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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的市场与地方经济

近代华南地区新经济地理图景形成的进程,包括对外贸易、金融、国内市场、商品流动、资本流动等方面的变化,其中,最令人注目的是新市场结构的形成、商品贸易的增加、相关组织方式的形成,进而使地方经济的自我增长成为可能。

1.贸易增长的方向

承接上述对开埠通商的评述,新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新市场结构的形成以及贸易的增长。随着沿海港口之间、内陆腹地间、国际间交通线的纵深延伸,原先两点之间单一的交通线,开始相互连接起来,形成了回路网络。1930年代张其昀、黄秉维等在注目其时中国经济地理格局的变化中,已经强烈感受到晚清以来港口城市突出发展的现象 。一系列具有良好区位的开放口岸,从沿海到内陆,通过海运、内河、铁路等交通线,以腹地经济为依托,以国内农畜产品、手工业产品和国外工业制成品对流为内容,形成了近代外贸港口体系。

历史事实表明,当太平天国运动直接终止了广州与岭外的长距离丝茶贸易之后,开埠通商则迅速激发了西江沿线、东北江下游贸易的潜在能量,促进了岭南区内市场和外洋市场的繁荣。在口岸开放以前,华南地区的贸易对象主要是区内与沿海(包括东南亚)地区,晚清扩展到全国乃至全球。大约在1895年以后,华南传统的商品流通渠道逐渐改变,形成了一个以香港等通商口岸城市为中心,从通商口岸到内地和农村的商业网。市场交易的扩大与商业资本的发展,城乡之间形成了工业制成品与农副产品的劳动分工体系,乡村被纳入到城市经济体系中,市场的容量与规模迅速扩大,故而,郝延平称之为近代的“商业革命”。

当国外的工业品通过口岸城市行销内地,国内的农副产品也经口岸城市集中出口国外,以口岸城市为中心的外向化市场流通体系,逐步取代了明清时期形成的国内内向化市场体系。由于市场的扩大与商品化外向化程度的提高,中国的对外贸易大幅度增长,尤其是香港成为中国南方最大的口岸城市。经由香港港进出口贸易的商品特征比较明显——即外国机制工业品与中国农副手工业产品之间的交换,出口的丝茶大部分来自珠江流域地区,尤其是珠江下游的三角洲地区。

图1-4 近代南中国港口体系示意
注释:数值为1890—1920年年均贸易量与上海的比值,0.10以下的标识从略(数据来自近代海关贸易统计)。

图1-4标识了近代南中国的贸易港口体系,以及港口的贸易集聚度,大体上形成了以上海与香港为中心的南北两大“T”字型贸易港口圈,形成了近代中国沿海新月弧形发展地带,并具有从东南沿海向内地的推进趋势。对于华南而言,新贸易的增长点依次为香港、广州、汕头,区域贸易增长的方向发生改变,从陆地移到海洋,在商品生产地之外,形成了新的交易市场与交易中心。

2.地方经济的萌生

近代产业革命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进入市场的商品数量与种类大幅度增加,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展,开始向全球寻找市场与原料。及至19世纪前半叶,铁路、轮船、电报等近代交通工具的出现,加强了世界各地的联系,推动了世界市场的形成。在1880—1914年间,在标准金本位与以伦敦为中心的全球金融市场的引领下,世界经济的比例不断攀升,华南地区也毫无例外地卷入这一进程,从中心城市到穷乡僻壤,概莫能外。

中国的资本主义商业最早是依附在外国产业资本之上的,是当时外国在华商业资本的补充,虽然外国商业资本在中国也设立了不少的商业机构,但如果没有中国本地的商业资本作为补充,就无法顺利地进行商品流通 。在这一依附与合作的进程中,关于近代中国先进地区与后进地区之间的贸易,已经获得了比较中肯的看法:帝国主义的开放口岸与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口岸城市与先进地区成为后进地区与内陆“成长的引擎”

同时我们也知道,贸易的增长必然会刺激创新,同时也带来更激烈的竞争,贸易与FDI带来的要素价格的变化可能对创新不利 ,所以,尽管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一国开放以后能否继续保持经济增长仍然是未知的,这取决于制度的创新。在近代华南地区,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第一,通过交通运输方面的变革,缩短了原有的经济距离;第二,在相关条约的规制下,通过租界(自由港)洋行推行的贸易活动,促成了要素流动与地方经济发展。

近代商品经济与对外贸易的发展,对交通运输提出了新的要求。华南地区的商货运输向来以水运为主,有水则水,无水则陆。晚清时期,水运交通的最大变化是轮船运输的产生和发展,即由单一的木船运输进入轮木船并举(在干线以轮船运输为主,在支流以木船运输为主)的新时期。铁路通车后一度吸收了一些水路运输业务,对传统运力、运道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形成新的货流趋向,促使传统货流改道。公路兴起始于清代末期,开始有计划的筹备建设是在民国中后期,但影响较小。但是,由于水运成本的低廉,在近代华南地区,水运仍然占有绝对优势的地位,铁路公路在客运方面一度存在优势,但覆盖面很小。

西人来华约开口岸,首先考虑是打开中国的市场倾销机器制成品,随着贸易、市场的扩大,分工与专业化随之而来。近代商品性农业、手工业、城市工业之间的专业化分工加强,同时,全球化、市场化的力量使得区域的经济活力得到了空前的释放,促进了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促进了要素流向口岸地区、沿海沿江地带,在这一全球性的生产分工的演进过程中,近代经济形态逐渐在华南局部地区形成,并呈现扩大化的态势。 vq5WVNWlScWM1xo7hVOTM31uTiL3e/1BoUtuhQT+dILty4ePeTa4WQxgpMpq8uq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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