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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地理学”的前身
商业地理学

大约自17世纪开始,欧洲资本主义萌芽与地理大发现的结合,促成了资本主义市场与经济的扩展,及至18世纪中叶,大工业生产的出现,劳动分工的扩大,促成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伴随着运输技术的改进,市场的广度与深度在增加,进入市场的商品数量与种类大幅增加,市场的扩大促成了商业地理知识的积累。学者们围绕各地的地理环境、资源分布、交通条件、商业贸易、城市经济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其时的中国,正处于乾隆盛世,持续的经济成长与人口增长,促成了各地商业贸易的繁荣,形成了一系列著名的市镇、商帮与繁盛的国内长距离贸易 [1] ,在18、19世纪之交形成了传统商业经济的巅峰,出现了全国市场的雏形,以及服务于该市场的商业知识积累。

中国自古以来重视地志,是世界上所存地理书籍最齐备的国家,但其经济部分依附于政治,这些志书中对于经济物产一般仅有简略的记述。直到明清长距离商业兴盛,以及大区域劳动分工出现后,才促成了商业书的公开广泛刊印。这些商业书主要是介绍交通路线、各地商品行情、经营买卖各类商品的专业知识等。例如,1599年刊行的《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还偏重于经营买卖各类商品的专业知识。及至18世纪末,吴中孚根据自身经验总结的《商贾便览》,则侧重综合性商业知识与信息的介绍,书中所附录的“天下水陆路程”对76条主要商路的地理、治安、物价、商家等信息加以介绍 。由于前近代中国的劳动分工与商业贸易并没有深度发展,这些商业知识并未能够系统化为科学知识。

在西方,伴随着商业地理学的发展,罗蒙诺索夫(Ломоносов)认为研究国家经济必须与地理结合起来,并于1760年首次提出“经济地理学”这一名词。现在看来,商业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有着显著的差异,但在其发展早期并没有明确的界限,甚至是通用的名词。1776年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经验观察的基础上,归纳总结了经济发展与市场空间之间的关系,形成了分工理论。及至进入近代工业革命后的第一次全球贸易时代,1817年李嘉图(David Ricardo)开始关注不同区域之间贸易的形成机制,形成了比较优势理论。此外,密尔(J.S.Mill)的“过剩产品输出”观点;威克菲尔德(E.G.Wakefield)的“经济互补”概念,也是对其时这些经济现象的解释与回应。虽然自17世纪经济学者即开始探索生产、消费、财富的空间分配,以及贸易的空间形态,但是直到19世纪上半叶,地理学的主要概念仍集中在旅行与探险。例如,在新发现地区的旅行中,获取自然景观、土地利用、聚落、社会及政治组织等资料。其时,地理学主要是解释性(explanatory geography)科学,当时地理学者感兴趣的更多在于“人与环境的关系”上 ,而非经济活动的空间形态。

故此,一般认为,17世纪以来形成的经济实践、观念、话语,构成了经济地理的背景:由显著的隐喻(亚当·斯密的“无形的手”)、新的概念(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有说服力的图表(魁奈(F.Quesnay)的《经济表》)、强制的平衡(萨伊(J.B.Say)定律)、谨慎计算的数字(威廉·配第(W.Petty)的政治算术)等组成 8BZ9HkHEic8yxqtq0w3mvOARs+Lf12Wuv5mnFnEdf3sgA7hUiH4GouYnl3PILC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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