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土

就在我十岁那年，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与脑膜炎进行生死搏斗的时候，我母亲跟我讲起了她当年离开或者说是逃离沙俄的故事。

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提起过这段往事，但它却不停地出现在我梦里。每次醒来，梦里的一切都历历在目——我孤零零地在一艘挤满了人的轮船上。至于母亲为何跟我说起这段往事，如果你非要问个究竟，我敢肯定，那是因为她确信我活不了多久了。她必须确保我知道这件事，死后才能与她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相认。没想到我居然活了下来，这多少令她有点儿后悔当初不该急着告诉我这件事。她担心自己从此一看到我就会想起那段恐怖的过去，也担心我从此会惧怕她这个天天做饭给我吃的“老妈子”。

贝丝，不是所有的经历都值得回忆，也不是所有的故事都能和孩子们“分享”。每次我提起这件事，母亲总是反问我：“你提它干什么？”或者干脆假装听不见，故意大声唱歌把我的声音盖过去。我知道，那个地方和那段经历早已和她融为了一体，它们白天隐藏在她深陷的眼眶和紧咬的牙关里，晚上则是在她躺下时发出的那一声声沉重的叹息里。每逢听到我发牢骚，她都会话里有话地批评我不懂珍惜现在的生活：“芭芭拉，你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甚至会指责我毫不费力就拥有眼前的一切：“芭芭拉，你过得太轻松了。”我明白她指的是什么，只得乖乖闭嘴。

母亲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天刚蒙蒙亮，光只能勉强透过医院的窗帘照进来，她已经在我床边守了整整一夜。

她闭上双眼，靠在椅背上，开始讲述她的故事：“芭芭拉，我来跟你讲讲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遇到的一些事情吧。”

故事发生在19世纪80年代，当时她还是个小女孩，住在白俄罗斯一个叫平斯克的小镇上。那一年，他们刚刚经历了第一次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沙皇派他手下的掠夺者们进入犹太人聚居区，把犹太族长们从家里拖出来当街枪毙，村民们一到晚上就灭掉煤气灯，蜷缩在黑暗里，等待着死亡的降临。她告诉我，枪毙完族长之后，掠夺者们又挨家挨户杀死了所有的父亲，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了他们的儿子，并把他们派往沙皇军队的前线当炮灰。接着他们又强奸了每家每户的女儿，暴打她们的母亲，全村的妇孺都害怕得满嘴胡话，夜不能眠。村口鹅卵石上的马蹄声，每一下都仿佛踏在他们的心上。

早在我母亲出生前，她们一家就已经被沙皇政权拆得四散了。几个孩子中只剩下她和一个哥哥还有一个姐姐，名字分别叫哈伊姆和伯莎。他们相亲相爱，相依为命。她的另外两个哥哥——吉达利亚和肖洛姆，自从被迫加入了沙皇的军队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她还有一个从未见过面的小妹妹，名叫贝丽尔。她跟我讲了许多关于他们的事情，但故事讲到这里时，我感觉又热又渴，右耳不停地嗡嗡作响，实在无法集中注意力，于是错过了关于她兄弟姐妹的所有故事。可惜的是，母亲再也没有提起过他们。无论如何，我相信他们都是可爱的人。如今他们和我一样，都“死”了。

她倒了杯水给我喝，我马上又精神了起来。

她接着又告诉我，在她很小的时候，她的父亲，马克斯·布雷泽尔（布雷泽尔是她娘家的姓）常常一路从贫民窟走到平斯克的中心市场去召集劳工组织者；她的母亲莎拉整宿睡在窗边的椅子上盼望儿子们归来；还有她的老师，除了意第绪语外什么也没教她们。

在她和小伙伴们一起上学的路上有一家犹太肉铺。每天清晨，老板都会穿着那条早已被染成粉红色的围裙，一边开门营业，一边朝孩子们挥手，让他们转告他们的母亲，他店里的东西是全镇子最便宜的。但没人会在乎这个消息，因为俄国政府对洁食肉征收的税已经高到让所有人都买不起了。家家户户的餐桌上除了土豆就是用盐和面包调制成的棕色酱汁，那些上好的牛腿却只能待在肉铺的橱窗里慢慢腐烂，最终沦为苍蝇的美食。

1881年春，沙皇遇刺身亡，白俄罗斯的大街小巷流传着刺杀者是犹太人的说法。那场惊天动地的革命不过是一个阴谋。有传言说，新一轮的大屠杀又要开始了。一天早上，她的父亲神情庄重地离开了家，直到第二天也没有回来。从那以后的每一天，日子过得都像在等候一场暴风雨的来临。

一天晚上，她母亲隔着餐桌看着她，说：“这个地方已经待不下去了，罗丝，留下来就只能等死。”她告诉母亲唯一的出路就是去美国。邻居家的男孩说那里是“金色庇护所”，遍地都流淌着牛奶和蜂蜜。“我是去不了了，”她母亲放下手里的汤匙对她说，“但你必须去。”她立刻明白了，这是命令，没有商量的余地。

她父亲有一次在去明斯克的路上认识了一个姓奥特斯基的人，那人后来带着一家老小去了纽约。父亲因此很瞧不起他，认为这个奥特斯基就是个胆小鬼，是他们犹太人里的叛徒。这个名字虽然遭到她父亲的唾弃，却被她偷偷地记了下来，心想将来有一天或许能用得上。为了安全起见，她每天晚上躺下后都小声念着“奥特斯基”直到睡着。第二天一早，她梳好辫子，换上一条干净的裙子就来到了镇上的犹太难民组织办公室，请求他们赞助她前往纽约。这个请求被拒绝了，理由是他们不赞成一个小女孩独自去这么远的地方，并表示他们只为那些“一家之主”提供赞助。她失望地走了出来，生气地朝犹太难民组织的墙上狠狠地踢了一脚，脚趾甲在靴子里瞬间就出血了。

看来这笔路费只能靠自己攒了，于是她很快就有了一个计划。她在送牛奶的马车后面跟了一路，直到送奶工同意她跟在自己的马车后面卖抹布。回家后，她把她父亲和哥哥们的旧衣服、旧裤子全剪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碎布，然后每天跟着送奶工的马车，挨家挨户地把它们卖出去。她把赚来的钱分一半给送奶工，另一半则小心翼翼地存进床底下的罐子里。整整一年她都利用上学前那段时间走街串巷地卖抹布，口袋里叮当作响的戈比和卢布也渐渐多了起来。

到了攒下来的零钱足够换成20美元路费的那一天，她把行李装进一个小书包，其中包括一对她误以为是金子做的黄铜烛台、一双羊毛袜子、一件她母亲亲手织的披肩，还有一件她自己的羊毛呢外套。几乎没有人看得出她不久前刚满12岁。她很想带上自己那只布偶兔子。她拿起兔子仔细端详着，又想到自己实在不忍心去和母亲吻别，于是便把手中的兔子想象成自己的母亲，吻了几下又依依不舍地将它放回了床上。

她说她余生的每分每秒都在为那天没有和她母亲吻别而后悔，以至于后来每当她充满爱意地看着自己的孩子，想象着有一天他们也会像自己当年那样不辞而别时，就会顿时感觉到一股苦涩的胆汁从喉咙口翻涌上来。她停了几分钟，一声不响地坐着。我躺在病床上，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

我母亲把我摇醒，继续跟我讲后面发生的事情。那天一早，她在家门口等来了送奶工的马车。马车原本打算按往常的路线走，她却请求送奶工把她送到布雷斯特的火车站，为此她愿意多付几个戈比。送奶工非但没有收她的钱，还给了她一个口袋，里面装着十小罐腌鲱鱼，这是他几个星期前就准备好要送给她的。送奶工告诉她，船上的食物都“不洁净” ，一路上不吃东西她会饿死的。她接过那袋腌鲱鱼罐头，把它紧紧地攥在手里，由于用力过猛，指甲把手心都抠出了血。

送奶工又建议道：“你一到边境就要赶紧去找其他犹太人。他们会照顾你，告诉你接下来该怎么做。一定要找到那些犹太人！”送奶工不厌其烦地跟她强调这件事的重要性，她也一遍又一遍地向我复述他的建议。有那么几分钟，我甚至分不清她是那个送奶工还是我的母亲，也不明白她说的究竟是哪些犹太人，于是我只好回答：“妈，我会找到其他犹太人的。”说完，我们俩笑作一团。接着她又示意我保持安静，好让她继续往下说。

接下来就是关于她如何逃亡的故事。虽然我当时发着高烧，不仅意识模糊，身体也感觉很不舒服，但我仍然可以身临其境般体会到所发生的一切，仿佛这一切我都亲身经历过。后来，当我把这个故事讲给你母亲听，你母亲再把它讲给你听时，相信你们也会有同感。贝丝，虽然这是我母亲当年独自经历的事情，但这段经历也同样属于我们。如果她当年没有勇敢地登上那艘船，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我和我们了。

故事要从那列火车说起。那列火车花了一天的时间把我母亲从布雷斯特带到了俄奥边境的一个小镇上。火车刚一停稳，她就开始四处寻找长相像犹太人的人。这时，一个满脸胡子的壮汉从过道上走过来，停在她的座位前，用意第绪语问道：“是犹太人吗？”她拿不定主意该如何回答，因为这个答案可能会要了她的命，也可能正相反。她决定豁出去了，于是就点了点头。

那人抓住她的胳膊，把她带下火车，走进了夜色里。一路上她都把书包紧紧地抱在胸前。她跟着这个男人走了好几个小时，双脚早已在鞋子里磨出了血。她在黑暗中一路前行，始终不敢回头。

她随着那个男人顺利通过了一个边境检查站，然后被带到了一所被称为“中转站”的房子里。那里聚集了很多和她同路的犹太家庭，他们各自安静地吃着自己带来的面包和犹太炖菜。负责这个中转站的是一个女人，她嫌弃我母亲看起来“脏兮兮的”。母亲眯起眼睛，提醒自己不要为此而生气。她深知，自己现在看起来越脏，就越能说明她这一路经历了多少艰险，能活到今天有多么不容易。

第二天早上，母亲和另外两个落单的女孩被一同带到中转站的后门，又被一起塞进了一辆装满土豆的马车。她们蜷缩在车里，马车在鹅卵石路面上剧烈地颠簸，母亲的一颗蛀牙被自己的膝盖给磕掉了，瞬间鲜血直流，身上的外套也被染红了一大片。经过好几个小时的颠簸，她们三个被送到了另一所房子里，那里的人给了她们一些新衣裳和鲜牛奶。当她们在黑暗中醒来时，面前站着一位慈祥的老人，他的脸上戴着一副圆圆的金边眼镜。老人对她们说：“那艘船在汉堡。”

老人再三强调“汉堡”这个词，直到我母亲也跟着他复述了一遍。于是他微笑着取走了我母亲身上所有的钱，换成了一种她不认识的货币交还给她。他怜悯地拍拍我母亲的头，母亲则扬起下巴，挺起胸膛，舒展双肩，尽量让自己显得成熟稳重一些。最后，这位老人把我母亲和另外来自沙俄的一家人一起送到了火车站，并把车票递到了他们手里。

母亲又跟我讲述了在这趟开往汉堡的火车上发生的事情。在车上的几个小时里，她看到整个欧洲从车窗外飞驰而过，有茂密的森林，工厂聚集、大楼林立的城市，一望无际的农田，还有在远处山坡上只有斑点大小的牛羊。她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好像还梦见了牛奶。不知过了多久，她在几个女孩的叫喊声中醒来，听到她们正激动地喊着“汉堡！汉堡到了！”。

火车在一条大河的岸边停了下来，她后来才知道这里是海，不是河。从小到大，无论是在歌词里还是在母亲讲的故事里，大海都是蔚蓝色的，一眼望不到边。而她眼前的这片海却是深绿色的，海水散发着死鱼的腥臭味，空气中弥漫着烧煤时出现的刺鼻的味道。她突然想到自己的母亲肯定从没见过大海，她心里想，万一我被遣送回去，我一定要回到平斯克，告诉妈妈真正的大海是绿色的。她告诉我这是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允许自己在辗转中想起自己的母亲。

她下车后就和其他几个女孩走散了。汹涌的人潮把她一直推到了售票处。售票处前一片混乱，她奋力地踮起脚尖，一边把手中的20美元递给售票员，一边大声地喊“去纽约”，这是她这辈子说的第一句英语。售票员递给她一张纸质船票，上面的字她一个也不认识。售票员指了指其中一堆人群移动的方向，她立刻加入了他们。她把书包紧紧地抱在胸前，双脚几乎不能着地，被人群半推半架着朝码头的方向移动。

临登船前，一位医生过来梳理了她的头发，检查了她的口腔，又一把拉开她的外套，褪下她的衣袖，把一根巴掌长的针扎进了她的胳膊。她拍了拍胳膊，告诉我那一针留下的伤疤至今还在，我明显感觉她手臂上的肉在衬衫下面颤抖了几下。

检查结束后，小贩们试图向她推销升级版的通行证，说白了就是花钱买一间私人船舱和一张特别餐券。这是一群满嘴谎话、见钱眼开的恶棍。好在来之前送奶工就提醒过她要警惕这帮人，之前他们村子里就有人上过他们的当。

船上又暗又热又拥挤，这是她这辈子去过的最嘈杂的地方。机舱里传出蒸汽机的轰鸣声，那声音在四壁都是金属的船舱里日夜不停地回荡。她和另外四个人挤在一间只有两张帆布床的船舱里，所以她们只能轮流睡觉。轮到她休息的时候，她又经常被船舱里的气味熏得恶心想吐，根本无法入睡。那气味来自船舱中间的板条桌上摆着的一锅发臭了的炖肉。这股味道与两百多人的体臭交相融合，她只要一闻，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胃里就一阵阵地翻腾。船舱里没有专门用来洗漱的地方，她只能在一个罐子里大小便，同舱的五个人共用一个罐子。由于身处密闭的船舱里无法分清昼夜，她越发地感觉这样的日子永远也熬不到头。

至于船上的水手，母亲只用了“败类”两个字来形容，她说他们会趁着夜色偷偷溜进船舱。说到这里，母亲的声音变得有些颤抖，显然不想再多说关于水手的话题。她擦干我额头上的几缕湿发，盯着我看了许久才又继续往下说。

船终于靠岸了。下船时她只带走了自己的书包，把那件吐满了污秽物的外套留在了船上。她说在她到过的地方里，只有纽约的空气最清新、最温暖。她在纽约港的一个小岛上排队等候了好几个小时，和她一起排队等候的有上千人，大家在一片紧张的气氛中默默地为自己的命运向无数个神祷告。这时她耳边又响起了送奶工之前的提醒：“千万不要揉眼睛，也不要挠头，否则他们会把你送回来的。”于是她硬撑着不让自己眨眼，时间一长，其中的一只眼睛差点儿就瞎了。

她在又热又挤的人群中站了好几个小时，直到一个男人在纸上用力地写下了她的名字，又在上面盖了章，她才被允许去到房子的另一头。

她告诉我当时她的口袋里一直揣着一张纸条，纸条上用铅笔写着“奥特斯基”几个字。

那时，她并不知道这个姓一到这个岛上就被改成了“奥蒂斯”，也就是后来她结婚后冠的夫姓，也是我的姓氏。

这一切就这么发生了，贝丝，这绝对是个奇迹。母亲对我说：“这就是命运，芭芭拉。我和你父亲命中注定要在一起。”130年后的今天，我们又命中注定地有了你。 6TnX1hJFUmOqEkmIkaP+RhQUnnhV1CxFv9tBqREcgz8M9cIn9l5ThgfRABju/tk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