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在二战后的恢复期，快速发展的经济迅速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科学乐观主义盛行，此时社会需要一种能够预测的知识，现存的地理学无法满足这样的需求。大约在1950年代中期开始，经济地理学积极努力，向预言性科学的学科转变，逐渐舍弃之前的传统。1956—1975年经济学家艾萨德将古典区位论动态化、综合化，根据区域经济与社会综合发展要求，将对单个厂商的区位决策研究，转向关注区域的总体均衡与各种要素的综合发展。空间分析与区域科学进一步结合，在城市与区域发展模式上，产出了一系列具有思想性的成果，成为指导政府决策与规划的参照系
。
新中国成立之初十多年间，国内完成的经济地理学著作，基本上按照苏联的产业与区域分类进行，研究生产力的布局，关注新中国成立以后区域经济地理出现的新变化，从资源、产业、交通、城市、制度等要素入手，调查各区域的经济地理状况，阐述经济体与经济活动的空间布局与发展特征，以为正在进行的经济建设实践服务。自1956年起，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地理教研室合作，由孙敬之主编的《中华地理志经济地理丛书》陆续出版，该丛书共分华东地区、东北地区、华北地区、内蒙古地区、华中地区、华南地区、西南地区、西北地区、新疆地区等9种。
改革开放之后，1981年《经济地理》杂志创刊。在分省计划生产的情形下，1982年国家计委和国土局组织“全国经济地理科学与教育研究会”，开始编撰《中国省市区经济地理丛书》。该丛书以一个省市区为一个分册，共31个分册，分别介绍各省市区生产分布的现状与基本特点。此外，为了推动大学经济地理学教学，1980年代以来曾编撰了数版的《中国经济地理》，集大成之作当为吴传钧主编、科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地理》。
除此之外，国内还出版了一些反映部门经济地理现象的著作与地图。例如，1973—1984年，在农林部与中国科学院的组织下，编辑出版了《中国农业地理丛书》
，陆续出版了《中国综合农业区划》、《中国土地利用图（1∶100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地图集》
，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地图集》
等等。
人文地理学系列丛书，包括中国经济地理、中国农业地理、中国交通地理、中国人口地理、中国资源地理等的出版，展示了新中国成立50年后我国经济地理的全面发展
。但是，这50年内出现了什么新的变化呢？
众所周知，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逐渐走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道路。经济地理学发展的首要目标是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
，经济地理学的发展是“以任务带学科”来驱动的，即学科发展的首要目标是满足国家需求，同时以实际任务促进学科的发展和建设。如此，经济地理学者，开展大规模的调查研究、规划总结，为政府的决策提供了大量的咨询，但同时也带来一个明显的问题：经济地理学的理论研究滞后。直到1980年前后，国内学者才有机会接触到苏联之外的西方经济地理学，在世界经济地理学理论与方法不断获得新的进步之际我们滞后了，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是，本来应该同样重视的“经济地理学”的历史时间性被忽略，也就是历史经济地理的研究缺失。
最主要的原因自然在于其时“经济地理学”的价值取向：为现实国民经济建设服务，对于解放前的近代中国，由于属于另一种经济形态，是一种基于开放与市场的经济形态，与解放后计划经济，以及后来的以计划为主的经济体制，几乎截然相反，所以，经济地理学知识界，自然不需要“近代中国”的知识或经验。例如，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旧有的工业区不能够为下一阶段生产力提供区位，动态性的企业区位选择必须依赖详尽的历史地理来研究，格雷戈曾就此对约克郡的工业革命进行研究 [2] 。这样的需求或探索，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几乎没有生存之地。
于此，我们就很容易理解解放后的经济地理著作，对于解放前，哪怕是刚刚过去的民国时期，一般只用寥寥数语或最多数页的篇幅，略为介绍，以作背景知识而已
。1983年，在总论性的经济地理学论著中，在论述工业、农业、交通地理时，仅用很少的篇幅描述近代的情形以为背景
。即便到1990年代，孙敬之、刘再兴等编著《中国经济地理概论》
时，论述近代经济布局的篇幅也不过只占5%而已。
在20世纪下半叶，在“现实效用”价值导向之下，对当时正在发生的经济地理现象尚且未能深入讨论，更遑论对中国经济地理“近代时段”（19世纪下半叶20世纪上半叶）的研究，所以，就完全忽略了中国“经济地理”研究的历史时间性。
作为人文地理学丛书中唯一的一本历史地理学作品，《中国历史人文地理》
反映了2001年以前我国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精粹，在人口、农业、工矿业、城市和商业等有关经济的篇幅中，仅采用了0.59%的篇幅论述了近代经济地理，且还基本集中在工矿业部门。至于专门的近代经济地理的著作尚付阙如，论文也几难寻得，偶得冠以“近代经济地理”之名的作品，实非论述近代经济地理。例如，《近代中国经济地理的主要变化》
一文，实际不过是探讨清代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农业开发中出现的一些新特点。
但由此也不能断言学界对中国经济地理的“近代时段”完全漠不关心，也许是因为没有研究积累，即便有关怀之心也无从落实而已，更遑论对近代中国经济地理变迁的原因、机制和特点等方面的探索与总结。目前，对于中国经济地理的“近代时段”的研究，尚缺少应有的深度，显然是学界的遗憾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