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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师范大学钟文典对广西省的地方史研究成就颇多，主编了一系列的近代广西研究著作，除了前引的圩镇研究，还有《近代广西社会研究》
等，涉及诸多方面的诸多议题。
朱浤源的《从变乱到军省：广西的初期现代化，1860—1937》
，从近代西方的冲击来临之前的变化开始谈起，讨论初期现代化的政治面、经济面、社会面与文化面，探寻广西早期现代化的轨迹。对现代化的多方面，均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察，认为从现代化的实现程度而言，政治最优、文化其次、经济更次、社会殿后。所以，他认为近代广西现代化的主要特色是政治现代化，“政治人”之中的军人与文化人，在广西的初期现代化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经济本身尚未发展形成势力；在经济现代化方面，对于城市、工矿业、农林、交通、货币的近代特征给予了宏观的把握，在城厢商场的转型、矿业的变迁、工业化与军事化、农林、交通和货币的变迁诸方面的研究上，有其独到之处。
杨乃良的《民国时期广西经济建设研究》是一部研究经济建设而非经济发展本身的作品，在此之余注意到在广西近代经济发展中“新桂系”的特殊作用，这与朱浤源的研究是不谋而合（他有引用朱氏之研究）
。在研究具体的工商业建设、农林建设、矿业交通建设的时候也阐明了经济本身的发展。相关的论文对广西民国时候的对外贸易及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作了较多的关注，他指出了梧州分担省内出境货物的80%，并指出梧州、龙州、南宁沟通云贵的水航通道，当然他也强调新桂系的政治力量对于对外贸易的支持与重视。钟文典在《20世纪30年代的广西》中，阐释广西30年代经济发展、外贸发展的各方面成就，也在政治部分，对新桂系和军事政治势力对于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的作用进行了研究。
广西师范大学谭肇毅主编的《抗战时期的广西经济》
分农业、工业、手工业、商业和对外贸易等方面，对抗战时期广西的农业、工业、手工业、商业和对外贸易、矿业、交通运输业、财政和金融等进行考察，研究广西战时经济从繁荣到衰落的现象，其中对于战前各行业的经济状况，进行了简要的述评，可供参考。
穆素洁的《糖与中国社会》
[3]
，详细地考察了清代广东（涉及台湾）糖业的技术和市场、农民和官府、生产组织和经济发展，将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完美结合，从地方和全球的不同尺度，重新审视了糖业经济和世界市场的关联，认为在鸦片战争前中国市场已经与世界融为一体。陈东有的《走向海洋贸易带：近代中国市场互动中的中国东南商人行为》
，也具有类似的旨趣。
陈海忠对汕头商会与地方金融的研究，在国家历史的背景下，考察了光绪末年至1930年代，汕头商会在地方货币、金融问题与国家的合作与冲突方面，商人、商会、政府三者之间的关系
。张小欣以20世纪前半叶美孚、德士古石油公司在广州的经营活动和社会影响为中心，讨论了外国石油公司在华发展状况及其与中国社会产生的关系
。
科大卫关于乡村经济比较代表性的论著是《前自由中国的乡村经济：江苏与广东的贸易增长与农民生活，1870—1937》 [4] ，在承认1931年后大危机的困苦事实之后，通过论证1870—1930年的经济成长，反驳了陈翰笙、章有义等分配学派的悲观解释，从交通与货币、进出口价格、市场与技术的角度，解释了近代时期民众受益的增加与经济的发展。
叶显恩对于华南市场、宗族与近代化有过细致深入的研究，例如珠江三角洲的宗族和地方社会、农业生产和外贸、粤省航运业的近代化。其中《明清珠江三角洲土地制度、宗族与商业化》
一文，以广东的核心腹地珠江三角洲为中心讨论近代以来土地制度、宗族和商业化问题及其相互关系；《移民与珠江三角洲海洋经济化》
讨论了自宋代以来移民和珠江三角洲外向型经济的发展。《粤商与广东的航运业近代化：1842—1911》
论述了晚清时期从买办到民族资本经营的航运业的兴起，认为已基本实现了近代化。不过，无论从船只数量还是吨位来看，实际显示的也许更多是一种近代化的迹象，以及传统与近代的融会再生。
张晓辉对近现代广东与粤港澳经济历史素有研究且著述丰富
，举凡社会经济史的各个方面，例如近代广东社会经济史、香港华商史、近代香港对外贸易、香港与内地经济关系、香港与内地联号企业、广东对外经济关系、近代广东财政政策等均有专论，留下了一系列重要的论文与专著。
香港经济史方面的著作，通论性的读物当属于卢受采编写的《香港经济史（公元前约400—公元2000年）》
，以及刘蜀永编写的《20世纪的香港经济》
、弗兰克·韦尔什的《香港史》
[5]
，专论性的学术著作则首推前述张晓辉所著的《香港近代经济史（1840—1949）》。
罗一星的《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
从明清佛山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佛山的生态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政治控制和宗教系统的演化等五个方面，解释了明清佛山“黄金时期”的社会运行和整合，但他无视广州开埠后佛山的转折性变化，无疑存有显著的不足。
Alfred H.Y.Lin的《广东的乡村经济（1870—1937）》，重点剖析了近代广东的农业成长历程，以及1930年代农村危机的根源 [6] 。作者通过对土地占有率、稻作的生长和大米的短缺、贸易和乡村经济的转变、税费与额外摊派、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关系、贷款来源和侨汇等六个方面的分析，希望在技术学派和分配学派之间寻找到一个契合点，以便能更准确地反映近代广东乡村经济的状况，在这一点上，超越了以往对单一部门或宏观的贸易研究的不足。但是该书在资料的选择，甚至解释上存在着难以接受的混乱，例如在论证广东人口与粮食比率时忽略了占1/4的杂粮；在解释贸易时以广州与汕头来说明全省的贸易与收益，在统计上缩小但在结论上却夸大；在列举一系列地税增加后戛然而止，不作任何解释说明。该书从一个侧面反证了经济史研究中基础工作的重要性，否则其他的工作或许都是无稽之谈。
方志钦、蒋祖缘主编的《广东通史》
，其中近代经济部分，论述了贸易、航运、金融、民族工业、农业、手工业、商业等方面的发展，涉及面较广，但均比较简略。吴建新讨论了民国时期广东的农业与环境，传统农业的延续与转型
。
其他有关粤省贸易的研究论著甚多
，不过这些论著除了《广州外贸史》外，更多是相关资料的整理和初步说明，故而所依赖的仍然是传统式的陈述。其他非典型性的论著，此处暂且从略。
以上，是为重新检视近代华南“经济地理”研究，以及相关的铺垫工作，从中也大略可以看出，对于近代华南地区经济地理的研究，还存在明显的空缺，故而，本研究希以此弥补华南经济地理所缺失的部分：近代时段。
[1] The South China Silk District ： Local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and World - System Theory ，SUNY Press，1986； Social Change and Development ： Modernization ， Dependency ， and World - system Theories ，Sage Publications，1990.
[2] 倪俊明：《广州城市空间的历史扩展及其特点》，《广东史志》1996年第3期；Yeung Wing Yu Hans： Guangzhou ，1800-1925： The Urban Evolution of A Chinese Provincial Capital . 香港大学博士论文，1999年；杨颖宇：《近代广州长堤的兴筑与广州城市发展的关系》，《广东史志》2002年第2期。
[3] Sucheta Mazumdar： Sugar and Society in China ： Peasants ， Technology and Market ，Harvard University，1992.
[4] David Faure： The Economy of Pre - Liberation China ： Trade Increase and Peasant Livelihood in Jiangsu and Guangdong ，1870-1937，Oz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5] Frank Welsh： A History of Hongkong .
[6] Alfred H.Y.Lin： The rural economy of Guangdong ，1870-1937， A Study of the Agrarian Crisis and its Origins in Southernmost China ，Macmillan Press Ltd.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