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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我12岁，或至多13岁。父亲带我去了乌尔内克罗斯特
。我不知道是什么让他去拜访岳父。这两个人自从母亲去世已多年未见。布拉赫伯爵晚年搬回去住的那座古堡，父亲也从未自己去过。外祖父过世后，那幢奇怪的房子落入他手，我之后再没有见过。我在童年的记忆里找到的，不是一幢房子，它已在我身体里七零八碎；屋子这一间，那一间，走廊不能把它们连接起来，走廊被保存下来，只是一段自为的残章。就这样在我体内散落着——房间，楼层，凌乱不堪，各居一隅，另外还有一些逼仄的陡梯，在它们的昏暗中行走，就像血液在静脉里流动。一间间塔屋，高悬的观阁，从小门挤入则不期而至的阳台：［25］——这一切都还在我体内，也永远不会消失。仿佛这房子的景象从无限高处坠下，冲入我，并在我心底碎裂开来。
我心中完整保留下来的，似乎是我们每天傍晚七点聚餐时的大厅。我从未在白天见过这间屋子，我一点也记不起它是否有窗，窗开向何处；每一次，全家人一进去，枝形烛台上就燃起蜡烛，几分钟后我就忘了白昼和外面见过的一切。这间高高的、我猜是有拱顶的屋子比一切都强大；它模糊的高度，它从不曾被看清的角落，从人的身体里吸走所有的画面，却不给他任何清楚的替补。人坐在那，就像溶解了；没有任何意志，任何知觉，没有兴致，也没有抵抗。人就成了虚空。我记得，这种毁灭性的状态最初几乎让我有种晕船似的恶心，我撑不住，只能伸出腿，用脚碰了碰坐在对面的父亲的膝盖。后来我才意识到，他似乎理解了、或至少容忍了这奇怪的行为，虽然这样的举动在我们之间那种近乎冷漠的关系里无从解释。正是这轻轻的触碰，给我了熬过漫长晚餐的力量。拼命挨了几个星期之后，我以孩子那种几乎无限的适应力习惯了聚餐时的阴森，无需挣扎［26］就能在桌旁坐上两个小时；现在时间甚至过得相当快了，因为我忙着观察在座的人。
外祖父称之为家庭，我也听过其他人使用这个专横的名称。虽然四个人之间有远亲关系，但他们绝非同类。坐在我身旁的舅舅是个老人，他坚硬焦黑的脸上有几块黑斑，据我所知是火药爆炸的后果；他阴沉而幽怨
，以少校身份退伍，现在在古堡中一间我不知道的屋子里尝试炼金，听仆人说，他还和一家监狱有往来，每年有人从那给他送一两具尸体，他就把自己和尸体关在一起，没日没夜地切割，用秘方处理它们，以防止腐烂。他对面是马蒂尔德·布拉赫小姐的位子。她是那种没有明确年龄的人，是我母亲的远房堂妹。她与一个叫做诺尔德男爵
的奥地利招魂师频频通信，完全听命于他，不论多小的事情都要先征求他的许可，抑或是他的恩赐，除此之外，我对她一无所知。那时候她特别胖，那松软而慵懒的肥胖浇注进同样漫不经心的宽大的浅色裙子里；她的动作疲惫而模糊，总是泪眼朦胧。然而，她身上有某种东西，让我想起我柔弱而纤瘦的母亲。［27］每一次久久地观察她，我就能在她的面庞上找到所有那些母亲去世后我再也记不清楚的微妙而温和的线条；直到那时，每日见到马蒂尔德，我才知道死者有怎样的相貌；是的，也许那是我第一次知道。直到那时，成百上千个细节才在我体内聚集成处处与我同在的死者的面容。后来我才明白，布拉赫小姐的脸上的确存在所有那些决定了母亲容貌的细节——只不过这些细节扩散开来，就像其中插入了一张陌生的脸，它们扭曲了，彼此再无瓜葛。
这位女士身旁坐着一个表亲的小儿子
，他大概与我同岁，但比我矮，比我瘦。他细细的苍白的脖子从打着细褶的领口中伸出，又消失在长长的下颌。他薄薄的嘴唇紧闭着，鼻翼微微翕动，他那双漂亮的深棕色眼睛只有一只能动。有时它安静而忧伤地看我一眼，另一只眼睛则永远盯着同一个角落，好像它已经被卖出去，不在考虑之内。
长桌上首赫然立着外祖父的那把大沙发椅，一个再无他事可做的仆人把它推到他身下，而白发苍苍的老人也只占用一点点空间。有人称这位重听、霸道的老先生为阁下或者御前大臣，还有人叫他将军。他自然拥有过这些头衔，但是他任职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久到这些称谓几乎不可理解。［28］我甚而觉得，没有哪个固定的称号能安在他那某些时刻格外鲜明、却又总是不断化掉的性格上
。我永远下不了决心叫他外祖父，虽然他有时对我很和蔼，还会用一种逗笑的声调叫我的名字、把我喊到他身边去。面对伯爵，全家人都敬畏交杂，只有小小的埃里克才和这位白发苍苍的一家之长有某种亲昵。他那只会动的眼睛时不时默契地飞快看他一眼，而祖父也同样快速地回应；漫长的午后，有时候能看到他们出现在幽深的画廊尽头，他们手牵着手，不说话，沿着昏暗的古画走来走去，显然，那是另一种默契。
我几乎整天都待在公园里，在外面的山毛榉树丛里，或是在原野上。幸好乌尔内克罗斯特有狗，可以陪着我；或这或那有一户佃农或者管家的院落，在那里我能拿到牛奶、面包和果子。我相信我曾无忧无虑地享受过我的自由，至少后来的几个星期我没有因为晚上的聚餐担惊受怕。我几乎不和任何人说话，因为独处是我的快乐；偶尔和狗简短地说几句：我们相处得十分融洽。再说，沉默也是家族的特性；我是从父亲那儿了解这点的，晚餐时鸦雀无声我也不会惊奇。
［29］我们刚到的那几天，马蒂尔德·布拉赫格外健谈。她向父亲询问早年国外的熟人，她回忆着遥远的印象。想到死去的女友和一个年轻人，她动容而泣。她暗示说他爱着她，对他那份恳切而无望的爱慕，她却无以回报。父亲礼貌地听着，间或点头同意，只做出最简要的回答。桌子尽头的伯爵垂着嘴角，一直在微笑，他的脸显得比平时大，好像是戴了个面具。有时他自己也会插句话，他的声音与任何人都无关，虽然很轻，却能在整个大厅听到，就像钟表那种稳定而超然的运行；周遭的静寂似乎有它独特的共鸣，抹平每个音节，空空荡荡。
布拉赫伯爵认为和父亲谈论他的亡妻、我的母亲，是对他以礼相待。他称她为希比拉女伯爵
，他每说完一句话都好像在询问她。不知何故，我甚而觉得，随时会有一个穿白衣的年轻女孩加入我们。我还听过他用同样的声调说起“我们的小安妮·索菲”。当我有一天问起这位似乎外祖父格外喜欢的小姐，才得知他指的是大首相康拉德·雷温特洛
的女儿，她曾是弗里德里希四世并不门当户对的妻子，已在罗斯基勒大教堂
长眠了差不多一个半世纪。时间顺序对他毫无意义，死亡只是他完全无视的一个小小的插曲，［30］但凡进入他的记忆，人就存在着，死亡也改变不了什么。这位老先生去世若干年后，人们都在传说，他怎样以同样的固执把未来当作眼下
。有一次他和一位年轻的女人说起她的几个儿子，还特别说到了其中一个人的旅行，而这年轻的女士才刚怀孕三个月，她坐在滔滔不绝的老人身旁，吓得几乎晕掉。
事情开始的时候，我在笑。我大声笑着，静不下来。那个晚上，马蒂尔德·布拉赫缺席了。几乎失明的老仆人走到她的位子上，恭敬地递过去菜肴。他就那样站住不动，过了一会儿才心满意足、又郑重其事地走开，就好像一切都照常继续着。我观察着这个场面，看的时候一点也不觉得好笑，但过了一会儿，正当我把一小口食物放进嘴巴里，笑声突然在我脑中腾起。它来得那么快，我呛住了，发出巨大的噪声。虽然我十分尴尬，虽然我极力让自己严肃下来，笑意却反复袭来，完全控制了我。
似乎是为了掩饰我的行为，父亲用他缓慢低沉的声音问道：“马蒂尔德病了吗？”外祖父以他的方式微笑着答了一句话，但我自己正手忙脚乱没有留意，那句话大概是：她只是不想见克里斯蒂娜。［31］我身旁黝黑的少校站起身来，含混地嘟哝一句抱歉，向伯爵鞠了一躬，离开了大厅，我也没看出这是那句话产生的效果。我仅仅留意到，在房主背后门口的地方，少校突然转过身，对小埃里克，让我大吃一惊的是，也对我，眨了眨眼、点了点头，似乎让我们跟他出去。我惊讶地止住了折磨我的大笑。我平素从未注意过少校，我不喜欢他；我发现小埃里克也不怎么重视他。
晚餐像平时那样没完没了，吃到甜点时，半明半暗的大厅深处发生了一个动作，我的目光被攫住、朝那看了过去。那扇我以为是永远紧锁的、据说是通向夹楼的门，缓缓地打开了。那一刻我又惊又怕，以全然的新鲜感盯着那里，开启的门口昏暗中，一位穿着浅色衣裙的瘦高女士走了进来，并慢慢地走向我们。我不知道我是否动了一下或是叫了一声，椅子翻倒的声响把我的目光从那个诡异的身影上扯开，我看到父亲跳了起来，正脸色死白、垂着紧握的拳头，迎向那位女士。而她，毫不为这情境所动，一步步向我们走来，快到伯爵的位子时，后者一跃而起，抓住我父亲的手臂，把他拉回到桌边，［32］紧紧不放，而那位陌生的女士，悠然而冷漠，穿过没有障碍的空间，一步一步地，穿过只有杯子在某处微微颤抖的、无法描述的静寂，消失在门对面大厅的墙壁里。那一刻，我注意到，小埃里克深深鞠着躬，在陌生女人身后关上了门。
还坐在桌旁的，只有我，我在椅子里沉重不堪，似乎再也无法自己站起来。好大一会儿，我看着，却看不见。接下来我注意到父亲，发现老人还一直抓着他的手臂。父亲怒气冲冲，满脸通红，外祖父笑着他面具般的微笑，手指像苍白的利爪死死地握着他。我还听到他说了什么，听到了一个个音节，却听不懂他的话。可是，它们都深深地落入了我的听觉，两年前的某一天，我在记忆底层找到了它们，那时起，我就懂了。他说：“你太冲动了，总管，这不礼貌。你怎么能不让人做他们自己的事？”“那是谁？”父亲喊道。“她有权在这里。不是陌生人。克里斯蒂娜·布拉赫。”——彼时又出现了那种古怪的、稀薄的静寂，杯子又开始微微颤抖。然后，父亲猛地挣脱，冲出了大厅。
我听见他整夜在房间踱步；因为我也睡不着。快到早上的时候，我突然从某种类似睡眠的状态中惊醒，看到床边坐着一个白色的东西，恐惧让我从心底瘫痪。［33］最终，绝望给了我力量，我把头伸出被子，因害怕和无助哭了起来。我哭泣着的眼睛突然清亮了；为了什么都不看，我在泪水下紧闭着它们。可是，一个很近的声音在对我说话，它在我脸旁温柔而甜蜜，我听出：那是马蒂尔德小姐。我立刻平静下来，虽然已经彻底安了心，我却继续让自己被她安抚着；我觉得这种亲昵过于女性化，可还是享受着它，且认为这理所应当。“阿姨”，我终于说出话，并试图在她洇开的脸上集中起母亲的轮廓：“阿姨，那位女士是谁？”
“唉，”布拉赫小姐叹了口气，那叹息让我奇怪，她回答说：“一个不幸的女人，我的孩子，那是个不幸的女人。”
那天早上，我在一间屋子里看见几个忙着打包的仆人。我想我们要走了；现在离开，也合情合理。也许这也是父亲的打算。我却永远无从得知，在那样一个夜晚之后，是什么让他继续留在乌尔内克罗斯特。我们在那幢房子里又待了八九个星期，忍受着它诡异的压力，又见过克里斯蒂娜·布拉赫三次。
那时，她的故事我一无所知。我并不知道，很久很久以前，她在第二次分娩时死去，生下了一个命运多舛、经历残酷的男孩——我不知道，她是死人。［34］但是父亲知道。那个情感强烈，看重因果关系和明确性的他，故作镇定，不去过问，是想强迫自己忍受这奇遇吗？我看到，却不了解他如何挣扎。我经历过，却不明白他最后怎样战胜了自己。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克里斯蒂娜·布拉赫。这次马蒂尔德小姐出现在桌旁。但不同于往常，她像我们刚到的最初几天那样滔滔不绝，讲话没头没尾、乱七八糟。她身上有种不安，使她不停地摆弄头发和衣服——直到最后，她突然大声地叹了口气，出人意料地起身离开了。
就在那一刻，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向那扇门看去，真的：克里斯蒂娜·布拉赫走了进来。我身旁的少校急遽地动了一下，这个动作也在我身体里蔓延开来，但他明显已经无力起身了。他棕色、苍老、长斑的脸转向一个又一个人，他张着嘴巴，舌头缩在坏掉的牙齿后；然后，这张脸突然不见了，他灰白的脑袋垂在桌上，手臂断掉了一样一上一下，一只枯萎的、长斑的手不知从哪里伸出来、颤抖着。
克里斯蒂娜·布拉赫走了过去，一步一步地，像病人一样缓慢，穿过无法描述的静寂，似乎只有一条老狗的呜咽在作响。这时，从那只插满水仙花的银质大天鹅花瓶左侧，突然挤进来老人那带着灰色微笑的大面具。［35］他把酒杯举到父亲面前。我看到，当克里斯蒂娜·布拉赫刚好从他的椅子后面走过时，父亲拿起杯子，仿佛那是极重的东西，把它举起来，离桌面一掌之高。
那天夜里，我们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