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地理学”的前身
商业地理学

大约自17世纪开始，欧洲资本主义萌芽与地理大发现的结合，促成了资本主义市场与经济的扩展，及至18世纪中叶，大工业生产的出现，劳动分工的扩大，促成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伴随着运输技术的改进，市场的广度与深度在增加，进入市场的商品数量与种类大幅增加，市场的扩大促成了商业地理知识的积累。学者们围绕各地的地理环境、资源分布、交通条件、商业贸易、城市经济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其时的中国，正处于乾隆盛世，持续的经济成长与人口增长，促成了各地商业贸易的繁荣，形成了一系列著名的市镇、商帮与繁盛的国内长距离贸易 ^[1] ，在18、19世纪之交形成了传统商业经济的巅峰，出现了全国市场的雏形，以及服务于该市场的商业知识积累。

中国自古以来重视地志，是世界上所存地理书籍最齐备的国家，但其经济部分依附于政治，这些志书中对于经济物产一般仅有简略的记述。直到明清长距离商业兴盛，以及大区域劳动分工出现后，才促成了商业书的公开广泛刊印。这些商业书主要是介绍交通路线、各地商品行情、经营买卖各类商品的专业知识等。例如，1599年刊行的《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还偏重于经营买卖各类商品的专业知识。及至18世纪末，吴中孚根据自身经验总结的《商贾便览》，则侧重综合性商业知识与信息的介绍，书中所附录的“天下水陆路程”对76条主要商路的地理、治安、物价、商家等信息加以介绍 。由于前近代中国的劳动分工与商业贸易并没有深度发展，这些商业知识并未能够系统化为科学知识。

在西方，伴随着商业地理学的发展，罗蒙诺索夫（Ломоносов）认为研究国家经济必须与地理结合起来，并于1760年首次提出“经济地理学”这一名词。现在看来，商业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有着显著的差异，但在其发展早期并没有明确的界限，甚至是通用的名词。1776年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经验观察的基础上，归纳总结了经济发展与市场空间之间的关系，形成了分工理论。及至进入近代工业革命后的第一次全球贸易时代，1817年李嘉图（David Ricardo）开始关注不同区域之间贸易的形成机制，形成了比较优势理论。此外，密尔（J.S.Mill）的“过剩产品输出”观点；威克菲尔德（E.G.Wakefield）的“经济互补”概念，也是对其时这些经济现象的解释与回应。虽然自17世纪经济学者即开始探索生产、消费、财富的空间分配，以及贸易的空间形态，但是直到19世纪上半叶，地理学的主要概念仍集中在旅行与探险。例如，在新发现地区的旅行中，获取自然景观、土地利用、聚落、社会及政治组织等资料。其时，地理学主要是解释性（explanatory geography）科学，当时地理学者感兴趣的更多在于“人与环境的关系”上 ，而非经济活动的空间形态。

故此，一般认为，17世纪以来形成的经济实践、观念、话语，构成了经济地理的背景：由显著的隐喻（亚当·斯密的“无形的手”）、新的概念（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有说服力的图表（魁奈（F.Quesnay）的《经济表》）、强制的平衡（萨伊（J.B.Say）定律）、谨慎计算的数字（威廉·配第（W.Petty）的政治算术）等组成 。 0xQzBoh8odbOo8QQw0hrPG6T9qkKKKS14EyZ/srh7ypBXXt2P9pHyCaWqMzTq6g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