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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5年一口通商开放的决议，使得广州成为在朝贡贸易体制下帝国对外贸易的总汇，成为唯一合法的官方贸易之所。在当时的政治经济背景下，以广州为中心的贸易盈余成为“天子南库”
。于是，举国的对外贸易资源，便从江南、内陆经由三条交通干线
汇集于此，广州在全国的对外贸易中长期处于垄断的、出超的有利地位。由广州北上的大庾岭与骑田岭商路，成为当时最瞩目、繁忙的贸易通道
。在华中、华北各地，“过去所谓的用品很多来自广东”，百货店被称之为“广货店”
。
其实，在朝贡贸易经济的背后，一直存在着一个内向的、国内的商业流通网络。处于西、北江之交的佛山，自清初以来，以其优越的地理环境、发达的手工业基础，从一个村庄而迅速崛起为具有“天下四聚”之誉的手工业巨市。广佛近在咫尺，在朝贡与国内长距离贸易体制的支配下，共同组成了岭南区域经济与帝国外贸的中心。以政治中心（广州）、经济中心（佛山）、外贸关口（澳门）为特色的城镇格局的巩固，打破了内地普遍的政治城市泛化的单调格局，这也是前近代以来广东地域经济的一大特色。在广佛中心之外，还存在韶关、梧州、桂林等次中心，以南北商路与西江黄金水道为大动脉，再通过澳门作为对外商务交割的窗口，将外贸、内贸融合起来。
此外，自明清以来，珠江三角洲单一的稻作农业，逐步转变为桑基鱼塘（以及果、蔗）式的经济形态，农业的商业化进程加速
；同时，珠江三角洲地区迅速成为海内外著名的手工业之乡，例如，佛山从一个村庄集镇变为“天下四聚”之一的手工业中心，其冶炼、铁制、陶瓷等产品大量运销国内各地与外洋
。随着越来越多的农业剩余商品化、手工业的专业化，以及商贸经济的发展，珠江三角洲与华南地区，成为全国区域分工与长距离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有评论认为，前近代时期受内向型社会生产、商品流通结构的制约，广东省内珠江三角洲地区与珠江中下游地区之间缺乏直接、密切的交往，整个珠江流域各地方市场呈现出相对隔离，联系单薄的基本格局，直到近代开埠通商以后，才逐渐在商品、资金、技术等方面产生对流，形成直接密切的联系
。其实，如果放在近代前后的产业与区域经济的历史性转折层面来看，也是不无道理的，但是，如果将比较的对象更换为珠江流域内部与外部的经济联系，梁钊等人的判断更接近实情。
据梁钊、陈甲优的分析，前近代珠江流域经济呈现出三个特点：（1）沿珠江水系东西走向的物资交流获得最大的发展，并成为流域地区内陆物资交流的新主流；（2）传统的北南走向物资外流继续大获发展，达到了历史的新水平；（3）海外、国外走向的物资交流全面兴盛
。在鸦片战争之前，珠江三角洲地区生产的手工业品，已经约占整个岭南市场主要产品产值的33.4%，其商品生产总量不仅已经超过了原先发达的粤北地区，也逐渐压倒过去占首位的岭北入粤的中原产品的数量，这就决定了流域内物资交流的主要方向转变为东西走向，而非以往的南北走向。清前期珠江三角洲的主要手工业品，例如土布、丝绸以及海盐等大宗产品，都是上溯西江输入广西、云南、贵州，少量运销江西、湖南、福建，而西江中上游的米谷、农副产品等也顺流大量输入广东。这也表明，早在近代广州条约开埠以前，岭南区域市场结构已经获得广泛性的成长，以大庾岭道为标志的南北官运，实际上已经不是最主要的商业路线，相反地，基于西江得天独厚的航运优势，大量民生物资的交流成为区内最重要的商业循环形式。
罗一星通过对前近代岭南五类大宗商品流动的梳理，还原了其时华南区内的商业地理格局
：（1）在生活类的粮食流动方面。由于珠江三角洲地区严重缺粮，粮食主要来自西江流域的西米、湖南的湖米、东南亚的洋米，其中广西的稻谷每年东运大约300万石左右，湖南（包括江西、福建）运入的米谷有40万—50万担，洋米年入大约10万—20万担（在道光免洋米进口税之前）；韩江三角洲地区的缺米仅次于珠三角地区，除了从广州、肇庆与南路的高州、廉州进口外，大多依赖于东南亚、台湾进口。（2）在日用类的棉与布方面。来自外省的大多为江苏松江与湖广，或走陆路或走海路，其他少量进口自印度、英国。流入广州、佛山的棉、布有部分通过西江运往广西，沿着桂江到阳朔、桂林，沿着容江到藤县、玉林，沿着浔江到桂平、柳州，沿着郁江到贵县、南宁，以至崇左、百色，覆盖整个广西。（3）在手工业类的铁制品方面。当时佛山的铁器加工全国著名，官府规定两广的生铁都必须运到佛山发卖，“皆输于佛山一埠”，大抵沿着河流顺流直下，粤东的潮州、嘉应之铁，通过韩江、梅江转入东江，形成了“佛山之冶遍天下”的局面。
概而言之，由于良好的资源禀赋，华南地区，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在前近代时期，小农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使得农业、工业和商业得到迅速发展，桑基鱼塘、果基鱼塘、蔗基鱼塘，形成了地域化和专业化生产的萌芽，其中以经济作物为主的农业商品性生产迅猛发展起来，清初以来逐渐形成了大小不等的农业商品性专业种植区，例如桑、麻、甘蔗、水果、蔬菜、茶叶、棉花等
。由于农业商品化、外向化的程度很高，与市场联系密切，与区外经济联系密切，手工业与商业的结合以及相互促进，有助于区域内外商品流通与市场规模的扩大。明清以来随着岭南地域开发的基本完成，岭南区域内部产业经济与商品贸易的发展，已经初步形成一个较完整的区域市场体系。
就华南内部广西省而言，经济发展情形也趋向于增长。明清时期梧州成为当时广西最为重要的城市，它直接冲击了桂林长久以来的政治与经济中心的作用，其他诸如桂林、柳州、南宁等一直延续着前代的发展，这些府所属的州县发展比较引人注意，如桂林府所属全州、南宁府所属横州，都是堪比府城的重要城市。即便一向发展滞后的桂西地区，在明清时期也出现了一些有圩市，如武靖州（今百色）等，不过，就总体而言，以商业和经济发展而论，仍以桂东北和桂东南为发达区域
。据清嘉庆二十年（1815年）平乐县重修粤东会馆并戏台碑记，捐资修馆的各江行商水客达203家，捐修戏台的水客达335家，超过了在本镇居住的222家粤商。从碑刻记录来看，有的商家来自广东境内的新会、番禺、佛山、顺德等，以及广西境内的桂林、荔浦、阳朔、梧州等，包括城市附近的各小圩镇，如大扒、莲花、白沙等
。这些粤商水客沿水路抵平乐贩运，人数往往多于在本埠坐肆的粤商人数。
表1-1中所列的是前近代华南市场流通中，价值百万两以上的商品数量的估计。首先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清代前期广州一口对外通商，各省商品集中于广州一地，故而丝、丝织品、铁器、瓷器类商品的比率大于100%。
表1-1 前近代华南市场主要商品量估计
从数据上来看，粮食类商品占比28.7%，经济作物（棉、丝、茶、糖）占比38%，手工业品（布、盐、丝织品、铁器、瓦瓷器）占比33.3%（其中布盐类19%），打破了此前粮、布、盐三大传统商品鼎足而立的垄断局面。经济类作物的商品化产品快速上升，手工商品的种类与产值增加，单纯的农业经济格局已经出现了微调，区域的市场分工、市场容量、商品结构、经济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区域内部与区域之间的分工与交换正在进一步扩大，外向化商品经济的发展更加显著可见，传统农业经济文明下农耕与商业的均衡状态，正在趋向于新的不平衡发展。
在前近代的历史上，华南地方基于区内、区外（包括中国北方及南洋）已经形成的经济秩序，一部分将被纳入到新的口岸秩序中，一部分将被遗弃或再建，这与滨下武志所发现的亚洲历史上的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口岸体系之间的相关关系是一致的
。
[1] Trade Returns for the Year 1866-1936，《中国旧海关史料》，京华出版社，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