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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华南地区新经济地理图景形成的进程，包括对外贸易、金融、国内市场、商品流动、资本流动等方面的变化，其中，最令人注目的是新市场结构的形成、商品贸易的增加、相关组织方式的形成，进而使地方经济的自我增长成为可能。
承接上述对开埠通商的评述，新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新市场结构的形成以及贸易的增长。随着沿海港口之间、内陆腹地间、国际间交通线的纵深延伸，原先两点之间单一的交通线，开始相互连接起来，形成了回路网络。1930年代张其昀、黄秉维等在注目其时中国经济地理格局的变化中，已经强烈感受到晚清以来港口城市突出发展的现象
。一系列具有良好区位的开放口岸，从沿海到内陆，通过海运、内河、铁路等交通线，以腹地经济为依托，以国内农畜产品、手工业产品和国外工业制成品对流为内容，形成了近代外贸港口体系。
历史事实表明，当太平天国运动直接终止了广州与岭外的长距离丝茶贸易之后，开埠通商则迅速激发了西江沿线、东北江下游贸易的潜在能量，促进了岭南区内市场和外洋市场的繁荣。在口岸开放以前，华南地区的贸易对象主要是区内与沿海（包括东南亚）地区，晚清扩展到全国乃至全球。大约在1895年以后，华南传统的商品流通渠道逐渐改变，形成了一个以香港等通商口岸城市为中心，从通商口岸到内地和农村的商业网。市场交易的扩大与商业资本的发展，城乡之间形成了工业制成品与农副产品的劳动分工体系，乡村被纳入到城市经济体系中，市场的容量与规模迅速扩大，故而，郝延平称之为近代的“商业革命”。
当国外的工业品通过口岸城市行销内地，国内的农副产品也经口岸城市集中出口国外，以口岸城市为中心的外向化市场流通体系，逐步取代了明清时期形成的国内内向化市场体系。由于市场的扩大与商品化外向化程度的提高，中国的对外贸易大幅度增长，尤其是香港成为中国南方最大的口岸城市。经由香港港进出口贸易的商品特征比较明显——即外国机制工业品与中国农副手工业产品之间的交换，出口的丝茶大部分来自珠江流域地区，尤其是珠江下游的三角洲地区。
图1-4 近代南中国港口体系示意
注释：数值为1890—1920年年均贸易量与上海的比值，0.10以下的标识从略（数据来自近代海关贸易统计）。
图1-4标识了近代南中国的贸易港口体系，以及港口的贸易集聚度，大体上形成了以上海与香港为中心的南北两大“T”字型贸易港口圈，形成了近代中国沿海新月弧形发展地带，并具有从东南沿海向内地的推进趋势。对于华南而言，新贸易的增长点依次为香港、广州、汕头，区域贸易增长的方向发生改变，从陆地移到海洋，在商品生产地之外，形成了新的交易市场与交易中心。
近代产业革命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进入市场的商品数量与种类大幅度增加，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展，开始向全球寻找市场与原料。及至19世纪前半叶，铁路、轮船、电报等近代交通工具的出现，加强了世界各地的联系，推动了世界市场的形成。在1880—1914年间，在标准金本位与以伦敦为中心的全球金融市场的引领下，世界经济的比例不断攀升，华南地区也毫无例外地卷入这一进程，从中心城市到穷乡僻壤，概莫能外。
中国的资本主义商业最早是依附在外国产业资本之上的，是当时外国在华商业资本的补充，虽然外国商业资本在中国也设立了不少的商业机构，但如果没有中国本地的商业资本作为补充，就无法顺利地进行商品流通
。在这一依附与合作的进程中，关于近代中国先进地区与后进地区之间的贸易，已经获得了比较中肯的看法：帝国主义的开放口岸与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口岸城市与先进地区成为后进地区与内陆“成长的引擎”
。
同时我们也知道，贸易的增长必然会刺激创新，同时也带来更激烈的竞争，贸易与FDI带来的要素价格的变化可能对创新不利
，所以，尽管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一国开放以后能否继续保持经济增长仍然是未知的，这取决于制度的创新。在近代华南地区，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第一，通过交通运输方面的变革，缩短了原有的经济距离；第二，在相关条约的规制下，通过租界（自由港）洋行推行的贸易活动，促成了要素流动与地方经济发展。
近代商品经济与对外贸易的发展，对交通运输提出了新的要求。华南地区的商货运输向来以水运为主，有水则水，无水则陆。晚清时期，水运交通的最大变化是轮船运输的产生和发展，即由单一的木船运输进入轮木船并举（在干线以轮船运输为主，在支流以木船运输为主）的新时期。铁路通车后一度吸收了一些水路运输业务，对传统运力、运道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形成新的货流趋向，促使传统货流改道。公路兴起始于清代末期，开始有计划的筹备建设是在民国中后期，但影响较小。但是，由于水运成本的低廉，在近代华南地区，水运仍然占有绝对优势的地位，铁路公路在客运方面一度存在优势，但覆盖面很小。
西人来华约开口岸，首先考虑是打开中国的市场倾销机器制成品，随着贸易、市场的扩大，分工与专业化随之而来。近代商品性农业、手工业、城市工业之间的专业化分工加强，同时，全球化、市场化的力量使得区域的经济活力得到了空前的释放，促进了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促进了要素流向口岸地区、沿海沿江地带，在这一全球性的生产分工的演进过程中，近代经济形态逐渐在华南局部地区形成，并呈现扩大化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