卫青,唐之李靖,何以过之!” 1 1 7 (太祖何等盛赞其功,但仅仅在5年之后,蓝玉案却成了轰动一时的大案,是太祖对官员队伍大规模清洗的一大标志。)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七月,蓝玉遣人送虏主脱古思帖木儿次子地保奴及后妃、公主等到南京。地保奴等向太祖献出金印金牌 ,太祖则赐予他们钞和住房,并令有司供给衣物粮食。既而又有人向太祖打小报告,说大将军蓝玉与所俘元主妃子有私。太祖不悦,认为蓝玉“无礼,如此岂大将军所为”,元妃亦因惊惧而自杀。地保奴由此而有怨言,此事传到太祖那里,太祖又不悦,将地保奴遣送琉球。 118
对于草原上的元廷来说,局面亦每况愈下。在蓝玉进攻捕鱼儿海的时候,脱古思帖木儿和他的随从逃脱了。他们试图回到位于捕鱼儿海西侧800公里的哈剌和林,在那里重建势力。但当他们行至距哈剌和林150公里的土剌河时,一场兵变发生了。时值隆冬,大雪三日,叛军因此得势。宗王也速迭儿令大王火儿忽答孙、王府官孛罗等追袭脱古思帖木儿,并以弓弦绞杀之,其太子天保奴也同样死于乱军之中。也速迭儿的一个部将捏怯来对其所作所为感到羞耻,故向明军投降,太祖欣然接纳,待之如故。 119
流亡的元廷败亡后,散落各地的军阀们纷纷准备以劫掠中原为生存之计,其中就有前文提及的,太祖在十六年前招降失败的乃儿不花。不少元将是太祖所钦佩的对象,如扩廓帖木儿、纳哈出,乃儿不花似乎还得排到第三位。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乃儿不花与咬住、阿鲁帖木儿等意图寇边,太祖令晋王、燕王(后来的永乐皇帝)统兵击之,又令颍国公傅友德等到北平训练军马,听候燕王调遣。 120 是年正月,太祖令都御史铁古思帖木儿往谕前元丞相咬住、太尉乃儿不花、知院阿鲁帖木儿等。其书略曰:
前岁,脱古思帖木儿北行,闻至岭北,祸生不测。和林以南,消息不知,以此尝遣使入沙漠寻访。近闻尔等所在,再遣都御史铁古思帖木儿往谕汝等:元朝气运已终,汝等领散亡之众,在草野无所归,度日甚艰,然不敢南来者,意必谓尝犯边境,故心中疑惑。且如纳哈出在辽东,前后杀掠守御官军二万余人,及后来降,封以侯爵,大小将校,悉加官赏。朕何尝以为仇也?但边境宁静,百姓安乐,即是好事。已令和尚国公,斡因帖木儿平章晓以朕意,想知之。汝等勿疑,领众而来,必择善地,使汝安居,各遂生息,岂不美乎?若犹豫不决,坐事失机,大军一至,恐非汝之利也。 121
致书警告之后,太祖决定对敌军发起进攻。太祖向晋王、燕王等转达降虏所提供的情报并指导其军事部署:“残胡甚少,骑者才五千人,共家属一万口。马称之有急,则十人皆一骑,趁水草长行。大军负戴且重,追袭甚劳……其众二心,欲南向者多,北向者少。且将粮饷运至上都及口温,集于各程,然后再俟人来,知其所在,一举而中矣。” 122
三月,行动开始了。燕王率军出征,而实际上军队归傅友德指挥。明军趁着天降大雪向北行军。军至迤都,与乃儿不花等相隔不远。明军遣乃儿不花的旧识观童前往敌营,乃儿不花与之见,相抱持而泣。少顷,明军乘其不备,包围了乃儿不花营地。在观童的劝说下,明军兵不血刃地促使乃儿不花投降,悉收其部落及马、驼、牛、羊。对明军来说,这一策略可谓绝妙。 123
这些昔日的敌人受到明朝的优待。傅友德将战袄袭衣分授其部众,将之尽徙入关,又将降将乃儿不花等送至南京。此外,太祖又令工部郎中杨冀将18473领夏衣运至北平,分赐乃儿不花部下将校、军士并家属4786人。乃儿不花等200余人则到南京交出元廷的金、银、铁牌以及所受的元朝宣命敕书,以换取太祖的赏赐和分封。据《明实录》统计,太祖共计赐乃儿不花等及部属将校二百余人白金13600两,钞12600锭,文绮帛各1080匹 ,罗衣550袭。乃儿不花部下将士及家属707户,亦在随后赴京受赏。不唯如此,太祖还授予诸将官以新职,其中,乃儿不花授留守中卫指挥同知,阿鲁帖木儿为燕山中护卫指挥同知,俱入明军高阶军官序列。 124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四月,太祖为后军都督佥事沐春等描绘了边防形势的新变化。他说:“曩者,胡虏近塞,兵卫未立,所以设兵守关。今虏人远遁,塞外清宁,已置大宁都司及广宁诸卫,足以守边。”因此,大多数守关士卒改令屯田养马,只有山海关等处仍存留将士,其余一片石等关,每处只保留军士十余人,以备“讥察逋逃”。 125
看起来,明朝当前的边防安全形势,似乎比此前任何时期都要好,但似未尽然。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春,太祖命北平都司选精锐护卫骑兵,并乃儿不花等所部军士,“远巡塞北,搜捕残胡”。在太祖看来,乃儿不花的军士熟知漠北地形,如令之为向导,必能多有擒获。而北平防御的空缺,则抽调原驻扎在中原和南方诸省的鞑靼人接管。漠北草原零散的胡兵残部,必须尽快被瓦解。于是,是年春夏间,明军发动了最后一次远征。此次领兵的,是总兵官、都指挥使周兴。此次出征总体来说很顺利,但并未对局势有过多改变。周兴行军途中见车马轨迹,于是率军追赶至兀者河,仅得空车百余辆。但在另一次与胡兵的遭遇战中,周兴获胡兵所弃辎重,又追胡兵至彻彻儿山,生擒500余人,获马、驼、牛、羊及银印、图书、银字铁牌等物,悉送京师。太祖于所俘胡兵中选出两人,令其北归,代为诏谕胡将阿札失等。 126
但在5年后,也就是元廷离开中原21年 后,这个曾经草原上最伟大的民族,成吉思汗所创建的世界帝国的继承者,在经受多年重创之后,似乎又以燎原之势复燃。此时,年迈的太祖皇帝似乎再次感受到这一严重威胁。洪武三十年(1397年)春夏间,太祖皇帝向戍边的六位皇子——晋王、燕王、代王、辽王、宁王、谷王发出警告,称:“前岁秋,山西塞外降胡逃归岭北。此数人居山西八年,安得不以中国虚实为胡人谋乎?此胡人入寇之端也。”此外,太祖还在观星中发现“天象示变,占北方当有警”,故而诏谕其六子,授之以制敌之计,曰:“吾今老矣,精力衰微,机思谋虑,艰于运筹。尔等受封朔土,藩屏朝廷,若不深思远虑,倘或失机误事,非惟贻忧朕躬。尔等安危亦系于是,可不慎哉!吾今略与尔谋。或今岁,或二三岁,大军未会,止是本护卫及都司、行都司军马各守分地,多不过一二万。倘遇胡马十数万寇边,不宜与战。或收入壁垒,或据山谷险隘之处,夹以步兵深伏以待之。彼见我不与之战,必四出钞掠。俟其骄怠分散,队伍不严,我以马、步邀截要道,破之必矣。若一见胡马,辄以三五千,或一二万,轻与之战,岂特不能胜之,必至失利。务在深藏设计,待彼肆志驰骋,则一鼓可擒其首将矣。” 127
是年(太祖驾崩前一年)六月,太祖发出他最后一次对边防时局的警告。彼时,晋王和燕王统军出开平数百里,太祖听闻此讯,急忙教谕他们兄弟(时晋王39岁,燕王37岁)二人:“近者,人自塞上来,知尔兄弟统军深入。古人论兵贵乎知己知彼,若能知彼,又能知己,虽不能胜,亦无凶危;不知己又不知彼,猝与敌遇,凶莫甚焉。且以知己言之,我朝自辽东至于甘肃,东西六千余里,可战之马仅得十万。京师、河南、山东三处,马虽有之,若欲赴战,猝难收集,苟事势警急,北平口外,马悉数不过二万,若逢十万之骑,虽古名将,亦难于野战。所以必欲知己,算我马数如是。纵有步军,但可夹马以助声势,若欲追北擒寇,则不能矣。今尔等率数千马,离开平三四百里,驻旷塞中,况无轻骑远侦,以知敌情。设使胡兵数万,昼潜夜行,隐柳藏荻,猝然相遇,彼以数万,我以数千,何以当之?若欲纵辔驰行,其将何以全军士哉!今吾马数少,止可去城三二十里,往来屯驻,远斥堠,谨烽燧,设信炮,猝有警急,一时可知。胡人上马,动计十万,兵势全备。若欲折冲鏖战,其孰可当?尔等不能深思熟虑,提兵远行,不与敌遇则侥幸耳;设若遇之,岂不危哉!方今马少,全仰步军,必常附城垒。倘有不测,则可固守保全,以待援至,此上策也。”
这是一个极为谨慎的忠告。但在1402年燕王登基后,他却完全将之抛于脑后。不过,太祖此番话已经预示了,1449年后明朝边防安全战略不得不发生转变。
警告过后,太祖又向晋王、燕王讲述其峥嵘岁月:“吾起寒微,因天下乱,不得已入行伍中。不二年,从者如云,犹且听命于雄者。又二年,帅将士东渡大江,秣马厉兵于建业,以观天下之变。其诸雄皆放肆无籍之徒,虽曰无藉,而元亦不能驭。乃命中山武宁王(徐达)、开平忠武王(常遇春)总兵四征,与群雄并驱。又不数十年,群雄殄灭,偃兵息民,当并驱之……不三年而天下一统。噫!吾用兵一世,指挥诸将,未尝败北,致伤军士。正欲养锐,以观胡变,夫何诸将日请深入沙漠,不免疲兵于和林。此盖轻信无谋,以致伤生数万。今尔等又入旷塞,提兵远行,设若遇敌,岂免凶危?自古及今,胡虏为中国患久矣。历代守边之要,未尝不以先谋为急。故朕于北鄙之虑,尤加慎密。尔能听朕之训,明于事势,机无少懈,虽不能胜彼,亦不能为我边患,是良策也。善胜敌者,胜于无形,尔其慎哉!” 128
这位稳坐江山数十年的开国圣君,在临终前夕进行了如上非比寻常的训诫,听起来振聋发聩。因为谨慎,他对中原的治理一丝不苟;他在处理中原与鞑靼(被迫退居漠北草原的元朝残余势力)的关系时恰如其分,游刃有余;同时,出于战略平衡的需要,他又以雷霆万钧之势远征漠北草原,彻底粉碎了元朝政权规复中原的企图。而诚如他一如既往的谨慎,他对明朝边防安全战略做了最后一次评估,认为不应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消耗在不必要的主动出击中,而应将之投入巩固边防安全的建设战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