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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1368—1644年），享国276年的东亚强国。在这276年中，明朝无时无刻不在设法防范其边防所面临的巨大威胁——来自内陆亚洲草原深处的“骑射手”。对此，本书试图说明的问题抛引如下：明朝，一个缺乏现代交通和通信手段的前工业社会，是如何在跨度如此之长的时间里成功守卫其超过2700公里的北境防线的？答案当然无法简单地在军事史、政治史、经济史、火器发展史或长城修建史中得到，而要从一连串经年累月的事件叙述中去总结，从一系列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涉及为迟滞对中原永无止息的袭扰，消除事关存亡威胁的战事、谋略、决策、行动的史实中去发现。从这个角度看，本书又可说是一部明朝的国家安全史。设若当年明朝未能成功守住北境防线，那么东亚的历史或许会向我们无法预料的方向发展。也许中原北部会逐渐从混乱无序中诞生一个带有多元色彩的区域政权，对近现代历史进行难以想象的改写。
本书的研究依托大量关涉其时其事的史料，如《明实录》《国榷》等。此外，亲历者、事涉官吏人等的记述、文集，事关边防的奏议、则例等亦可作为所依托史料的一部分。因为上至庙堂之上的圣君贤相，下至地方督抚和前线将士，所有人无不对明朝的边防安全倾注大量心血和精力，故而相关史料浩如烟海，本书亦难以一一囊括其中。
从长时段看，层出不穷的边防安全事件可分为三个典型时期。第一个典型时期在洪武元年（1368年）到宣德十年（1435年），这一时期，明朝皇帝掌控着全局。太祖、永乐皇帝和继任的宣德皇帝以其恩威之势主导着东半球大部的政治格局。太祖和永乐皇帝还曾先后11次大规模远征漠北，这使得鞑靼人（即当时的蒙古人）
几乎不怀疑中原政权也具备远程作战的能力。
第二个典型时期在正统十四年（1449年）后。是年，瓦剌领袖也先在土木堡俘虏了年轻的英宗皇帝，这一事件成为一大转折点。此后直到隆庆五年（1571年），明朝逐渐由攻转守，在防线上构筑大量军事防御设施。这一时期，皇帝难以恩泽天下，明朝逐渐转向内敛并采取闭关锁国政策，“华夷之辨”的保守思想抬头，渐次取代此前“天下一家”的开放包容氛围。这一趋势在嘉靖皇帝在位时（1521—1567年）达到峰值，中原因而变成一个固若金汤的“大堡垒”。
到了隆庆四年（1570年），博学鸿儒邓球便对这一转折有过如下论述：
国初，岁冬命诸王巡边，远涉不毛，校猎而还，谓之肃清沙漠，遂岁为常。宣德五年冬十月，车驾巡边，至于宣府，犹有遗意焉。盖正统己巳以后，不复闻矣。弘治中，北虏犯边甚急，孝宗皇帝锐意亲征。时大学士刘健等力谏，乃寝。或曰国初胡力方衰，而我之兵食强富，至此已非初时之边备。且虏之生息渐蕃而力勍也，盖正统以来，于各边止设巡抚等官，岁出防秋。伏读《大明会典》曰，凡“每岁七月，兵部请敕各边遣官军往虏人出没之地三五百里外，乘风纵火，烧野草以绝胡马，名曰‘烧荒’。事毕，以拨过官军，烧过地方造册邀奏”，是防秋之意也。夫欲防其在彼，而不备其在我。主将且怀畏虏之心，则亦岁终举应故事以塞责耳，而况三五百里云乎哉？ 1
该段文字引自邓球关于北境防线《九边六关总说》的前序。幸而有这篇《总说》，明人乃至于今人，才有机会了解彼时明朝政府在维护边防安全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亦才有机会探讨为何早期这一良好局势会在此后逐步恶化。
第三个典型时期始于隆庆五年（1571年）明朝与俺答汗达成和解这一事件。和解使万历皇帝得以压缩原本耗费在北境防线上的财政、资源，转而将之投入万历援朝战役（朝鲜壬辰卫国战争）等其他一系列战争中。
这一局面持续了大约30年。当万历皇帝和他体弱多病的继任者泰昌皇帝无法有效应对辽东防线附近女真部（别称朱里真、女贞、女直）努尔哈赤的崛起时，这一局面就被打破了。对于明朝而言，努尔哈赤无疑是一个异常强大的敌人，不过明朝1644年的崩溃并非完全由于努尔哈赤，更重要的，是当时席卷中原、此起彼伏的起义。
明朝的文武百僚也年复一年地尝试制止这一切的发生，力求保全中原，使畿辅重地远离前线，使他们眼中的“文明社会”能够一直免遭游牧骑兵的侵扰。而现在，巨浪滔天袭来，改变了历史发展的进程，掩盖了原本大大小小的社会矛盾旋涡；掩盖了所有曾经为边防安全所作出的努力；同时也淹没了党争、失策、腐败、民役和粮荒；淹没了数不胜数的苦难噩梦和血流成河。本书的立论依据，便是在这历史长河中每一名亲身经历者的所见所感、所思所想、所作所为。
自1893年璞科第（Dmitrii Pokotilov）首次出版《明代东蒙古史（1368—1635年）》以来，还未有如本书这样对此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的作品问世。其他研究者对此问题的聚焦关注往往与本书迥异。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1940年初版）探讨了游牧民族生存所倚赖的生态圈。托马斯·J.巴菲尔德（Thomas J.Barfield）的《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公元前221—1757年）》（1989年初版）一书视域广阔，但其关注点侧重在草原本身，对中原的重视程度反而不够。与之观点相类的还有莫里斯·罗萨比（Morris Rossabi）的《中国与内陆亚洲：从1368年至今》（1975年初版），谢钦·札奇斯钦（Sechin Jagchid）与凡杰·西蒙斯（Van Jay Symons）合著的《长城沿边的和平、战争与贸易：两千年来游牧人群与中国之互动》（1989年初版）等。林霨（Arthur Waldron）的《长城：从历史到神话》（1990年初版）致力于关注中国悠久的历史，但是，如果将其关注的边境长城置于中原对草原世代侵袭的反应的大框架下，则可以发现，边境长城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且不是最重要的部分。
以此观之，研究就有了继续可资发挥的空间，大量丰富翔实的史料正有待当代研究者的关注和开发。这些史料能够向他们提供大量关于明朝在两个多世纪里如何应对边防安全挑战的技术，而这也正是笔者一字一句撰写本书的根据。总之，笔者希望那些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参与者都能够记述下他们所遭遇的事。笔者认为，以此为契机去了解历史事件始末，未失为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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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此对约翰·达第斯（George Dardess）、傅玉波（Vickie Fu Doll）、帕姆·勒罗（Pam Le Row）的帮助致以诚挚谢意，同时也对苏珊·麦凯克伦（Susan McEachern）、贾尼丝·布朗斯坦（Janice Braunstein）、凯特琳·特纳（Katelyn Turner）、马特·埃文斯（Matt Evans）以及罗曼和利特尔菲尔德（Rowman & Littlefield）出版社的高效专业致以诚挚谢意。
监察御史刘佶，作为中级文官群体中的一位记述者，在其《北巡私记》
中，讲述了蒙古帝国在中原的最后余晖。从成吉思汗的世界帝国，到忽必烈的中原王朝，一切已经烟消云散。如今，它又轮回般地回到一个多世纪前的起点。在中原，取代元朝的是农民出身的朱元璋。他是明朝的肇基者，庙号“太祖”。元末17年乱世纷争，最终由明军一举攻克元廷所在的大都而终结。
元至正二十八年、明洪武元年（1368年）闰七月二十八日，元廷仓皇逃离大都。是日，元顺帝妥懽帖睦尔在清宁殿最后一次召见群臣。他告诉群臣，即日起驾，驻跸上都（在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上都，位于大都以北约300公里的地方，某种意义上讲，它是元朝的夏都。
群臣鸦雀无声，没有人能提出更好的解决方案。这时，知枢密院事哈剌章力主留守大都，并死战至援军来救。顺帝说：“扩廓帖木儿远在太原，何援兵之可待也？”顺帝以此拒绝了哈剌章的建议。是夜，顺帝带着后妃、皇太子、皇太子妃以及文武百官、扈从侍卫等，星夜起驾前往上都，离开了这座他的先祖经营了一个多世纪的都城。当然，被留在那座城墙高耸的都城里的，还有很多人。数日间淫雨霏霏，道路泥泞，天气大寒，百官雨行，有些人甚至冻死在逃亡途中。
八月初五，逃跑中的顺帝得知大都已陷于“贼”，而这个“贼”，正是新兴的明朝。又十天，顺帝一行抵达上都，却发现“经红贼
焚掠”后的上都只剩断壁残垣，难以驻跸。顺帝设法遣使与地方上已经半独立的割据军阀取得联系，其中就包括在山西的扩廓帖木儿和在辽东
的纳哈出。同时，他还希望从高丽获得援助。元廷还在讨论重整朝纲和规复中原的可能性，但大多数官员对此感到沮丧。雪上加霜的是，高丽和纳哈出方面非但无法提供援兵，反而兵戎相见。元至正二十九年、明洪武二年（1369年）二月，元丞相也速率兵4万突击大都以东30公里的通州，但明军固守，也速丞相未能攻下。春夏之交，“贼将”常遇春对逃亡中的元廷发起进攻，并于六月初五击溃了与之对阵的元军。元廷深感不安，决定向哈剌和林所在的西北方向后撤1300多公里，并试图重新组织政权，规复中原。六月十七日，明军攻陷上都。八月初四，尽管常遇春停止继续追击元廷，但他已经俘获了成千上万士兵和辎重，此外还有马3000匹，牛5万头。如所记不差，元廷在此次逃亡中损失惨重。
刘佶的记载截止于元至正三十年、明洪武三年（1370年）正月十一日。 1 数年后，流亡的元廷最终承认天命已去，中原不再，但掌权者似乎仍认为他们还有从“反贼”手中夺回中原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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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的防线总计超过1.1万公里，这其中还包含东南亚陆地边防和太平洋海防，并非只有北境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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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客观地讲，北境之外有更多虎视眈眈的势力，无时无刻不垂涎着中原的人力物力。从川藏交界的松潘卫，到远达辽东、渤海湾的山海关，明朝的北境防线形成一张总长超过2700公里的巨大弧网。这一防线贯穿陡峭而不结冰的高山、沉积作用下形成的风积土所组成的圆丘、沙漠、草原和森林。在这一巨弧之外，居住着许多非汉族人。这些民族在明代常被笼统地称为“蕃”（又作“番”“土番”，藏族或与其相近的民族）、回族、土达（蒙古族的一个分支，亦作“土鞑”）、卫拉特蒙古（瓦剌）、鞑靼和女真，这些称呼一般仅是为了区分某些不同的族群。这些居住在北境防线周边的人，对明朝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不过，明军的步兵、骑兵和火器兵通常并不主动出击去争夺分寸之地，而是躲在沿线的防御城堡中，牢牢固守明朝的畿辅重地（腹里）
，使之免遭骚扰侵袭。总的来说，在明朝享国276年间，这一防御体系基本上是发挥作用的。除去相当重大的失误和若干噩梦般的溃败外，明朝政府基本守住了这一防线。本书即试图解释明朝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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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沿着北境防线自西向东游历，我们至少会遇到三处生态、民族风情各异的区域。其中，最复杂的一处位于西段。在那里，汉民与藏民杂居，游牧聚居点和藏传佛教寺庙星罗棋布。同时，在当地居住的群体还有土达、回族、瓦剌，以及来自中原或中亚的群体。这种杂居状态极不稳定，不同群体间出现暴力冲突的情况司空见惯。中段，则是鞑靼人（即蒙古人）为主体的居民。这是一个贵族游牧社会，其统治者宣称自己是来自成吉思汗或忽必烈汗的孛儿只斤黄金家族成员。直到17世纪女真崛起之前，鞑靼人一直是明朝最大的威胁。东段的主体居民是内斗不断、相互倾轧的女真诸部。在这儿，女真诸部被夹在位于其南部的高丽（朝鲜）和位于其西北部的鞑靼之间，尽管他们彼此之间可能时而结盟时而斗争，但两败俱伤的局面显然更有利于明朝。总的来说，在明朝接近覆亡以前，东段防线的形势虽令人忧虑，但大体是可控的。
我们从西段防线开始讲起。在这儿我们能看到，在一位当时最有权势的独裁者（与他同时期的帖木儿缺乏老谋深算的品质和天才般的组织能力）
的领导下，明朝是如何一步步向西北方向的境外展示其军威浩荡的一面的。
明大将军徐达率领明军于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从北平（即大都，元亡后改名为北平）向西进军。与明太祖朱元璋麾下的其他将领一样，徐达也是农民出身，与太祖同乡。至正十三年（1353年）随朱元璋起事后，徐达成为其最得力的爱将。 3 在大同，苟延残喘的元军由备受争议且顽固的元将扩廓帖木儿率领。这位元将原本是一名被蒙古家庭收养的汉人，而此时他却成为元廷倚赖的地方军阀，尽管这中间他曾经历数次来自元廷的宠辱起落。在一次猝不及防的夜袭中，扩廓帖木儿与十余骑仓皇逃出营地，直奔大同；明军紧随而至，扩廓帖木儿只得又向西逃往甘肃。徐达一口气俘虏了4万名群龙无首的士兵以及数量几乎相等的马匹。 4
洪武二年（1369年）四月，徐达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此时他们已经军次陕西凤翔
，需要商讨下一步的军事行动。尽管众议纷纭，但最后仍由徐达拍板，一锤定音。他们决定进一步深入到仍被元军控制的临洮和藏族聚居区。在徐达看来，庆阳城“城险而兵悍，未易猝拔”，而临洮“西通蕃夷，北界河湟”，若能攻下，则元军非走即降，陇西之地，“其人足以备战斗，其土地所产足以供军储”，亦可为明军提供后勤保障，其他州郡闻之，也会望风而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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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守临洮的元将是汉人李思齐，徐达虽目不识丁，但他从军中大帐向李思齐送了一封极有意思的信，信文如下：
朕知足下不守凤翔，则必深入沙漠，以图后举。足下初入其地，胡或面从，然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据其地不足以为资，失其势适足以自殒。使兵威常强尚云可也，倘中原相从之众，以胡地荒凉，或不乐居，其心叵测，一旦变生，肘腋孑然，孤弱妻孥，不能相保矣。且足下本汝南之英，祖宗坟墓所在，深思远虑，独不及此乎？诚能以信相许，去夷就华，当以汉待窦融之礼相报，否则非朕所知也。
有那么一阵儿，李思齐企图与他的养子赵琦（今甘肃临洮人，又名脱脱帖木儿）一起西入吐蕃，“逃匿山谷间”，但最后他和赵琦还是选择了投降。明军遂据有临洮。 6
徐达军至临洮东北100公里处的会州，在当地他拒绝了部将提出的搜括州县马羊以供军用的提议。徐达说：“西北之民，素以畜牧马为生。今奉命吊伐，本以安民，若尽括其所资，彼将何以为生？”五月，位于今陕西西安西北处200公里的庆阳城降而复叛，这表明一路摧枯拉朽的明军偶尔也会受到阻滞。 7 与此同时，在中原，太祖遣使诏谕吐蕃“海内臣民，推戴为天下主，国号大明，建元洪武”，希望得到他想象中的某位吐蕃统治者的回音，然而事与愿违。 8
庆阳于八月二十一日重为明军所据，但这一过程颇费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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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阳守将张良臣乃前元旧将，恃其七位能征善战的养子，降而复叛。
同时，元将扩廓帖木儿正蛰伏于某处，随时可能对张良臣施以援手。不过，他的胞兄张思道则远在位于西北300公里外的宁夏，难以出手相援。基于此，明军决定围困庆阳，迫使其投降。这一策略奏效了。张良臣最终投井自杀，明军又诛其党羽二百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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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祖又遣使持诏劝降扩廓帖木儿，但在《明实录》中没有见到其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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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诏文如下：
昔帝王之得天下，当大功垂成之际，尤必广示恩信，虽素相仇敌者，亦皆收而并用之。所以法天地之量，而成混一之业也。朕自起兵淮右，收揽群雄，平定华夏，惟西北边备未彻，盖以尔守孤城，保其余众，远处沙漠，朕甚念之，是用特与湔涤，示兹至怀，必能知时达变，慨然来归。其部下、将帅及各部流移军士，多我中土之人，果能革心从顺，文武智谋当一一用之。有愿还乡者听，其贺宗哲、孙翥、赵恒等，朕悉涵容，皆所不计。投机之会，间不容发。朕言不再，其审图之。
另外，在开始围困庆阳的时候，徐达曾经向太祖请求增援，于是太祖遣其外甥李文忠从北平发兵前往徐达处“合师攻之”。但当李文忠到达距离其目的地400公里的山西太原时，却闻太原以北250公里的大同受敌甚急，将次陷落。此次元兵进攻大同，乃起于逃亡漠北的顺帝命元将脱列伯、孔兴“以重兵攻大同，欲图恢复（中原）”。事起仓促，李文忠认为“受命而来，阃外之事，有利于国者，专之可也”，遂停止向目的地继续行军，转而进军增援大同。与大多数元代遗留下来的城池一样，大同也没有像样的城墙防御，故元将脱列伯“悉锐来攻”，势在必得。李文忠亦“分军为左右翼，身当前锋，奋击”，从寅时到辰时，终于以压倒之数
击溃了来犯的元兵，生擒脱列伯，俘获马匹辎重无数。脱列伯被押至军前，李文忠命“解其缚，与之共食”，脱列伯随后亦臣事明廷。此役之后，顺帝“知事不济，无复南问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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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文至此，笔者不禁思忖，这一切说明了什么问题？从前述一系列事件看，徐达所统明军规模庞大，秩序井然，训练有素，具有强大的战斗力。他们首次深入到复杂多变的边陲地带，在那里，汉人或非汉人军官们对元朝的效忠意识非常淡薄，他们往往只是象征性地稍作抵抗便被劝降了。但是，民族混杂，生活方式兼而有农耕和游牧的西北地区，此后将一直给明朝的边防稳定制造麻烦。不过，尽管徐达在临洮就对1200公里外由北平进发而来的部队有节制权力，但这一切人事之上，统筹全局的仍是坐镇南京的太祖皇帝。明朝急剧膨胀的国家机器仍为中央牢牢掌握。
到了八月，太祖遣都督佥事吴祯持敕书到临洮谕大将军徐达，告知他如何安排新附的临洮、兰州、庆阳以及太原诸地的人事和防务，并令徐达在事后回京“定议功赏”，重新商讨“定边之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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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洮于洪武二年（1369年）四月归附，但五个月后，吐蕃即以兵势威胁临洮。如明军守将韦正所盼，洮河结冰了。
明军遂横渡洮河，直捣吐蕃军营。吐蕃军队猝不及防，“大惊以为神”，很快就投降了。“土酋”来降，受到了礼遇，韦正“悉与衣冠，厚遗而遣之”，请他们回去召集部众，归附明朝。韦正的招徕政策深孚众望，“自是，诸部土官相率来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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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二年十二月（1370年1月）
，太祖诏赦亡匿山谷的李思齐旧部将士，赦文节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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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尔将士，乃有怀思其家、遁藏岩谷者，夫父母妻子之恋，人之常情，虽新附之众，未能悉知朕怀。朕为民父母，可不矜念？诏书到日，凡逃窜山谷者，毋自惊疑，罪无大小，并行赦之。
不过，尽管蕃人选择了归附，但终明之世，蕃人亦时而与明人茶马互市，时而又发兵侵扰如临洮、河州、洮州等边郡。
洪武三年（1370年）五月，明左副将军邓愈自临洮率兵进克位于藏族聚居区东缘、临洮以西75公里外的河州，并依上命在这蕃汉杂居之地置河州卫。明军初至河州时，“城邑空虚，人骨山积”，将士见到此景，皆欲弃城而去。但卫指挥使韦正力言重建河州，并以之作为“出镇边陲，以拒戎狄”的桥头堡。数月后，吐蕃十八族、大石门、铁城、洮州、岷州等处民众来归。明廷希望更多吐蕃民前来归附，因此派通事舍人巩哥锁南等有蕃人姓名的官员“往西域招谕吐蕃”。到了洪武四年（1371年）初，蕃、蒙、汉等人杂居的河州已经正式成为明廷有效控制的边陲城镇。明廷以前元陕西行省吐蕃宣慰使何锁南普为河州卫指挥同知，“子孙世袭其职”，朵儿只、汪家奴（可能是蒙古人）为佥事。接着，明朝以河州为中心设置了更多星罗棋布的卫所作为边陲军事据点，主要有在岷州等处设立的千户所8个，在洮州设立的军民千户所1个、百户所7个，另又于阶州、文州、扶州、阳咓等处设立汉番军民百户所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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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四年（1371年）四月，原明夏政权摄礼店元帅府同知、汉蕃千户王均谅赴南京朝贡，太祖命其为文州——地处今天甘肃省南部与四川省交界处，白水河北岸，景色宜人，山林葱翠——汉蕃千户所副千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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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月，在任命何锁南普等人至河州六个月后，太祖又对河州人事作了调整，“以吐蕃来降院使马梅为河州卫指挥佥事，故元宗王孛罗罕、右丞朵立只答儿为正千户，元帅克失巴卜、同知卜颜歹为副千户，同知管不失结等为镇抚。百户及其部属以下，各赐袭衣、文绮有差”。这一人事调整，与马梅等赴阙朝贡之事有关。马梅于隆暑夏日，与孛罗罕等带着马、铁甲、刀箭前来朝贡，太祖“嘉其诚”，担心这些已经习惯了凉爽气候的人难耐南京的炎热潮湿，“宜早遣赴卫”，因而有了上述的封任与赏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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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五年（1372年）二月，河州卫指挥使司佥事朵儿只、汪家奴赴阙朝贡，太祖也诏赐文绮、袭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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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边陲城镇，河州的诸族杂居特征十分明显。它是明朝北境防线镇戍体系的一部分，但同时又带有些许非汉族群自治政权的色彩，广义上讲，也可视作明朝朝贡体系的一部分。一位河州卫的蒙古将领就受到太祖皇帝非比寻常的礼遇。这位蒙古将领叫卜纳剌，洪武三年（1370年）率吐蕃部众降明。卜纳剌乃元世祖忽必烈第七子、西平王奥鲁赤的五世孙，太祖“念其元裔，甚恩遇之”，并授其怀远将军、武靖卫指挥同知，子孙世袭罔替。洪武六年（1373年），卜纳剌去世，太祖命有司为其治丧，并出丧葬所需一切费用，以示重视。 20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河州蕃僧喃伽蓝藏到南京进贡马匹，太祖赐钞二百锭。 21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太祖在河州卫设立两个僧纲司，其一为河州卫汉僧纲司，其一为河州卫蕃僧纲司，均以僧人为都纲。 22 上述例子均表明河州诸族杂居的情况。
河州很快就成为明朝从藏族聚居区榷马的重镇，这些马匹常用于武装明朝西北防线上的骑兵部队。洪武十三年（1380年），兵部奏“河州茶马司市马，用茶五万八千八百九十二斤、牛九十八头，得马二千五十匹” 2 3 。到了洪武十六年（1383年），兵部又奏定“以茶易马之价”，具体标准为：“河州茶马司例：凡上马，每匹给茶四十斤；中马，三十斤；下马，二十斤。”太祖是其议。 24
边陲互市充满复杂性，其中一个问题在于，政府是否能全面主导榷货贸易？似乎并未尽然。洪武二十六年十二月（1394年1月），太祖开始禁止私贩带有官烙印记的马匹给蕃人，不过若是私家马匹，没有官印者，不在禁限之列。此前，关吏曾为“过河私贩之弊”，不问公私马匹，一律禁绝与蕃人私下互市。太祖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对的，他赞成“西人所赖者，畜牧为生。旧常以马过河鬻售，今既禁遏之，恐妨其生计”的意见，令右军都督府遍行榜谕给各处守关者：今后军民人等“自己马无印者，及牛、羊、杂畜之类，不问多寡，一听渡河售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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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腐败也很可能随之而来，诱惑着守边将官。为防止边将伺机无端搜刮诸蕃民物，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太祖遣使往河州、洮州、岷州等处，赐予缘边诸蕃金铜信符以为凭证，并敕谕各部族道：“往者，朝廷或有所需于尔，必以茶货酬之，未尝暴有征也。近闻边将无状，多假朝命扰害尔等，使不获宁居。今特制金铜信符，族颁一符，遇有使者征发，比对相合，始许承命。否者，械至京师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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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马互市中的腐败绝非仅是边将侵吞这么简单，也绝非仅发生在边陲之地。洪武三十年（1397年）六月，驸马都尉欧阳伦因贩私茶，东窗事发而被赐死。原来，太祖禁止巴蜀之茶私贩与蕃人，而驸马都尉欧阳伦倚仗皇亲国戚之势，常令家仆从陕西私鬻茶叶至诸蕃，非法牟取暴利。其家仆倚势横暴，其中一位名为周保者，更是骄纵暴行，地方官皆“畏威奉顺，略不敢违”，陕西布政使司甚至还被迫为其提供官家车马50辆，运送私茶到河州，再以低于官价的价格卖与诸蕃。至兰县（今甘肃兰州市，位于宁夏卫西南350公里）时，周保一行人因欲强行通过桥河巡检司的排查而“捶辱其吏”，吏员不堪其辱，告发至朝廷而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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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祖看来，私茶出境不仅仅是个经济犯罪问题，同时也对明朝的边防安全构成威胁。他在洪武三十年（1397年）提出：“古者帝王驭世，必严夷夏之辨者，盖以戎狄之人贪而无厌，苟不制之，则必侵侮而为边患矣。今朵甘、乌思藏、长河西一带西蕃，自昔以马入中国易茶，所谓懋迁有无者也。迩因私茶出境，马之入互市者少，于是彼马日贵，中国之茶日贱，而彼玩侮之心渐生矣。”为此，太祖命他的两个儿子秦王和蜀王，于松潘、河州、临洮近300公里与西蕃交接的关口处沿边“巡禁私茶之出境”者。太祖声称，他的政策并非要与蕃人争利，而是“制驭夷狄，不得不然”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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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认为，因为边吏强令蕃商必须接受高于私茶价格的官茶，致令私茶出境形势进一步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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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河州还是通往藏族聚居区腹地的要冲，因此在河州卫的统领下，大量由非汉人土官领导的卫所相继建立起来。在河州卫与藏族聚居区腹地的乌思藏中间，还夹杂着一些惯于打家劫舍的吐蕃诸部。洪武五年十二月（1373年1月），乌思藏摄帝师喃加巴藏卜等派遣使团往南京朝贡土产方物时，向太祖抱怨吐蕃诸部阻拦使者并“掠其辎重”，太祖于是命邓愈率兵讨伐吐蕃诸部，并护送乌思藏使者回去。 30
中原政权知道，处在外围的乌思藏并非蛮夷之乡，而是文明教化之地，故而在洪武六年（1373年）正月，一个由乌思藏灌顶国师派遣，由酋长锁南藏卜亲率的使团“以佛像、佛书、舍利来贡”，太祖特地“诏置佛寺”以供奉这些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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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唯如此，太祖还在乌思藏置乌思藏指挥使司和朵甘卫指挥使司，以前元国公南哥思丹八亦监藏等为指挥同知，其余佥事、宣慰使、同知、副使、元帅、招讨、万户等官，各授予当地土官凡六十人，又封喃加巴藏卜为炽盛佛宝国师。太祖还告诫他们：“今为官者，务遵朝廷之法，抚安一方；为僧者，务敦化导之诚，率民为善。”随后，太祖命河州卫镇抚韩加里麻等，持敕与喃加巴藏卜一同前往乌思藏，随路“招谕未附土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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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祖还进一步在河州以南百余公里的洮州设置卫所，共置常阳十八族千户所6个，百户所9个，都管17人，俱以元朝旧官员充任。这样，整个藏族聚居区，乃至喜马拉雅山，就被明朝纳入统治范围了。
尽管有上述招抚和军事部署，但仍无法完全遏制中原与藏族聚居区交界处时而出现的暴力冲突事件。洪武六年（1373年）二月，蕃人袭击位于六盘山一带庆阳西南160公里的隆德县。隆德县以东50公里的平凉卫闻讯出动，卫指挥庄德最终“擒杀七十余人，获马、牛、驴而还”。八月，胡兵夜寇河州土门峡，千户王才战死，临江侯陈德领兵击退了来犯之敌。陈德等进兵到答剌海子口时，与胡兵相遇而战，“斩首六百余级，生擒其同佥兴都等七百余人，获驼、马、牛、羊千余头”。 33 从这里看来，所谓的“胡”，似为当时的蒙古人。
当然，中原与藏族聚居区的交界处还发生过更多类似的案例。洪武六年（1373年）正月，太祖于今天青海省的边缘地带置西宁卫，并以前元甘肃行省右丞朵儿只失结为指挥佥事。在此之前，元朝势力仍盘踞于此地，而守将们对是否脱元降明一事发生分歧。朵儿只失结主张归附明朝，但岐王、太尉朵儿只班不予苟同，于是朵儿只失结与宋国公冯胜一道征讨朵儿只班，并俘获了其弟答立麻，获金、银、印及军士马匹，皆解送南京。为此，太祖特定置西宁卫予朵儿只失结，使为指挥佥事。 34 事情还未结束。到了洪武六年（1373年）六月，洮州三位副使阿都儿等以出城狩猎为契机，与岐王朵儿只班等密谋袭击河州、兰州等处，西宁卫千户祈者公孙哥等领兵击之，斩杀无数。 35
以此观之，在这一交界处，西宁卫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洪武十九年（1386年），陕西都指挥司认为西宁卫“旧城卑狭，不堪戍守”，请求于城西扩建新城，太祖准其所奏。洪武二十年（1387年），太祖又命陕西诸卫士兵增守西宁卫。
同样，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太祖于西宁卫置僧纲司，由当地僧人三剌为都纲，统领当地释教信徒。由此说明，西宁卫之于明朝，兼具军事和宗教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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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聚居区地域辽阔，其地形崎岖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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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拉萨与南京的直线距离超过2500公里。距中原地区较近的是朵甘思，大约位于安多及其以南部分地区，即今青海省和四川省西部阿坝州和甘孜州等藏族自治州一带的高原地方政权。元朝曾与当地建立联系，置朵甘思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因此太祖也希望在改朝换代后恢复与当地的交流。洪武六年（1373年）九月，由前元司徒锁南兀即尔率领的朵甘思释教僧团赴阙朝贡，并向太祖求诏护持，请如元朝旧制，将影堂寺、昔兀扎束之地并咂卜伦等地，依旧由锁南兀即尔统辖。作为回报，锁南兀即尔愿归附明朝。太祖从之，并授之以朵甘卫指挥佥事一职。阿撒捏公寺住持僧端月监藏请求太祖（太祖年轻时就是一位云游四方的托钵僧）降敕护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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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祖也一并从之，敕文略曰：
佛教始于西乾，流传至于中华，今千余年矣。盖为时有智僧出世，谈天人妙果。智慧者闻之，益加崇信；愚痴者闻之，莫不豁然警悟。呜呼！佛之愿力有若是乎？尔蕃僧端月监藏，修行有年，今来朝京师，特赐敕护持。凡云游、坐禅，一听所向，以此为信。诸人毋得慢忽其教。违者，国有常刑，故敕。
不过，当端月监藏又提出收聚“散亡之民”时，太祖拒绝了这一要求。廷议认为，此事事属有司，僧人不得干预其中。就这样，朵甘思地区至少在形式上归附明朝了。15世纪后，朵甘思这个名称就逐渐消失在世界地理中了，在这片土地上的诸部被明人以更细化的名称指代。
洪武七年十二月（1375年1月），明廷进一步在朵甘思增置卫所，分别增置朵甘思宣慰司1个，招讨司6个，万户府4个，千户所17个，一如元制。不过，所有任职官员都是非汉人，而这种军事化命名更像某种虚饰，所谓的卫所在本质上仍是一个由释教僧徒人员控制的游牧社会，其权力基础依托于寺院。月余后，明廷又进一步深入藏族聚居区建立卫所，“置俄力思军民元帅府，怕木竹巴万户府，乌思藏笼答千户所”。总之，太祖在位期间，对朝贡马匹、佛经和其他货物，以及偶尔的传教行为持较为宽容的态度。 3 9
总的来说，明太祖较为有效地处理了藏族聚居区事务。他本就喜欢与释教僧人打交道，而远蕃藏人也多愿意以朝贡形式与明廷保持羁縻关系，并在朝贡中以圣物、马匹换取茶叶、丝绸、盐或钞锭。在藏族聚居区边界的河州、西宁等处，汉民与藏民杂居，他们之中也存在着如上那种以物易物的需求。当然，例外总是存在的。在河州以南，沿着藏族聚居区边界的山麓一直到松潘，暴力冲突情况更为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