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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1368—1644年），享国276年的东亚强国。在这276年中，明朝无时无刻不在设法防范其边防所面临的巨大威胁——来自内陆亚洲草原深处的“骑射手”。对此，本书试图说明的问题抛引如下：明朝，一个缺乏现代交通和通信手段的前工业社会，是如何在跨度如此之长的时间里成功守卫其超过2700公里的北境防线的？答案当然无法简单地在军事史、政治史、经济史、火器发展史或长城修建史中得到，而要从一连串经年累月的事件叙述中去总结，从一系列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涉及为迟滞对中原永无止息的袭扰，消除事关存亡威胁的战事、谋略、决策、行动的史实中去发现。从这个角度看，本书又可说是一部明朝的国家安全史。设若当年明朝未能成功守住北境防线，那么东亚的历史或许会向我们无法预料的方向发展。也许中原北部会逐渐从混乱无序中诞生一个带有多元色彩的区域政权，对近现代历史进行难以想象的改写。
本书的研究依托大量关涉其时其事的史料，如《明实录》《国榷》等。此外，亲历者、事涉官吏人等的记述、文集，事关边防的奏议、则例等亦可作为所依托史料的一部分。因为上至庙堂之上的圣君贤相，下至地方督抚和前线将士，所有人无不对明朝的边防安全倾注大量心血和精力，故而相关史料浩如烟海，本书亦难以一一囊括其中。
从长时段看，层出不穷的边防安全事件可分为三个典型时期。第一个典型时期在洪武元年（1368年）到宣德十年（1435年），这一时期，明朝皇帝掌控着全局。太祖、永乐皇帝和继任的宣德皇帝以其恩威之势主导着东半球大部的政治格局。太祖和永乐皇帝还曾先后11次大规模远征漠北，这使得鞑靼人（即当时的蒙古人）
几乎不怀疑中原政权也具备远程作战的能力。
第二个典型时期在正统十四年（1449年）后。是年，瓦剌领袖也先在土木堡俘虏了年轻的英宗皇帝，这一事件成为一大转折点。此后直到隆庆五年（1571年），明朝逐渐由攻转守，在防线上构筑大量军事防御设施。这一时期，皇帝难以恩泽天下，明朝逐渐转向内敛并采取闭关锁国政策，“华夷之辨”的保守思想抬头，渐次取代此前“天下一家”的开放包容氛围。这一趋势在嘉靖皇帝在位时（1521—1567年）达到峰值，中原因而变成一个固若金汤的“大堡垒”。
到了隆庆四年（1570年），博学鸿儒邓球便对这一转折有过如下论述：
国初，岁冬命诸王巡边，远涉不毛，校猎而还，谓之肃清沙漠，遂岁为常。宣德五年冬十月，车驾巡边，至于宣府，犹有遗意焉。盖正统己巳以后，不复闻矣。弘治中，北虏犯边甚急，孝宗皇帝锐意亲征。时大学士刘健等力谏，乃寝。或曰国初胡力方衰，而我之兵食强富，至此已非初时之边备。且虏之生息渐蕃而力勍也，盖正统以来，于各边止设巡抚等官，岁出防秋。伏读《大明会典》曰，凡“每岁七月，兵部请敕各边遣官军往虏人出没之地三五百里外，乘风纵火，烧野草以绝胡马，名曰‘烧荒’。事毕，以拨过官军，烧过地方造册邀奏”，是防秋之意也。夫欲防其在彼，而不备其在我。主将且怀畏虏之心，则亦岁终举应故事以塞责耳，而况三五百里云乎哉？ 1
该段文字引自邓球关于北境防线《九边六关总说》的前序。幸而有这篇《总说》，明人乃至于今人，才有机会了解彼时明朝政府在维护边防安全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亦才有机会探讨为何早期这一良好局势会在此后逐步恶化。
第三个典型时期始于隆庆五年（1571年）明朝与俺答汗达成和解这一事件。和解使万历皇帝得以压缩原本耗费在北境防线上的财政、资源，转而将之投入万历援朝战役（朝鲜壬辰卫国战争）等其他一系列战争中。
这一局面持续了大约30年。当万历皇帝和他体弱多病的继任者泰昌皇帝无法有效应对辽东防线附近女真部（别称朱里真、女贞、女直）努尔哈赤的崛起时，这一局面就被打破了。对于明朝而言，努尔哈赤无疑是一个异常强大的敌人，不过明朝1644年的崩溃并非完全由于努尔哈赤，更重要的，是当时席卷中原、此起彼伏的起义。
明朝的文武百僚也年复一年地尝试制止这一切的发生，力求保全中原，使畿辅重地远离前线，使他们眼中的“文明社会”能够一直免遭游牧骑兵的侵扰。而现在，巨浪滔天袭来，改变了历史发展的进程，掩盖了原本大大小小的社会矛盾旋涡；掩盖了所有曾经为边防安全所作出的努力；同时也淹没了党争、失策、腐败、民役和粮荒；淹没了数不胜数的苦难噩梦和血流成河。本书的立论依据，便是在这历史长河中每一名亲身经历者的所见所感、所思所想、所作所为。
自1893年璞科第（Dmitrii Pokotilov）首次出版《明代东蒙古史（1368—1635年）》以来，还未有如本书这样对此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的作品问世。其他研究者对此问题的聚焦关注往往与本书迥异。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1940年初版）探讨了游牧民族生存所倚赖的生态圈。托马斯·J.巴菲尔德（Thomas J.Barfield）的《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公元前221—1757年）》（1989年初版）一书视域广阔，但其关注点侧重在草原本身，对中原的重视程度反而不够。与之观点相类的还有莫里斯·罗萨比（Morris Rossabi）的《中国与内陆亚洲：从1368年至今》（1975年初版），谢钦·札奇斯钦（Sechin Jagchid）与凡杰·西蒙斯（Van Jay Symons）合著的《长城沿边的和平、战争与贸易：两千年来游牧人群与中国之互动》（1989年初版）等。林霨（Arthur Waldron）的《长城：从历史到神话》（1990年初版）致力于关注中国悠久的历史，但是，如果将其关注的边境长城置于中原对草原世代侵袭的反应的大框架下，则可以发现，边境长城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且不是最重要的部分。
以此观之，研究就有了继续可资发挥的空间，大量丰富翔实的史料正有待当代研究者的关注和开发。这些史料能够向他们提供大量关于明朝在两个多世纪里如何应对边防安全挑战的技术，而这也正是笔者一字一句撰写本书的根据。总之，笔者希望那些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参与者都能够记述下他们所遭遇的事。笔者认为，以此为契机去了解历史事件始末，未失为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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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此对约翰·达第斯（George Dardess）、傅玉波（Vickie Fu Doll）、帕姆·勒罗（Pam Le Row）的帮助致以诚挚谢意，同时也对苏珊·麦凯克伦（Susan McEachern）、贾尼丝·布朗斯坦（Janice Braunstein）、凯特琳·特纳（Katelyn Turner）、马特·埃文斯（Matt Evans）以及罗曼和利特尔菲尔德（Rowman & Littlefield）出版社的高效专业致以诚挚谢意。
监察御史刘佶，作为中级文官群体中的一位记述者，在其《北巡私记》
中，讲述了蒙古帝国在中原的最后余晖。从成吉思汗的世界帝国，到忽必烈的中原王朝，一切已经烟消云散。如今，它又轮回般地回到一个多世纪前的起点。在中原，取代元朝的是农民出身的朱元璋。他是明朝的肇基者，庙号“太祖”。元末17年乱世纷争，最终由明军一举攻克元廷所在的大都而终结。
元至正二十八年、明洪武元年（1368年）闰七月二十八日，元廷仓皇逃离大都。是日，元顺帝妥懽帖睦尔在清宁殿最后一次召见群臣。他告诉群臣，即日起驾，驻跸上都（在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上都，位于大都以北约300公里的地方，某种意义上讲，它是元朝的夏都。
群臣鸦雀无声，没有人能提出更好的解决方案。这时，知枢密院事哈剌章力主留守大都，并死战至援军来救。顺帝说：“扩廓帖木儿远在太原，何援兵之可待也？”顺帝以此拒绝了哈剌章的建议。是夜，顺帝带着后妃、皇太子、皇太子妃以及文武百官、扈从侍卫等，星夜起驾前往上都，离开了这座他的先祖经营了一个多世纪的都城。当然，被留在那座城墙高耸的都城里的，还有很多人。数日间淫雨霏霏，道路泥泞，天气大寒，百官雨行，有些人甚至冻死在逃亡途中。
八月初五，逃跑中的顺帝得知大都已陷于“贼”，而这个“贼”，正是新兴的明朝。又十天，顺帝一行抵达上都，却发现“经红贼
焚掠”后的上都只剩断壁残垣，难以驻跸。顺帝设法遣使与地方上已经半独立的割据军阀取得联系，其中就包括在山西的扩廓帖木儿和在辽东
的纳哈出。同时，他还希望从高丽获得援助。元廷还在讨论重整朝纲和规复中原的可能性，但大多数官员对此感到沮丧。雪上加霜的是，高丽和纳哈出方面非但无法提供援兵，反而兵戎相见。元至正二十九年、明洪武二年（1369年）二月，元丞相也速率兵4万突击大都以东30公里的通州，但明军固守，也速丞相未能攻下。春夏之交，“贼将”常遇春对逃亡中的元廷发起进攻，并于六月初五击溃了与之对阵的元军。元廷深感不安，决定向哈剌和林所在的西北方向后撤1300多公里，并试图重新组织政权，规复中原。六月十七日，明军攻陷上都。八月初四，尽管常遇春停止继续追击元廷，但他已经俘获了成千上万士兵和辎重，此外还有马3000匹，牛5万头。如所记不差，元廷在此次逃亡中损失惨重。
刘佶的记载截止于元至正三十年、明洪武三年（1370年）正月十一日。 1 数年后，流亡的元廷最终承认天命已去，中原不再，但掌权者似乎仍认为他们还有从“反贼”手中夺回中原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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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的防线总计超过1.1万公里，这其中还包含东南亚陆地边防和太平洋海防，并非只有北境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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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客观地讲，北境之外有更多虎视眈眈的势力，无时无刻不垂涎着中原的人力物力。从川藏交界的松潘卫，到远达辽东、渤海湾的山海关，明朝的北境防线形成一张总长超过2700公里的巨大弧网。这一防线贯穿陡峭而不结冰的高山、沉积作用下形成的风积土所组成的圆丘、沙漠、草原和森林。在这一巨弧之外，居住着许多非汉族人。这些民族在明代常被笼统地称为“蕃”（又作“番”“土番”，藏族或与其相近的民族）、回族、土达（蒙古族的一个分支，亦作“土鞑”）、卫拉特蒙古（瓦剌）、鞑靼和女真，这些称呼一般仅是为了区分某些不同的族群。这些居住在北境防线周边的人，对明朝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不过，明军的步兵、骑兵和火器兵通常并不主动出击去争夺分寸之地，而是躲在沿线的防御城堡中，牢牢固守明朝的畿辅重地（腹里）
，使之免遭骚扰侵袭。总的来说，在明朝享国276年间，这一防御体系基本上是发挥作用的。除去相当重大的失误和若干噩梦般的溃败外，明朝政府基本守住了这一防线。本书即试图解释明朝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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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沿着北境防线自西向东游历，我们至少会遇到三处生态、民族风情各异的区域。其中，最复杂的一处位于西段。在那里，汉民与藏民杂居，游牧聚居点和藏传佛教寺庙星罗棋布。同时，在当地居住的群体还有土达、回族、瓦剌，以及来自中原或中亚的群体。这种杂居状态极不稳定，不同群体间出现暴力冲突的情况司空见惯。中段，则是鞑靼人（即蒙古人）为主体的居民。这是一个贵族游牧社会，其统治者宣称自己是来自成吉思汗或忽必烈汗的孛儿只斤黄金家族成员。直到17世纪女真崛起之前，鞑靼人一直是明朝最大的威胁。东段的主体居民是内斗不断、相互倾轧的女真诸部。在这儿，女真诸部被夹在位于其南部的高丽（朝鲜）和位于其西北部的鞑靼之间，尽管他们彼此之间可能时而结盟时而斗争，但两败俱伤的局面显然更有利于明朝。总的来说，在明朝接近覆亡以前，东段防线的形势虽令人忧虑，但大体是可控的。
我们从西段防线开始讲起。在这儿我们能看到，在一位当时最有权势的独裁者（与他同时期的帖木儿缺乏老谋深算的品质和天才般的组织能力）
的领导下，明朝是如何一步步向西北方向的境外展示其军威浩荡的一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