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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时期，所发表出版的有关华南的经济地理著作，基本上都与广西省有关。一来，学界、知识界对于广东省经济地理的情况相对比较熟悉，但是对广西省则比较陌生；二来，是因为在1920—1930年代学界已经撰写了全国性的“经济地理”作品，为这一学科提供了必要的学术积累，于是，相关的研究尺度，由全国层面下移到地方；三来，是抗战救国期间，开展国统区地方经济建设的需要，调查、梳理与总结相关的经济地理信息蔚然成风。
张先辰的《广西经济地理》
从自然地理、人口密度与民族、农业（稻作、杂粮、蔬菜水果、甘蔗、棉花、麻、烟叶、牲畜、鱼类）、林产（杉木、柴炭、茶叶、桐油、茶油、八角与桂皮等）、垦殖水利（荒地、垦殖、农田水利）、矿产、工业（手工业、省营工业、民营工厂）、交通（河道、公路、铁路）、都邑与贸易（四大城市、重要城镇、对外贸易）、广西经济地理与经济建设问题（农业、林业、矿业、工业建设问题）等方面论及其时广西的经济地理情形。广西省地方行政委员会编写的《本省经济地理讲义》
，在内容上与《广西经济地理》比较接近，是为精简总结的版本，主要内容包括：分县人口密度，农矿工商等各项事业，水陆交通，桂林、柳州、南宁、梧州四大都市，粮食、衣用原料、桐油等重要产品的发展前景，荒山荒地资源利用等方面。
陈正祥的《广西地理》
则着眼于区域经济的开发与建设，从疆域沿革、地质地形气候、土壤作物、农业、矿业、人口与都市、山地居民、交通、工业与外贸方面展开。此外，还有莫一庸的《广西地理》
。
蒋君章的《西南经济地理纲要》
也包括广西省，大约也从农林牧、人口、交通、矿业、工业、贸易、城市等方面展开“经济地理”相关议题的论述。之前提及的日本分省《支那省别全志》（广东、广西）介绍该省主要城市、人口、交通运输、气候，主要产业、各地商业习惯、仓库、货币金融，属于地志性质。
陈家骥的《广东省》（地理类）；方光汉的分省地志《广西》；盛汶的《广西省》（地理类）
，属于小学生文库中的课外读物，大略属于乡土地理读本的范畴。
此外，全国性的著作中，也曾或多或少地都涉及两广经济地理的情形。前述张其昀的《中国经济地理》按照食、衣、住、行、工业之原动力为目录，讨论了华南地区相关产业部门的情形。王金绂的《中国经济地理》分为黄河、长江等流域，每流域下再分自然地理、生产地理、分配地理、民生状况的条目。胡焕庸的《中国经济地理》记述地形、气候、农业区域、人口、交通、农业、手工业、现代工业等相关产业部门的资源、生产等问题。葛绥成的《中国经济地理》分为四编：（1）经济地理学的概念、特征；（2）经济地理学的要素：如地形、气候、民族、人口、经济联系；（3）经济生活的发展，农业、畜牧业、林业、水产业、矿业、工业、商业贸易的形态与进展；（4）经济物品的移动与交通。
1950年代以后国内曾组织撰写华南地区的经济地理，就研究路径而言，1920—1930年代以来初步形成的对商业与城市关注的传统被放弃，转而关注生产力的分工与空间布局，即着眼于劳动的地域分工。
梁仁彩的《广东经济地理》
主要分为两个部分进行论述：在部门经济地理方面，关注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业；在区域经济地理方面，分为粤中区、粤东区、粤北区、粤西区、海南岛五区。孙敬之主编的《中华地理志·经济地理丛书》，梁仁彩等所著的《华南地区经济地理（广东·广西·福建）》
，基本上是1956年版的简单修订与扩充。
1988年孙敬之在主编的《中国省区经济地理丛书》时，重点讨论生产力分布的演变过程、生产力分布状况与特点，但是，增加了贸易地理与城镇体系部分。在1994年修订版的《中国经济地理概论》中又增加了“经济中心与区域差异”一章。在该丛书中，吴郁文主编的《广东省经济地理》
，从农业地理、工业地理、交通运输地理、经济中心与经济地理分区这些方面展开论述；谢之雄主编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经济地理》
，同样从农业、工业、交通与旅游地理、经济地理分区与城市方面展开；吴郁文主编的《香港·澳门地区经济地理》
，则论述了香港、澳门的自然地理、人口、经济历史与现状、出口加工、对外贸易、旅游业、金融业、房地产、交通、城市建设、博彩业等方面。
此外，向民等的《广西经济地理》
，按照生产力布局的原则，从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交通、商业、经济地理分区方面展开论述。刘琦、魏清泉的《广东省地理》
，按照自然地理、人口、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与对外经济贸易、城市、地区差异与经济区域展开。周宏伟的《清代两广农业地理》
，则从清代两广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社会环境、人口状况、水利事业、土地开发与利用、粮食作物的生产与分布、经济作物的生产与分布、农业地理分区方面，讨论分析了清代两广农业生产的发展特征及两广地区不同地域单元的农业特点。
苏耀昌运用经济成长和社会变迁的理论研究全球背景下近代华南的早期现代化，发表了《华南丝区：地方历史的变迁与世界体系理论》、《社会变迁与发展：现代化、依附与世界体系理论》等著作 [1] ，从世界体系理论切入，但是又超越其束缚，注重从地方社会阶级结构的层面分析，研究了华南近代早期经济现代化的发展和挫折，讨论了世界经济的大背景和地方势力是怎样共同决定一个区域的发展道路的。他还从华南经济优先卷入西方经济体系，政治滞后卷入的层面，分析了华南不同于其他区域的早期近代化道路：由于过多地受到地方社会结构的制约，民间的力量在华南农业商品化和工业化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形成一种乡村工业化的雏形，但是这种成长方式在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结构中是脆弱的。
梁钊、陈甲优的《珠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概论》
，从珠江流域经济发展的历史特点、现状着手，分析流域经济结构与工农业、交通、旅游、服务、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情况，讨论了流域内部经济发展中的分工与合作关系，从流域的角度纵论古今经济发展的形势。
司徒尚纪的《珠江三角洲经济网络的嬗变》
，将珠江三角洲的经济网络分为四个阶段，分别为：广州单中心放射性网络（秦至元）；广州、澳门双中心“T”形网络（1840年前的明清）；港澳易位和本文“T”形网络（1840—1949）；穗港独立发展和网络运行的困扰（1849—1978）；穗港澳三中心梯形网络（1978年后）。从宏观面上对此进行了梳理。此外，邓开颂、陆晓敏等人对于粤港澳关系史的研究，大致勾勒出三地之间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关系
，关其学等的《论经济中心——广州》
则梳理了近代广州如何演变为一个区域的中心城市。
范毅军对汕头贸易和手工业变迁的研究，在工业地理分布和进出口商品之间关系的探索上有所创新
，通过海关报告和领事商务报告的记录，描绘了韩江流域贸易的发展和当地工业的集聚和分散现象以及商人组织；此外，还详细地讨论了韩江流域的糖业生产和销售，可以视之为近代韩江流域的贸易和区域社会经济的代表性研究。
方书生的《经济的空间过程与地域发展（1842—1938）：以珠江三角洲港埠与腹地的互动关系为中心》、《近代经济区的形成与运作：长三角与珠三角的经验（1842—1937）》（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4、2007年），从口岸开放与腹地经济互动的角度，梳理了近代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空间的形成与演化过程，初步厘清了这一事实，并与长三角地区进行了一些对比。
对于华南商埠城市空间的个案研究相对较少。王尔敏的《广州对外通商港埠地区之演变》
交待了宋明以来广州城的发展，详细讨论了清代的十三行以及鸦片战争后的扩界和租界的形成。不过，作者夸大了商埠因素对于近代广州城市的直接意义，似乎有点过犹不及
。实际上，商埠因素对于近代广州城市的直接意义并不特别明显，这一点不同于上海、天津，甚至汉口、九江。倪俊明的论文大体上勾勒出了历史上广州城的空间扩张过程，试图进行总结，不过主要还是限于并不完整的资料罗列；于永明则从城市建设与政治参与的视角讨论了这座省城的变迁，但又失之于变迁过程的空间透析
[2]
。
对于广西圩镇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在钟文典主编的《广西近代圩镇研究》
中，从农业、手工业、工业、矿业、交通、商业等方面，对近代广西圩镇的形成、发展、变迁，进行了较为翔实的梳理与评论。此外，该书的相关作者黄滨、刘文俊、宾长初、唐凌等，围绕这些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
。黄滨的研究重在探讨近代广西的城镇发育与城乡经济的形成，在这一体系研究中，他又特别注意广东商人在其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其专著《近代粤港客商与广西城镇经济发育：广东、香港对广西市场辐射的历史探源》
，深入分析了晚清民国时期广西市场中“无东不成市”格局的形成，分析了粤港商人在土产收购、私营金融业、商品手工业、交通运输业当中的作用。同样是研究广西的城镇经济，陈炜与之有较大不同，他的研究多从城市发展，尤其是市的发育这一层面上去分析近代广西的圩市
。他专门阐述了开埠通商以后城镇商业网络的近代嬗变，认为梧州开埠后，广西全省逐步形成以梧州为中心的全省城镇商业网络，突出了梧州的作用，以及梧州在全省（重点是桂东地区、西江沿岸）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