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上的侵扰

在离汉藏杂居的河州、洮州、岷州不远的东北方向，有一片长期出现战乱冲突的地方。今天，这一地区分属甘肃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而在明朝，它们均隶属于陕西布政使司。在这里，明朝的开国君臣将面对更为复杂的边防安全问题。在丝路的沿线，有定居驻防的中原军民，有藏族人、突厥人、蒙古人、瓦剌人、土达人，以及逐渐形成的回族群体。这些杂居群体中，有农耕群体，有游牧群体，也有商人集团，当然，还有部分以劫掠为生的人。另外，源源不断的商队也从中东一带的城邦中，通过漫长而危险的“甘肃走廊”前往中原。因此，误解、突发事件乃至更为严重的安全危机总是在这片土地上不断重演。

从地图上看，陕西布政使司最西端的突出部分，即今天的甘肃省，看起来很像一支注射器。在这支注射器的“针筒”部分，坐落着一些内陆州县，如平凉、巩昌、临洮、兰州、庆阳等。这些州县虽已纳入明朝行政治理体系中，但常常卷入到边防战争中。而在注射器的“针尖”部分，向西沿着丝绸之路，又坐落着如庄浪、凉州、永昌、甘州、肃州等军镇。按照贺凯（Hucker） 的说法，这是一片由明军管辖的防御指挥体系，而非文官治理的普通郡县。庄浪以西约500公里即是肃州，而在“针尖”另一端的嘉峪关，被视为明朝直接统治的“终点”。西方来使至此都必须停下脚步，接受关隘边吏稽查。 ⁴⁰

嘉峪关外往西500公里，是今天新疆最著名的绿洲城镇哈密 ，再往西350公里，就到了吐鲁番 ，吐鲁番以北100多公里，则到了别失八里 。而新疆西南部的帕米尔高原，则距南京已经有4000公里以上的直线距离。高原上坐落着著名的撒马尔罕城，那里当时是帖木儿帝国的首都。它的肇基者帖木儿，因娶了察合台汗国的公主而成为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驸马，并在此后凭借驸马的身份获得掌握察合台汗国的权力。自洪武二十年（1387年），帖木儿每年都友好地向南京遣使进贡数量可观的马匹、骆驼。一开始只有马15匹，到了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则有贡马1095匹。撒马尔罕使团从未在途中遭劫，由此可见帖木儿势力之强大。 ⁴¹

洪武七年（1374年）夏，“西域撒里畏兀儿安定王卜烟帖木儿遣其府尉麻答儿、千户剌尔嘉来朝贡铠甲、刀、剑等物”。他们向太祖解释道，撒里畏兀儿人是鞑靼人的一个分支，其地广袤千里，“去甘肃一千五百里”，所居“无城郭，以毡帐为庐舍”，盛产驼、马、牛、羊。 ⁴² 看起来卜烟帖木儿似乎想通过接受明朝的“金铜信符”来强化其统治，这样他就能以明军卫指挥使或其他名义去管理他所统辖的部众。遗憾的是，卜烟帖木儿很快就在政变中被曲先卫指挥沙剌杀死，而沙剌随即被卜烟帖木儿之子板咱失里处死，随后板咱失里又被沙剌部将所杀。此后，撒里畏兀儿就在明廷的视线中消失了，直到洪武二十三年十二月（1391年2月），阿真畏兀儿（原先撒里畏兀儿的一部）遣使来贡马。 ⁴³

数月后，别失八里王黑的儿火者遣使赴阙朝贡马11匹，海东青1只。实际上，这个所谓的使团是由中原人组成的。原来，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前后，明将蓝玉曾征北元军队于捕鱼儿海，俘获了数百名撒马尔罕商人。蓝玉遂遣护卫送其归国。护卫在回中原途中经别失八里，故黑的儿火者借其势遣使朝贡。 ⁴⁴

不过，西域诸国的朝贡，在哈密那里曾长期受到干扰。哈密王兀纳失里，黄金家族察合台后裔，劫杀往来沿途的贡使。尽管这种做法主要起因于别失八里和哈密的纷争，与明朝并无直接关系，但太祖依然不能容忍其发生。哈密王没有资格决定谁来南京朝贡，否则，明廷“天下共主”的地位将受到挑战，其后果之严重，犹未可知。于是，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八月，太祖遣左军都督佥事刘真等往征哈密。刘真出奇兵，由凉州直捣哈密之境，“乘夜直抵城下，四面围之”，黎明时，兀纳失里突围而出，家属随后一并遁走。哈密军溃败，明军遂攻破其城。 ⁴⁵

随后，太祖又遣使西域，以书谕别失八里王黑的儿火者，向他介绍了太祖所理解的“天下一家”，其文如下：

朕观普天之下，后土之上，有国者莫知其几，虽限山隔海，风殊俗异，然好恶之情，血气之类，未尝异也。皇天眷佑，惟一视之，故受天命，为天下大君者，上奉天道，一视同仁，俾巨细诸国、殊方异类之民，咸跻乎仁寿。而友邦远国，顺天事大，以保国安民。皇天监（鉴）之，亦克昌焉……其间有称自撒马儿罕等处来贸易者，凡数百人，遣使送归本国，今三年矣。使者归，尔别失八里王即遣使来贡，朕甚嘉焉。王其益坚事大之诚，通好往来，使命不绝，岂不保封国于悠久乎？ ⁴⁶

在笔者看来，这封书信中充斥着太祖的宣传说辞。

同年，前述在捕鱼儿海一役告捷，太祖“比之卫青、李靖”的蓝玉，奉命移兵西域，“以追逃寇祁者孙”。不过，直到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四月，明军并没有取得什么像样的战果。诸将皆认为“大军深入，必鸟兽散去……莫若缓以绥之，遣将招谕”，但蓝玉不以为然，下令继续追击至阿真畏兀儿地界，土酋哈昝等皆遁逃而去。正用兵之间，建昌（今四川西昌市）——位于川藏交界处，松潘以南550公里，成都以南350公里的军镇——指挥使月鲁帖木儿叛乱，太祖遂令蓝玉移师建昌，以讨不臣。蓝玉强行深入藏族聚居区，取道松叠（松潘、叠溪），却恰逢“霖雨积旬，河水汛急”，将士们皆认为此非太祖之意，“相率逃亡”，蓝玉只好放弃原来的急行军方案，转而由陇右进抵建昌。

到了五月，蓝玉还在行军途中，而都指挥使瞿能已大破月鲁帖木儿兵。月鲁帖木儿请降，众将皆以为此举必是诈降，乃月鲁帖木儿欲迁延逃遁而使的缓兵之计，但瞿能不听。月鲁帖木儿遂逃走，明军追之不及。 ⁴⁷

上述情况，太祖尽皆知悉，并因此决定进一步对明朝的边防安全采取措施。不久，太祖以月鲁帖木儿叛乱之故，置建昌、苏州两处军民指挥使司及会川军民千户所，并调“京卫及陕西兵万五千余人”前往镇戍。太祖还告喻将士：“今僰人、百夷、啰啰、摩㱔、西蕃诸部，皆背弃月鲁帖木儿，散还乡里。宜阅实户数，户以一丁编伍为军，令旧军领之，与民杂居。惟有警则赴调，无事则听其耕牧……尔守御将校能互相应援，设伏出奇，生擒来献者，赏白金千两。以馘献者，二百五十两。”

整个六月，瞿能与敌战于群山之中，但月鲁帖木儿始终东躲西藏，亡匿不出。到了七月，太祖提出了更为详细的作战方案，敕“普定侯陈桓往陕西修建连云栈入四川，都督王成往贵州平险阻、治沟涧、架桥梁，以通道路”。这一方案疏通了由藏族聚居区边缘入川的捷径，这一捷径正是此前蓝玉不得不放弃的进军路线。不过，这仍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修桥造路之中不得不面对荒无人烟的深山老林和携带疟疾的蚊虫。 ⁴⁸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十月，太祖遣使谕蓝玉曰：“月鲁帖木儿凶顽无识，生死轻重，殊无顾藉。其用事者，杨把事、达达千户二人而已。若大军压境，或有使来，恐是此人，宜即羁之，勿令复去。昔寇恂斩皇甫文而降高峻，用此计也。且月鲁帖木儿其出也，或诡诈以觇我军，不可信之。若知其所在，即遣兵进攻。若来降，密为之防，所谓事起乎所忽，不可不慎。其屯守建昌土军三千人，宜收入营。诸将校亡者，捕送京师。又，苏州去西蕃甚迩，宜早定之。其柏兴州贾哈剌境内摩㱔等部，亦须除其凶渠，然后宥其余众，俾耕牧以供赋税。凡节制军务，惟此最当留意。” ^{4 9}

年底，蓝玉以计诱擒月鲁帖木儿父子，械送南京伏诛。 ⁵⁰ 事后，蓝玉又上关于边防问题的奏议，认为“四川之境，地旷山险，控扼西蕃。连岁蛮夷梗化，盖由军卫少而备御寡也”，因此他建议在川藏诸地增置各处屯卫和千户所。群臣廷议，认为蓝玉的建议是有道理的，宜速行之。蓝玉又奏：“四川军士，少请籍民丁为兵。其长河西朵甘、百夷，地相连属，恃其险远，久不入贡，请兵致讨。”太祖否决了这一提议，认为“籍民为兵甚不可。其民连年供输烦扰，又以壮者为兵，其何以堪”，且若要向朵甘、百夷等地用兵，“非四十万众不可行也”，如此劳民伤财，不如罢征。故此，太祖令蓝玉班师回京，瞿能等亦各还成都。 ⁵¹

前述诸事，只是明朝西翼防线反反复复动乱和发生暴力冲突事件之一斑。而松潘又是这一防线上冲突动乱的集中节点。松潘的海拔相对较高，后勤补给相对困难，但它处在统治羌民（羌人是这一陡峭高原地区的主体居民，笃信本教而非佛教）的要冲之地。太祖在位期间，这里的行政管理一直处在反复调整的状态。这里盗贼横行，民族众多，又是茶马贸易的重要交通之地。在这片风景如画的山林中，小规模的战争冲突总是时不时在上演。 ⁵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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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西域的哈密王兀纳失里正设法与明廷重修旧好。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1393年1月），兀纳失里遣使往南京朝贡马46匹，骡16只。 ⁵³

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三月，太祖遣行人陈诚（此人后来在成祖时期因出使撒马尔罕和哈烈而闻名遐迩）到撒里畏兀儿，重建安定卫指挥使司。表面上看，明军在此设立卫所，直接管理当地，似乎是明目张胆的吞并举动，是对别失八里方面的挑衅。实际上，明朝是应当地的准统治者——阿真川土酋哈昝的请求而采取的行动。在安定王卜烟帖木儿被杀后，撒里畏兀儿式微，蓝玉出兵追击祁者孙时，哈昝等甚至“窜匿山谷不敢出”。为了加强自己在撒里畏兀儿的统治，在太祖的十四子——肃王食封甘州时，哈昝终于遣僧撒儿加藏卜赴甘州，请求明廷重新授予其官职，以安其部属。肃王为之奏请，遂有太祖遣陈诚立安定卫指挥使司，并赐诸土官铜印58枚一事。到了九月，安定卫新任酋长塔孩虎都鲁随陈诚赴阙，朝贡马40匹。 ⁵⁴ 以此观之，明朝在撒里畏兀儿旧地设立卫所，并非为了吞并此地，而是将卫所组织的形式加诸一个异族政权，以此加强其对当地社会的内在控制，进而巩固边防安全。

当然，安定卫之于南京，仍然是山高皇帝远。洪武三十年（1397年）正月，别失八里王黑的儿火者因某些缘故，扣留了太祖派遣的前往撒马尔罕的使臣宽彻。太祖无不悲痛地致书劝谕黑的儿火者，其书略曰：“朕即位三十年，西方诸国商人入我中国互市，边吏未尝阻绝。朕复敕吾吏民，不得持强欺谩番商，由是尔诸国商获厚利，强场无扰，是我中国有大惠与尔诸国也。向者，撒马儿罕商人有漠北者，吾将征北边，执归京师，朕令居中国互市。后知为撒麻儿罕人，遂俱遣还本国。其君长知朝廷恩意，遣使入贡。吾朝廷亦以知其事上之礼，故遣使宽彻等使尔诸国，通好往来，抚以恩信。岂意拘吾使者不遣！吾于诸国，未尝拘留使者一人，而尔拘留吾使，岂礼也哉？是以近年回回入边地者，且留中国互市，待宽彻归，然后遣还。及回回久不得还，称有父母妻子，朕以人思父母妻子，乃其至情。逆人至情，仁者不为，遂不待宽彻归而遣之。是用复遣使赍书往谕，使知朝廷恩意，毋使道路闭塞而启兵端也！” ⁵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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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一系列太祖对甘肃以西数百公里的边防前沿的经略事件看，维护中原安全的任务何等艰巨。不过，与其他地方的情况不同的是，这一方向的冲突多局限于地方性，规模也不大。对此，太祖虽不常加干预，但他绝非对此熟视无睹。

穿过甘肃走廊，西出嘉峪关，即到沙州敦煌——因莫高窟而闻名遐迩的城市。沙州敦煌在肃州以西300公里，这里已经不是明朝直接付诸行政管理的地区。再往西，当地社会的汉人越来越少，而突厥人、藏族人、蒙古族人等诸族人民则越来越多。这些地方有一个特点：愈是缺乏与中原保持政治联系的地方，发生动乱的可能性就越高。

当然，事情也有积极的一面。14世纪70年代中期，位于明朝边防前沿的平凉、庆阳、广昌等州县在人口和生产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增长，可以为戍边部队提供更为殷实的税粮。 ⁵⁶

但是，围绕着甘肃走廊，前元军队和一些地方族群势力持续不断地袭扰明军构建的阵地和军事防御设施。洪武七年（1374年）十月，太祖置凉州卫。洪武十一年（1378年）二月，凉州卫等获前元官吏25人并甘肃等地降者1960人。太祖认为“人性皆可与为善”，因此将他们内徙于平凉府，“使之服我中国圣人之教，渐摩礼义，以革其故俗”。 ⁵⁷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其一，太祖似乎常徙内地民众实边，以便实现对边防前沿州、县、镇、卫的完全控制。这一点后文将会详述。其二，从凉州徙至他处的人很可能不是所谓的“化外之民”，而是汉人，但这些汉人已经或多或少出现“胡化”倾向。明朝从未有向“化外之民”传播儒家思想的政策。因此，在边防前沿，传统儒学思想的影响力较为有限，一些武官将领的后代甚至“多不识字，无从学问”。 出于对这种礼教缺失和文盲蔓延倾向的担忧，明廷决定于“北滨边塞”各卫所置儒学学校，“如府学之制”，至少使武官子弟得以预列科举。 ⁵⁸

洪武十二年（1379年），太祖复置陕西行都指挥使司于庄浪，后西徙至位于甘肃走廊中点的甘州。 ⁵⁹ 军事上，明军以甘州为据点，从灵州到亦集乃（Etzina） 路层层设防，保障西通哈密之路的安全，以便商贾、行人、使者顺利通行。沿途又相继设立驿站，每站置铺马10匹， ⁶⁰ 马匹多来源于河州的茶马贸易。每站置驿夫十一二人，照看铺马之余又兼具务农。明军在此的许多行动非常成功，不少前元将领相继被俘。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十二月，右军都督佥事兼陕西都指挥使聂纬领兵讨把撒川黑章匝番贼，斩首472人，获马1400多匹，牛羊6890余头。 ⁶¹ 明军的训练和推进速度极快。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九月，太祖沿着甘肃走廊，从巩昌到凉州再到甘肃镇，“凡百二十里以上者中增一驿”，总共新增了29处驿站，每站以秦州、河州所市马30匹分给之，又令有司于附近民籍中招募驿夫管理。 ⁶² “胡虏”（可能指蒙古人）的侵扰促使明廷又进一步命令精锐的骑兵部队加强沿边巡防，特别是在春耕、秋收时节。 ⁶³ 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陕西行都指挥使司都指挥佥事张豫又上疏朝廷：“肃州卫军粮，每月于凉州卫关给，往复二千余里，甚为劳费。请以甘州见收盐粮支给便。又，凉州、肃州马驿及递运所见役恩军，多系曾经籍没之人，所以衣食不给，往往逃故。继今请于弛刑编军之徒免没家财，其见役者，再乞人给月粮三斗。”太祖接受了张豫的建议，并令在此基础上增给他们冬衣。 ⁶⁴ 如上文所举的例子，都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有关明初西北边防日常真实而又碎片化的图画。

同时，太祖还启用老战友耿炳文坐镇西安、督抚陕西，以协助太祖处理西北边疆事务。耿炳文在陕西一直从洪武二年（1369年）待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后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到洪武三十年（1397年）复镇陕西。在任期间，耿炳文能兼及民生与边疆事务。与蓝玉不同的是，耿炳文低调而谦逊，更像一名坐镇一方、运筹帷幄的统帅，而非行军打仗、冲锋陷阵的将军。 ^{6 5} 我们难免会从南京与西北边疆经年累月的庞杂的公文奏议中形成这么一种印象：西北边疆地区充斥着暴力、腐败和贫穷。但这种看法并未尽然。毕竟，明朝政府仍相对尽责地处理和解决出现的每一个问题，所以我们才会看到这些经过传递的公文奏议被摆在皇帝和群臣面前。因此，我们选择从史料中的某场局部战争，某次补给缺失或某种指挥失当的细节出发，而非以一种宏大叙事的视角来看待这段历史。那种宏大叙事的视角固然使我们看到这一巨大保护罩 长期发挥作用的一面，却常忽略了卷涉其中的人所遭受的无尽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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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甘肃走廊的东北方向，是如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首府银川，明时称宁夏。宁夏位于西安以北约500公里的黄河西岸。洪武六年（1373年），太仆寺丞梁埜仙帖木儿（汉姓蒙名的情况似乎暗示他是蒙汉杂居的宁夏本地人）提出重建宁夏的建议，因为这里在元明易代之际毁于战火。他说：“黄河迤北宁夏所辖境内及四川，西南至船城，东北至塔滩，相去八百里。土田膏沃，舟楫通行，宜命重将镇之。俾招集流亡务农屯田，什一取税，兼行中盐之法，可使军民足食。”太祖从其所言，宁夏的复建工作正式开展。 ⁶⁶ NfcGnAo9K0oELc/YpBtRHG6IpZA4yngydaGIDMYvuPTYyMbzdB6rDUYL/CK48k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