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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1368—1644年），享国276年的东亚强国。在这276年中，明朝无时无刻不在设法防范其边防所面临的巨大威胁——来自内陆亚洲草原深处的“骑射手”。对此，本书试图说明的问题抛引如下：明朝，一个缺乏现代交通和通信手段的前工业社会，是如何在跨度如此之长的时间里成功守卫其超过2700公里的北境防线的？答案当然无法简单地在军事史、政治史、经济史、火器发展史或长城修建史中得到，而要从一连串经年累月的事件叙述中去总结，从一系列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涉及为迟滞对中原永无止息的袭扰，消除事关存亡威胁的战事、谋略、决策、行动的史实中去发现。从这个角度看，本书又可说是一部明朝的国家安全史。设若当年明朝未能成功守住北境防线，那么东亚的历史或许会向我们无法预料的方向发展。也许中原北部会逐渐从混乱无序中诞生一个带有多元色彩的区域政权，对近现代历史进行难以想象的改写。
本书的研究依托大量关涉其时其事的史料，如《明实录》《国榷》等。此外，亲历者、事涉官吏人等的记述、文集，事关边防的奏议、则例等亦可作为所依托史料的一部分。因为上至庙堂之上的圣君贤相，下至地方督抚和前线将士，所有人无不对明朝的边防安全倾注大量心血和精力，故而相关史料浩如烟海，本书亦难以一一囊括其中。
从长时段看，层出不穷的边防安全事件可分为三个典型时期。第一个典型时期在洪武元年（1368年）到宣德十年（1435年），这一时期，明朝皇帝掌控着全局。太祖、永乐皇帝和继任的宣德皇帝以其恩威之势主导着东半球大部的政治格局。太祖和永乐皇帝还曾先后11次大规模远征漠北，这使得鞑靼人（即当时的蒙古人）
几乎不怀疑中原政权也具备远程作战的能力。
第二个典型时期在正统十四年（1449年）后。是年，瓦剌领袖也先在土木堡俘虏了年轻的英宗皇帝，这一事件成为一大转折点。此后直到隆庆五年（1571年），明朝逐渐由攻转守，在防线上构筑大量军事防御设施。这一时期，皇帝难以恩泽天下，明朝逐渐转向内敛并采取闭关锁国政策，“华夷之辨”的保守思想抬头，渐次取代此前“天下一家”的开放包容氛围。这一趋势在嘉靖皇帝在位时（1521—1567年）达到峰值，中原因而变成一个固若金汤的“大堡垒”。
到了隆庆四年（1570年），博学鸿儒邓球便对这一转折有过如下论述：
国初，岁冬命诸王巡边，远涉不毛，校猎而还，谓之肃清沙漠，遂岁为常。宣德五年冬十月，车驾巡边，至于宣府，犹有遗意焉。盖正统己巳以后，不复闻矣。弘治中，北虏犯边甚急，孝宗皇帝锐意亲征。时大学士刘健等力谏，乃寝。或曰国初胡力方衰，而我之兵食强富，至此已非初时之边备。且虏之生息渐蕃而力勍也，盖正统以来，于各边止设巡抚等官，岁出防秋。伏读《大明会典》曰，凡“每岁七月，兵部请敕各边遣官军往虏人出没之地三五百里外，乘风纵火，烧野草以绝胡马，名曰‘烧荒’。事毕，以拨过官军，烧过地方造册邀奏”，是防秋之意也。夫欲防其在彼，而不备其在我。主将且怀畏虏之心，则亦岁终举应故事以塞责耳，而况三五百里云乎哉？ 1
该段文字引自邓球关于北境防线《九边六关总说》的前序。幸而有这篇《总说》，明人乃至于今人，才有机会了解彼时明朝政府在维护边防安全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亦才有机会探讨为何早期这一良好局势会在此后逐步恶化。
第三个典型时期始于隆庆五年（1571年）明朝与俺答汗达成和解这一事件。和解使万历皇帝得以压缩原本耗费在北境防线上的财政、资源，转而将之投入万历援朝战役（朝鲜壬辰卫国战争）等其他一系列战争中。
这一局面持续了大约30年。当万历皇帝和他体弱多病的继任者泰昌皇帝无法有效应对辽东防线附近女真部（别称朱里真、女贞、女直）努尔哈赤的崛起时，这一局面就被打破了。对于明朝而言，努尔哈赤无疑是一个异常强大的敌人，不过明朝1644年的崩溃并非完全由于努尔哈赤，更重要的，是当时席卷中原、此起彼伏的起义。
明朝的文武百僚也年复一年地尝试制止这一切的发生，力求保全中原，使畿辅重地远离前线，使他们眼中的“文明社会”能够一直免遭游牧骑兵的侵扰。而现在，巨浪滔天袭来，改变了历史发展的进程，掩盖了原本大大小小的社会矛盾旋涡；掩盖了所有曾经为边防安全所作出的努力；同时也淹没了党争、失策、腐败、民役和粮荒；淹没了数不胜数的苦难噩梦和血流成河。本书的立论依据，便是在这历史长河中每一名亲身经历者的所见所感、所思所想、所作所为。
自1893年璞科第（Dmitrii Pokotilov）首次出版《明代东蒙古史（1368—1635年）》以来，还未有如本书这样对此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的作品问世。其他研究者对此问题的聚焦关注往往与本书迥异。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1940年初版）探讨了游牧民族生存所倚赖的生态圈。托马斯·J.巴菲尔德（Thomas J.Barfield）的《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公元前221—1757年）》（1989年初版）一书视域广阔，但其关注点侧重在草原本身，对中原的重视程度反而不够。与之观点相类的还有莫里斯·罗萨比（Morris Rossabi）的《中国与内陆亚洲：从1368年至今》（1975年初版），谢钦·札奇斯钦（Sechin Jagchid）与凡杰·西蒙斯（Van Jay Symons）合著的《长城沿边的和平、战争与贸易：两千年来游牧人群与中国之互动》（1989年初版）等。林霨（Arthur Waldron）的《长城：从历史到神话》（1990年初版）致力于关注中国悠久的历史，但是，如果将其关注的边境长城置于中原对草原世代侵袭的反应的大框架下，则可以发现，边境长城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且不是最重要的部分。
以此观之，研究就有了继续可资发挥的空间，大量丰富翔实的史料正有待当代研究者的关注和开发。这些史料能够向他们提供大量关于明朝在两个多世纪里如何应对边防安全挑战的技术，而这也正是笔者一字一句撰写本书的根据。总之，笔者希望那些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参与者都能够记述下他们所遭遇的事。笔者认为，以此为契机去了解历史事件始末，未失为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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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此对约翰·达第斯（George Dardess）、傅玉波（Vickie Fu Doll）、帕姆·勒罗（Pam Le Row）的帮助致以诚挚谢意，同时也对苏珊·麦凯克伦（Susan McEachern）、贾尼丝·布朗斯坦（Janice Braunstein）、凯特琳·特纳（Katelyn Turner）、马特·埃文斯（Matt Evans）以及罗曼和利特尔菲尔德（Rowman & Littlefield）出版社的高效专业致以诚挚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