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埠通商的外部性激励

一百多年来，关于近代中国开埠通商的变化，学界已经获得很多的事实与经验。柳诒徵即如是总结：“经济之变迁无它，吸收散殊之各点，集中于新辟之地，……集中之法第一在通商开埠，商埠之开始多迫于条约，继则自保利权，轮船走集，货物委填，其附近各地与之关联者，罔不仰通商大埠之鼻息。而此通商大埠，又听命于各大商场，铜山东崩，洛钟西应，牵连钩贯，而赢亏消息，恒不能自主。此数十年间经济变迁之主因也。”

近代华南地区的开放口岸与时间如下：广州（1843年）、香港（1843年）、澳门（1843年）、汕头（1860年）、琼州（1876年）、北海（1877年）、龙州（1887年）、三水（1897年）、梧州（1897年）、江门（1904年）、南宁（1907年），这是近代中国沿海开放口岸最密集的地区。本区域主要的口岸为香港、广州、汕头，其中最重要的是香港，“伦敦东印度与中国协会”当时向英国政府提出的一项建议方案：“我们可以占据大谭湾及邻近岛屿（指香港），此地如作为港口，基础条件比澳门更好。海水既深，海峡可成天然良港，常年可用，并易于军事防守；尽管海港边几乎全是山地，但可开垦，食物上可自给自足。同时，海港边亦可开发街区用地，譬如岛的西南方有一处山腰坡地，可建足够规模的储货仓库，这片海湾还是从北方来的船只汇集的水域。事实上，中国政府无法全面干涉它的民船将茶、丝运到这里与我们进行交易。”尤其是1858年《北京条约》中，将九龙之一部分及香港的附属地割让英国管辖，英国在九龙建设道路、船坞、住宅等 ，进一步扩大香港的势力，直接改变了华南经济地理的位序。这一过程最后完成于1903年的新界租借（借口香港防卫、香港商业地域等理由），新租借的九龙半岛、附属岛屿等陆地面积大约为香港本岛的8倍，此后进一步的扩张及企图就再也没有获得成功。

香港成为华南的首位城市与外向窗口，广州成为珠江流域的中心口岸，汕头成为韩江流域的中心口岸，北海、琼州等成为沿海次级中心，形成了以香港为龙头的港口体系，其他港口的国内外贸易大多要通过香港的转口来进行。香港港的海相腹地大约覆盖南中国海沿海区域，不仅包括海南、台湾，还包括东南亚诸国。这样的新变革与外部环境，是近代开埠通商以前所无法预见的，对区域内部、区域之间要素流通的改变也是革命性的。

同时，我们还知道，当时广东、广西两省组成的华南区域，与当时中国的其他区域相比，在自然地理上、经济地理上都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在近代时期，如果将华南地区与整个中国作类比，华南则是一个缩小版的中国。华南地区有一个外向型经济中心——香港，有内向的陆上腹地、水上交通路线（西江、北江等），以及其他相对独立的区域：韩江流域、粤西南、海南等地。而这一切，均被整合为以香港、广州为中心的经济系统，其中的关键脉络是一系列的口岸城市（图1-3）。

近代华南一系列口岸的对外开放，促使本地区区内市场结构的转向，在清中叶以来的基础上，获得了一个加速的进程，促成了区域要素禀赋流动趋向的改变，激发了区域经济地理格局的改变，此即一般意义上的开埠通商的激活与影响。

第一，北南走向的物资交流呈现停滞和缓慢下滑的趋向。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彻底地打乱了原来南北通行的商路，1853年后岭外的商路就分别向上海、闽浙等地转移。咸丰八年（1858年），五口通商大臣由广州移迁上海。传统的北南走向物资流动日趋衰落，但也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韶关、英德的太平桥等关就已征收不到税额 。1862年4月25日就有人奏请“派二三品京卿一人赴广东驻扎韶关，办理通省厘金，专济苏浙安徽三省饷务” 。就粤省而言，三大厘金征收点依次是佛山、韶关、肇庆。1870年代沿海贸易兴起以后，南北商道才最终趋于凋零。粤赣、粤湘等北南物资流通故道的物流规模也日减，一般只限于湘桂之间、湘赣与粤省之间部分地区的一般流量的商品交换，保持较大宗流通的仅仅是粤盐北济湘南、赣南。1940年代，经济地理学家张先辰即指出：广西省在商业上“与长江流域及中原之隔膜，无殊异国”。

第二，东西走向的物资交流获得大幅增长。珠江流域中上游地区的土特产如木材、柴梓、花生油、山货、药材等，本来主要就是顺西江经梧州流向广东 ，近代口岸开放后，沿西江水系东西走向的物资流动，获得了更大的发展，并且成为流域地区内物资流动的主要通道。就流动商品的内容与性质而言，主要是一般民生物品的民间私营流通。如果考虑到华南地区的内贸因素，东西向内部贸易已经成为区内经济活动的主流，这一过程从明代以来就在缓慢地滋长，表现为桂省东向门户城市梧州的兴起，在经济地位上逐渐地超过了东北角的省会桂林。但是，梧州开埠通商加速了这一进程，西江航道也成为流域内最主要的动脉，在对外贸易的刺激下，以往沿西江水系、以一般的民生物品为主的东西向物资流动显著提升。

第三，沿海、外洋贸易的增加。自1860年代广州对外贸易规模逐渐超过以往的十三行贸易（并没有计入一直存在于珠三角地区频繁的走私行为），海洋贸易的发展势头已经初露端倪。正如众多的研究一再强调，上海等口岸的开放更多地扩展了对外贸易的规模，而不仅仅是抢占了广州原有的份额，广州的海外贸易一直在平稳成长。此外，沿海口岸之间的横向联系也在不断地增强，1853年太平军占据湖北以下的长江下游地区，广东的漕粮通过“招商贩米，赴上海收兑”。该年年底广东歉收，粮价骤升，“粤西谷米亦未能运东接济，现在外洋米船到粤者，均囤聚香山澳门” 。

正如道格拉斯·诺斯所论述，经济发展方向的扭转，往往要借助于外部效应，引入外生变量或依靠政权本身的变化。随着外部势力的介入，华南地区原有的以内生演化力量为主的发展模式被打破，逐渐演化为以外力为主导的发展模式，这一切推动了晚清华南地区的经济变迁。例如，位于北江上游的乐昌县，其地方志的实业志中，在论该县商业时，感叹海禁开通后边境地区商业一落千丈，繁华烟消云散，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殊不知这正是近代中国开埠通商以后，区域经济地理重新排列组合的结果。 mE8WC1msRqBrsJddOJtWhKPczG6lGOlkzXCw6SBStOnbTq+8nVfGRZd/i5EaoZf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