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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近代中国社会经济从整体上看，在生产领域中基本上是以个体家庭作为社会基本经济单位的小生产的生产方式，“从宏观看，明清时期商业贸易的市场结构仍然是一种以粮食为基础，以盐（布）为主要对象的小生产者之间交换的模式”
。但是，由于商人资本的运动，却存在以地方市场、区域市场，以及国内大市场共存的大流通的流通方式，“小生产和大流通”并存构成了前近代中国社会再生产中最基本的生产流通模式，是为前近代中国社会再生产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特点
。张忠民的发现为我们理解前近代中国的市场与经济成长提供了一个钥匙。
近代对外开放逐渐改变了传统中国的社会生产模式，从字面上而言，口岸的意义，对于内地腹地而言，将有利于获取联系市场的通道，同时会推动地区基础设施的投资与改良；对于中心城市而言，将有助于增强经济集聚优势，成为区域经济成长与变革的发动机。但在实际上，却改变了旧有的社会生产模式，近代口岸商埠的成功模式可以概括如下：一是口岸城市与内部市场联系密切，推动进一步的市场分工与经济发展；二是口岸形成“现代”的功能性城市，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在一般的经验中，近代中国的口岸开放带动了沿海沿江地区的外向化经济发展，如果将中国内地比作一个巨大的扇面，将国外比作更为巨大的另一个扇面的话，沿海口岸就是连接这两个扇面的枢纽。故而言之，无论是对于华南，还是近代中国而言，（条约）口岸开放是近代变革的起点，无论是费正清声名遐迩的“冲击—反应”论，还是樊卫国所释的“激活—生长”论，都认可近代变革的起点，至于口岸是否是理解近代中国的一把钥匙，不可以直接、简单地否定之。王尔敏认为，五口通商为近代中国都市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新的方向，形成了近代口岸都市，口岸通商并不仅仅是商业贸易，更多的是一种中外经济关系的开端、中外经济互动的开端。就区域经济而言，近代开港以后，主要的口岸城市实际上逐渐成为所在区域的中心城市，引领区域经济空间的新陈代谢，成为近代区域经济变革的“发动机”。
前近代华南沿海的外贸港口，从功能上而言多以转运为主，对于港口毗邻腹地的依存度相对并不高，这是受限于其时的市场与分工条件。亚当·斯密认为市场范围的大小决定分工与专业化的程度，阿林·杨格进一步认定分工与专业化制约市场范围的大小，分工强度与市场范围之间存有显著的正相关。随着近代分工、技术进步的变化，华南沿海市场容量的扩大，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
从资本的形成而言，随着市场容量的扩大，商业资本开始向产业资本转化。商业资本具有两种次级形态：商品经营资本与货币经营资本，彼此之间是可以互相转换的，商人不生产商品，经由货币资本在市场上转化为商品，进而实现资本循环，在流通中获得增值。前近代传统商业资本是独立于生产之外的，用于交换与流通环节，局限于流通领域，但在近代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商业资本的位置发生改变，逐渐从属于生产资本，成为产业资本再生产的一个职能资本与组成部分
。
就产业的成长而言，随着市场容量的扩大，产业地方化与地方经济成长逐渐形成。马歇尔认为产业区源自于三种力量：知识溢出、为专业技能创造固定市场的优势、与巨大的本地市场相关的前后向关联。生产者希望选择接近大的需求市场，以及大的生产资料与消费品的供给市场。这一区位优势一旦形成就很容易延续下去，如果两个地区除了最初的经济规模有微小差别外，其他地方完全相同，那么这种差别也会在这些关联作用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大。
随着世界一体化程度的加深，世界市场对于区域的发展超过国内市场的影响，近代市场潜力的提高归功于贸易的迅速增长，近代华南地区的变革即肇始于此。通过参与世界贸易与分工，改变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同时通过对外交流获取知识、资源、资本（内陆地区通过口岸获取），并形成了区域之间的激励、学习机制。这一过程推动了区域城乡之间的产业演进，打破了前近代小农经济下的均衡状态，这一演进在产业内部与区域之间都是不均衡的，存在空间与发展级差，这也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逾越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