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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闺密”
穿学士袍的波比
照片上这个女孩一看就不简单。我敢说，她不出一年就会和自己的心上人结婚，从此离开布鲁克林的破公寓，踏遍大半个地球——中国、瑞士、希腊、加沙、开罗、托斯卡纳，还有巴黎。将来她去巴黎的次数会多到连她自己也数不清。她还会去探访母亲远在白俄罗斯的故乡。她母亲在13岁那年逃离了那个村庄，当时那地方还属于沙俄。去探访的那天晚上，她会坐在酒店的吧台为自己点一杯皇家基尔酒。她这一生会有三个子女——两个优秀的儿子和一个女儿。
女儿会和她长得一模一样，活脱脱就是她的翻版。她会语重心长地教导女儿不仅要比男孩们更努力学习，还要更大胆地表达自己，要知道如何让身边的人感到愉快和放松。晚上，她会读艾米莉·勃朗特的作品给女儿听。她的女儿将成为布朗大学
招收的第一批女性学生，并且在20岁那年大学毕业。到那时，女儿会对她说：“我想当医生。”尽管她知道女儿从没学过理科，但她依旧会从容地对女儿说：“那就去吧，去让自己成为一名医生。”
若干年后，她的女儿果然成了一名医生，并且也有了自己的女儿，也就是我——贝丝。
我和照片上的这个女孩注定会成为“闺密”。我们之间的对话会如歌词般优美：“我的天使，我的天使，你拯救了我的生命。”我们会拥有只属于我们二人的小秘密，会藏身到只有我们俩才知道的地方，使用别人都听不懂的暗号交流。我们会不停地相互分享美发心得，直到其中一方睡着了才肯罢休。我们会一起看老电影，一起读新书。我们会随时随地为一些小事而激动落泪，会把每一个想法都说给对方听，尽管那些想法大都无关紧要，有时甚至无聊透顶。我们会相约在同一时间，用相同的方式吃一样的食物。我们从不相互道别，分别时只说“我爱你”。一遍不够，要说三遍。我们给对方的爱从不嫌多。有一天，她会这么对我说：“要是你生了个女儿，我敢说她一定不简单。”
的葬礼
没有比死更糟糕的事情了。人一旦死了，就什么也干不了了，既不能看书，也不能找人聊天。这得多无聊呀！简直能把死人“逼疯”。每到这种时候，那些活着的人反而要为各种仪式忙得团团转。谢天谢地，我至少还能看到这最后一出“戏”。主持仪式的拉比压根就不认识我，但我才不在乎他呢，我的注意力全在你外公身上。贝丝，我向来烦透了那些长篇累牍的希伯来文祷告词，但当所有人都开始齐声祷告时，你外公才总算不再哭哭啼啼。好吧，就冲这一点，这个仪式也值得被称赞。我想说的是，此刻，我比你们中的任何人都难受。
最令人难以接受的就是往棺材上撒土这个环节。
我实在不理解为何亲人们要一人一铲地往棺材上撒土。想想都觉得可怕！贝丝，谢谢你拒绝与他们“同流合污”。他们还想怎样？难不成还要孩子们往我的血管里注射防腐液？老实说，这整个仪式都让我备感耻辱。你的两个舅舅往我身上撒了不少土，我早晚会找他们算账！你外公倒是通过这个仪式让自己平静了许多。他一边往我的棺材上撒土，一边念叨着：“我真希望里面躺着的人是我，波比。我真希望那个人是我，而不是你。”我相信这是他的真心话。
我的祖父，也就是我父亲的父亲，活到了96岁，比我还长寿。他死之前喝得烂醉如泥！那天早上，他去了一趟犹太会堂，在那里灌了一肚子葡萄酒，八成还有他自己带去的土豆伏特加，那是一种酒精浓度高到足以溶解油漆的烈酒。他从教堂出来，刚走到马路中央就被一辆巴士给撞了。只听“砰”的一声，人当场就没了。走得可真够痛快的。路人纷纷围了上来，只见他面带微笑地躺在地上，肇事司机说我的祖父刚才过马路时也冲他笑了。至少我哥哥乔吉是这么告诉我的。大家聚在教堂里为祖父举行了葬礼。那天所有人都喝醉了，幸好悲剧没再上演，一个个都安全地回到了家。
我一直搞不懂你母亲当年为何要跑去那个基布兹
。那时她刚被哥伦比亚大学建筑学院录取，却又不大满意，决定先去一趟欧洲，于是飞去巴黎找她的朋友克莱尔散心。克莱尔当时正作为互惠生
暂住在当地的一户有钱人家里。你母亲很快就厌倦了那样的生活。她在巴黎结识了几个犹太青年，得知他们计划去以色列的一个公社，去过那种成天一起摘草莓、吸烟的无拘无束的生活。那不是人间天堂是什么？！于是她第二天就买了车票，去了特拉维夫市
。她住进了一家简陋的青年旅社，刚一落脚就迫不及待地打听那个公社在哪儿，最后稀里糊涂地坐上了一辆大巴，沿加利利海北上，到达了一个香蕉农场。
那里根本就不是什么基布兹，完全没有他们描绘的打着铃鼓唱着歌，穿着花衣衫载歌载舞的景象，只有永远干不完的苦力活和一群白天干活、晚上被烧酒灌到不省人事的年轻人。他们时常醉倒在田间，醒来时早已满头白霜。接待你母亲的是一个手臂上文有蓝色数字的老头儿，他安排你母亲到食堂去削土豆皮。每天早上，她天一亮就得起床，套上橡胶靴，泡在一个盛满土豆和冷水的缸里，把土豆一个接一个地去皮，再将削好的土豆“扑通”一声丢到另一个缸里。到了下午，她要头顶烈日，开着拖拉机在香蕉园里穿梭，把香蕉一串一串地摘下来。她的双手很快就磨出了茧子，皮肤也晒得黝黑发亮，集市上的人都误以为她是当地人，动不动就用阿拉伯语和她打招呼。
然而这里对她来说，就是天堂。在这里，她可以把建筑学院的事完全抛到脑后，不用想接下来该做什么，也不用担心在布朗大学的男朋友随时可能向她求婚。每天除了削土豆皮就是开拖拉机，再没别的事可做了。两个月以来，她天天过着这种条件艰苦却无忧无虑的生活。
一天早上，她不小心划破了手，连忙去农场的卫生帐篷找人包扎。帮她处理伤口的是一位善良风趣又聪明的女医生。在缝合伤口的短短几分钟里，你母亲突然立志要成为一名医生——她一贯都这么冲动。
我知道她会先到巴黎再回纽约。她在来信中说，五一劳动节那天她一回到克莱尔的住处就会给家里打电话。我好不容易盼到了那一天，她却音讯全无，连一通电话或一封电报都没有。第二天凌晨四点多，我把你外公摇醒，对他说：“罗宾肯定出事了。”你外公竟然劝我不用担心。这个没心没肺的家伙！不过那次过后，他再也不敢这么大意了。
我急中生智，立刻打电话向巴黎的美国医院询问。我家一直有个惯例：出国时如果生病了，就立即去当地的美国医院，无论那儿的医药费有多贵。在电话接通后我直接说道：“请接罗宾·贝尔的病房。”接下来听到的那句话，我这辈子都忘不了——“好的，请稍等。”在护士把电话递给你母亲之前，我手握听筒，熬过了生命中最漫长的几分钟，终于听到电话那端你母亲虚弱地叫了一声“妈妈”。打完电话，我生气地往你外公头上拍了一巴掌。
接着，我一把抓起手提包就上了车。
我开着车一路狂飙到肯尼迪机场，随便把车往路边一停就直奔售票厅，对着售票员喊道：“一张飞往戴高乐机场的单程票。”售票员却说：“今天的航班全都订满了，建议您明天再去。”我说：“我必须马上出发。”我掏出钱包，开始一张一张地往外拿钞票。最终，我付了双倍的价钱，搞到了一个空姐备餐室里的折叠式座位，那个座位通常只有机组成员才能使用。整个飞行过程中，我紧张得眼睛都不敢眨一下。八小时后，我顺利来到了你母亲身边。她得的是病毒性脑炎，病毒入侵了她的脊髓。医生说她很可能从此无法走路。我看着她说：“罗宾，你现在就给我站起来走走看。”
她果然站了起来。
你知道我祖父过去是怎么教我的吗？他常常看着我说：“巴巴拉（Bubbalah）
，当大地在你脚下裂开的时候，你要大胆地往前走。一步接着一步，一步接着一步地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