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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第一部全面介绍中国历史和现状的著作《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是19世纪美国汉学的代表作。20世纪美国汉学权威费正清评价此书说：“它简明细致地描述了中国社会生活和历史的方方面面，在今天看来仍然是一部有重要价值的著作。”（《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
此书之作者卫三畏是美国最早的来华传教士之一。1844年，他已经在中国工作了十一年，按照规定可以休假一次，父亲每况愈下的身体状况更让他急于回国一行，可是他所属的传教差会资金紧张，无法提供费用；幸而卫三畏的老朋友、美国驻广州商人吉登·纳尔慷慨解囊，他建议卫三畏陪伴他经过埃及和欧洲回国，不过他本人由于业务的羁绊直到卫三畏到达美国后才离开广州。为了表示对纳尔的感谢，卫三畏将1848年出版的《中国总论》献给了他。
1844年11月卫三畏独自踏上了归国的旅途。他这次回国不仅为了省亲，也要为他主持的印刷所购买新的中文活字筹措经费。回到美国后，卫三畏四处活动，但资金还是有所短缺。于是卫三畏决定在家乡及其附近地区发表一系列关于中国社会生活、历史和制度的演讲来挣点钱。此时鸦片战争刚刚打开中国的大门，有识之士对中国兴趣浓厚，卫三畏的演讲大受欢迎。从1845到1846年，卫三畏一共演讲了一百多场，演讲地点也从家乡扩展到周边的一些重要城镇。这一番奔波劳累的意外收获是使他多年积累起来的有关中国的知识系统化了。1846年底卫三畏决定将演讲内容写下来出本书，为此他来到纽约，除了偶尔外出发表一些演讲外，一直专心写作，直到全书完成。这本脱胎于演讲的著作就是《中国总论》。一开始纽约几乎没有出版商愿意接受它，最后好不容易才由威利和帕特南公司（Wiley & Putnam）出版印行。
《中国总论》分上下两卷，长达1200多页（上卷590页，下卷614页）。全书分23章，比较全面地介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状况。卫三畏能够在短短两年内写出这样大部头的著作，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他在中国已经生活了十多年，特别是经历了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深刻变化，具有丰富的感性认识。此外他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不断地研究汉语和中国社会文化，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理性认识。我曾在耶鲁大学所藏卫三畏档案中，看到过他的一份书单，其中包括《史记》、《文献通考》、《本草纲目》、《今古奇观》、《大清会典》、《瀛寰志略》等五十多种著作，这些应该只是卫三畏读过的一部分；除了中文书籍，卫三畏阅读和参考的西文书籍也为数不少，这从《中国总论》的注释中可以窥见一斑。
《中国总论》的出版为卫三畏赢得了不小的学术声誉，1848年夏天，纽约州的协和学院授予他荣誉法学博士学位。
早在独立战争之前就有一些美国人表现出了对中国的兴趣，但他们关于中国的知识完全来自欧洲人的著作。18世纪末中美直接贸易关系建立后，美国商人开始把他们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美国人终于有了自己的信息来源。美国出版的最早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出自范罢览（Andrew E.van Braam）之手。范氏出生于荷兰，1758年被荷兰东印度公司派往中国，在澳门和广州先后工作了十五年，他早在1777年就表现出对美国的兴趣，1783年英美签订《巴黎和约》宣告美国正式独立后，他就移居美国并于次年成为美国公民。此后他又重新效力于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广州出任代理人。1794年他作为荷兰使团的一员前往北京庆祝乾隆登基六十周年。这次特别的经历为他提供了写作素材，1797年他的著作翻译成法文在费城出版，书名是《1794—179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赴中华帝国使团纪实》。但这本书出版以后没有引起太大反响，一则它是法文著作，在美国不容易打开市场，更重要的是就在同一年斯当东爵士出版了他那部广受欢迎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英国的马戛尔尼使团在荷兰使团前一年出发，虽然没有达到与中国建立正式关系的目的，但产生了几部名噪一时的纪实作品，斯当东的这一部以其记录的详实最为知名。此后美国商人又出版了几部关于中国的作品，均反响平平。
19世纪以来，欧洲来华传教士凭借他们熟练的汉语技能和丰富的中国经验写出了多部有影响的作品，继续在美国大行其道。德国人郭实猎于1831年至1833年不顾清政府的禁令三次沿中国海岸航行，其冒险经历以日记的形式于1834年结集出版，受到热烈的欢迎。此后英国人德庇时（John F.Davis）于1836年推出了《中国人：中华帝国及其居民概况》，为希望了解中国的西方人士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来源。
德庇时的《中国人》成为卫三畏必须面对的最重要的“前文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总论》的价值的大小就在于它比《中国人》前进了多少。卫三畏在“前言”中没有回避这个问题，他说：“《中国人》是值得大力赞扬的一部著作，但这本书出版于十年前，那时中国还是一个不容易接近的国家，美国人即使读过这本书，了解的也是那个时期的情况，面对今天中国的开放，美国人会对中国产生更浓厚的兴趣，也会很乐意了解那场带来中国开放的战争的前因后果。”鸦片战争虽然没有彻底改变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但却大大改变了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卫三畏抓住了这个契机大做文章，在整合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完成了《中国总论》这部后来居上的著作，不少评论者认为该书是美国对中国最好的介绍。《中国总论》出版后受到了欧洲人士的关注和欢迎，先后被翻译成德文、西班牙文，使西方世界在中国问题上首次听到了美国的声音，改变了美国长期以来依赖欧洲了解中国和一味进口欧洲汉学的局面。
卫三畏在《中国总论》“前言”中说，他写这部书的目的之一，在于“剥离中国人和中国文明所被给予的那种奇特而无名的可笑的印象”。18世纪欧洲大陆（特别是法国）的“中国热”虽然影响了美国的一些高端人士（如富兰克林），而对美国民众影响很小。18世纪末美国建国时欧洲的“中国热”已经基本上过去了。欧洲的这股“中国热”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法国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的赞美，他们写的大量书信和著作给欧洲带去了一个文明昌盛的中国形象。但18世纪下半期以来，随着耶稣会士影响的减弱，特别是1773年耶稣会的解散，中国形象开始走向负面。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形象更是一落千丈，美国人在欧洲特别是英国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一种以轻蔑的口气谈论中国人的风气。早期来中国贸易的美国商人向美国民众传递的是这样一种中国人形象：衣着滑稽、迷信、狡猾、残忍、对官员的贪赃枉法和社会的停滞不前束手无策。
在这样的时代风气中，熟悉中国的卫三畏显然觉得有必要纠正国人的看法。例如他在第11章《经学》中对孔子学说是这样进行评述的：“孔子哲学最大的特点是对尊长的服从，以及温和正直地和同辈人交往。他的哲学要求人们在现实世界中，而不是从一个看不见的神灵那里，寻找约束力，而君主也只需要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服从一个更高的裁判。从子女对父母的责任、荣誉和服从出发，孔子进而向人们灌输妻子对丈夫、臣民对君主、大臣对国王的责任，以及其他社会责任。孔子认为，政治的清白必须建立在个人正直的基础上，在他看来所有进步的开始都蕴藏在‘认识你自己’之中。无庸置疑，他的许多思想是值得赞扬的。就是与希腊和罗马圣人的学说相比，他的作品也毫不逊色。”这段论述十分准确也很精辟，抓住了以“礼”和“仁”为核心的孔子思想的精髓。这样的例子在《中国总论》中还有很多。
与由于无知而对中国产生偏见的美国人相比，因为无知而对中国漠然置之的人可能更多。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总论》在被威利和帕特南公司接受之前会遇到种种挫折——许多嗅觉不灵目光短浅的出版商拒绝这部著作的理由就在于担心它不会引起人们的兴趣；而这部书出版后受到热烈欢迎的事实，则表明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人其实很愿意了解欧洲以外的世界，他们正缺少一本好的入门书。出版家必须有自己的眼光，最好能有一点前瞻性。事实上随着中美《望厦条约》的签订，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已经开始关注中国，《中国总论》的出版是适逢其时的。
多少年过去以后，德庇时的《中国人》已经难得一见，《中国总论》成为了唯一的经典，它不仅是学者们的标准参考书，而且被一些教育机构采用为教科书，多次再版。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总论》的一些信息的不完整性和论述的不准确性也逐渐显露出来。1876年卫三畏离开北京时就萌发了修改旧作的想法，毕竟三十年过去了，中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从他本人来到中国的那一年算起，四十三年已经过去，今昔对比，卫三畏不胜感慨：“1833年我初抵广州时，我和另外两个美国人被作为‘番鬼’（洋鬼子）报告给行商。1874年作为美国驻华公使馆参赞，我陪同艾忭敏阁下面见同治皇帝，公使先生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向‘天子’呈递了国书。”（《中国总论》1883年版序言）按照外交礼仪，艾忭敏公使在递交国书时发表了简短的“颂词”，由卫三畏当场翻译成中文，对于卫三畏来说，这无疑是难忘的一幕。中国的变化当然远不止于政治外交方面，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化。从个人方面来讲，卫三畏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也同样今非昔比。1876年离开北京时，他已成为在中国生活和工作时间最长的外国人，从资历上来说超过了其他所有的英美传教士和外交官。
修订版《中国总论》于1883年10月面世，由初版的23章增加到现在的26章。新增加的三章是：（24）太平天国；（25）第二次鸦片战争；（26）最近的事件。这三章近200页的内容使现实问题在《中国总论》中的比例大大提高，现代中国的形象在古代中国的背景中更加凸显出来。原先各章的修改程度不等，有的基本信息未变，有的则重新编写。开头关于中国地理情况的几章则属于这两极之间的中间状态：有修改，也有保留。当初作者对一些地方的描述（比如长城）是来自书本和耳闻，而现在则可以结合实地的考察，因此分量也加重了。例如对于北京的描述从原先的15页增加到了22页；在介绍中国教育情况的第九章中还附上了一幅北京贡院的插图，也是旧版所没有的。卫三畏对博物学一直比较偏爱，关于这一部分的介绍在旧版中本来就相当充实，现在则更加丰富，从原先的56页增加到84页，也增加了插图。其他章节也都有大小不同的修改。
与多年前屡遭出版商拒绝完全不同的是，新版的推出十分顺利，查尔斯·斯克莱布诺家族公司（Charles Scribner's Sons）在推出新版前就大做广告，予以宣传。如果说在出版过程中还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原版的出版方威利公司认为自己对于修订版拥有一定的权益，于1881年12月向斯克莱布诺家族公司提出协商，但问题很快就在卫三畏出面澄清的情况下得到了解决。另外一个问题则是出现在卫三畏和斯克莱布诺家族公司之间。尽管卫三畏对旧版做了重大的修改，但在“前言”的初稿中，他只是做了轻描淡写的交代，这自然引起了出版社的不满，写信给卫三畏道：“‘前言’这样写很可能会引起读者的误解，使他们无法正确了解我们修订再版这部书的目标和所做的工作。您的大著在近四十年的时间里一直是这个领域的经典，而您称之为‘浅见’，这是不恰当的。同样不恰当的是，您把一些章节说成是‘在篇幅允许的范围内提供的尽可能准确的信息’，而实际上它们是最为权威的论述。但最重要的问题还是您的‘前言’几乎没有强调增加和修订部分的重要性，谈老的部分太多，而谈新的部分太少。”出版商总是很难欣赏和接受作者的虚怀若谷。卫三畏不愿意自吹法螺，但也不得不考虑出版方的利益，于是他请儿子卫斐列来修改自己的“前言”，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前言就是父子合作的产物。实际上，由于卫三畏晚年身体欠佳，卫斐列在修订工作中给予父亲很大的帮助。修订《中国总论》是卫三畏晚年最主要的工作，他的生命和活力似乎也与这项工作联系在了一起。1883年10月，他这部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以新的面目问世后，他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均急转直下，于1884年初去世。
《中国总论》一书很早就进入了中国学者的视野，莫东寅在1949年出版的《汉学发达史》中就提到过这部著作。200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了中文译本（陈俱译，陈绛校），为读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该中文版是以1883年的修订本为底本，所以对原本感兴趣的研究者还必须去寻找两种英文本；从研究出版史和汉学史的角度来说，就尤其有必要找来一读。
原载2011年6月15日《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