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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察御史刘佶，作为中级文官群体中的一位记述者，在其《北巡私记》
中，讲述了蒙古帝国在中原的最后余晖。从成吉思汗的世界帝国，到忽必烈的中原王朝，一切已经烟消云散。如今，它又轮回般地回到一个多世纪前的起点。在中原，取代元朝的是农民出身的朱元璋。他是明朝的肇基者，庙号“太祖”。元末17年乱世纷争，最终由明军一举攻克元廷所在的大都而终结。
元至正二十八年、明洪武元年（1368年）闰七月二十八日，元廷仓皇逃离大都。是日，元顺帝妥懽帖睦尔在清宁殿最后一次召见群臣。他告诉群臣，即日起驾，驻跸上都（在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上都，位于大都以北约300公里的地方，某种意义上讲，它是元朝的夏都。
群臣鸦雀无声，没有人能提出更好的解决方案。这时，知枢密院事哈剌章力主留守大都，并死战至援军来救。顺帝说：“扩廓帖木儿远在太原，何援兵之可待也？”顺帝以此拒绝了哈剌章的建议。是夜，顺帝带着后妃、皇太子、皇太子妃以及文武百官、扈从侍卫等，星夜起驾前往上都，离开了这座他的先祖经营了一个多世纪的都城。当然，被留在那座城墙高耸的都城里的，还有很多人。数日间淫雨霏霏，道路泥泞，天气大寒，百官雨行，有些人甚至冻死在逃亡途中。
八月初五，逃跑中的顺帝得知大都已陷于“贼”，而这个“贼”，正是新兴的明朝。又十天，顺帝一行抵达上都，却发现“经红贼
焚掠”后的上都只剩断壁残垣，难以驻跸。顺帝设法遣使与地方上已经半独立的割据军阀取得联系，其中就包括在山西的扩廓帖木儿和在辽东
的纳哈出。同时，他还希望从高丽获得援助。元廷还在讨论重整朝纲和规复中原的可能性，但大多数官员对此感到沮丧。雪上加霜的是，高丽和纳哈出方面非但无法提供援兵，反而兵戎相见。元至正二十九年、明洪武二年（1369年）二月，元丞相也速率兵4万突击大都以东30公里的通州，但明军固守，也速丞相未能攻下。春夏之交，“贼将”常遇春对逃亡中的元廷发起进攻，并于六月初五击溃了与之对阵的元军。元廷深感不安，决定向哈剌和林所在的西北方向后撤1300多公里，并试图重新组织政权，规复中原。六月十七日，明军攻陷上都。八月初四，尽管常遇春停止继续追击元廷，但他已经俘获了成千上万士兵和辎重，此外还有马3000匹，牛5万头。如所记不差，元廷在此次逃亡中损失惨重。
刘佶的记载截止于元至正三十年、明洪武三年（1370年）正月十一日。 1 数年后，流亡的元廷最终承认天命已去，中原不再，但掌权者似乎仍认为他们还有从“反贼”手中夺回中原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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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的防线总计超过1.1万公里，这其中还包含东南亚陆地边防和太平洋海防，并非只有北境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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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客观地讲，北境之外有更多虎视眈眈的势力，无时无刻不垂涎着中原的人力物力。从川藏交界的松潘卫，到远达辽东、渤海湾的山海关，明朝的北境防线形成一张总长超过2700公里的巨大弧网。这一防线贯穿陡峭而不结冰的高山、沉积作用下形成的风积土所组成的圆丘、沙漠、草原和森林。在这一巨弧之外，居住着许多非汉族人。这些民族在明代常被笼统地称为“蕃”（又作“番”“土番”，藏族或与其相近的民族）、回族、土达（蒙古族的一个分支，亦作“土鞑”）、卫拉特蒙古（瓦剌）、鞑靼和女真，这些称呼一般仅是为了区分某些不同的族群。这些居住在北境防线周边的人，对明朝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不过，明军的步兵、骑兵和火器兵通常并不主动出击去争夺分寸之地，而是躲在沿线的防御城堡中，牢牢固守明朝的畿辅重地（腹里）
，使之免遭骚扰侵袭。总的来说，在明朝享国276年间，这一防御体系基本上是发挥作用的。除去相当重大的失误和若干噩梦般的溃败外，明朝政府基本守住了这一防线。本书即试图解释明朝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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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沿着北境防线自西向东游历，我们至少会遇到三处生态、民族风情各异的区域。其中，最复杂的一处位于西段。在那里，汉民与藏民杂居，游牧聚居点和藏传佛教寺庙星罗棋布。同时，在当地居住的群体还有土达、回族、瓦剌，以及来自中原或中亚的群体。这种杂居状态极不稳定，不同群体间出现暴力冲突的情况司空见惯。中段，则是鞑靼人（即蒙古人）为主体的居民。这是一个贵族游牧社会，其统治者宣称自己是来自成吉思汗或忽必烈汗的孛儿只斤黄金家族成员。直到17世纪女真崛起之前，鞑靼人一直是明朝最大的威胁。东段的主体居民是内斗不断、相互倾轧的女真诸部。在这儿，女真诸部被夹在位于其南部的高丽（朝鲜）和位于其西北部的鞑靼之间，尽管他们彼此之间可能时而结盟时而斗争，但两败俱伤的局面显然更有利于明朝。总的来说，在明朝接近覆亡以前，东段防线的形势虽令人忧虑，但大体是可控的。
我们从西段防线开始讲起。在这儿我们能看到，在一位当时最有权势的独裁者（与他同时期的帖木儿缺乏老谋深算的品质和天才般的组织能力）
的领导下，明朝是如何一步步向西北方向的境外展示其军威浩荡的一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