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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年10月25日，卫三畏（Samuel W.Williams）起程返回美国，这一天恰好距他初抵广州整整43年。在这43年当中，他不仅完成了印刷、传教、外交等大量的分内工作，还出版了《中国总论》和《汉英韵府》等多部汉学著作。当他离开中国时，他不仅创造了居留中国的最长纪录，也成为当时美国最著名的汉学家。
卫三畏辞职回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身体不佳，视力下降。在异国忙碌了一生后，晚年的他本该享受退休生活的清闲，但回美国不到一年，他的清静就被打破了。1877年6月30日，耶鲁大学校方致信卫三畏，告诉他这样一个重要消息：在最近举行的校务委员会年度会议上决定设立中国语言文学教授席位，并一致推选卫三畏为首任教授。但遗憾的是，校务委员会目前还没有获得一笔资金以便支付卫三畏的工资，但他们正在设法并希望很快能解决这一问题。卫三畏在接到这封信后，于7月13日写了回信，表示接受这一任命，由此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汉学教授。他同时在回信中也敦促耶鲁校方尽快解决资金问题。
一年之后，经过多方努力资金问题成功地得到了解决，既使卫三畏摆脱了有名无实的状态，更重要的是使这个职位具有了继续存在下去的基础。耶鲁率先在美国大学中建立中文教席，无疑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但在资金不到位的情况下就做出这样的决定，又难免显得多少有点仓促。这仓促上马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与老对手哈佛之间的竞争。1877年2月22日，美国驻华外交官鼐德（Francis F.Knight）在致哈佛大学校长的信中，说自己正在考虑筹集一笔基金在哈佛设立中文讲座的可行性。听到这个消息几天后（1877年2月26日），容闳在给耶鲁大学图书馆馆长的信中提出了这样的承诺和警告：“一旦耶鲁汉学席位的设立成为事实，我将很高兴随时将我的中文书赠送给母校。我希望耶鲁不要在这个问题上耽搁太久，以免被哈佛领先。”（耶鲁藏容闳档案）哈佛和耶鲁作为美国东部的两大名校，一直处于竞争的状态，耶鲁先下手为强的策略是完全正确的。
在耶鲁领先之后，1879年哈佛大学聘请中国学者戈鲲化为首任汉学教授，开始了该校最早的中文教学。让人们欣慰的是，耶鲁、哈佛两校的竞争丝毫没有影响到学者之间的友谊，美国最早两位汉学教授卫三畏与戈鲲化的交往既是他们两人晚年的一大乐事，也是美国汉学史上的一段佳话。戈鲲化是安徽休宁人，生于道光十六年（1836），早年做过幕僚，同治二年（1863）在美国驻上海领事馆任职，两年期满后移居宁波，供职于英国驻当地的领事馆，这两处的经历为他带来了执教哈佛的机会。1879年5月26日，极力促成哈佛设立汉学讲座的鼐德（时任美国驻牛庄领事）在上海总领事馆代表哈佛大学校长和戈鲲化签订了为期三年的任教合同（1879年9月1日至1882年8月31日）。戈鲲化到达哈佛后很快与卫三畏取得了联系，他们互相通信，并且很可能在1881年的圣诞节见过面。关于戈鲲化与卫三畏的交往，张宏生教授编著的《戈鲲化集》（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中有比较详细的资料和论述。这里补充一则材料，是笔者在耶鲁大学所藏卫三畏档案中找到的，内容是戈鲲化解答卫三畏的一个疑问，全文如下：
您问我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政府官员所佩带的朝珠是固定的108颗？”您还说您在中国多年，多次询问这个数目的来历，但没有人知道。在我看来，佩带朝珠的做法是从现在这个王朝才开始的，清朝以前无此规定，因为书籍中并无记载。《礼记》云：“天子之冕，朱绿藻，十有二旒；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这是古代的典章，现在的冠冕和朝服与古代的样式不同，冕旒也就变成了朝珠，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大清会典》中规定：皇帝朝珠用东珠宝石，亲王至五品官员许用各样珍珠宝石绿松石，亲王以下拒不许用黄缎。这和古代冠冕上悬挂各色玉石没有太大的区别。现在的亲王与周朝的诸侯也大致相当。一至五品的满清官员都可以称为“大夫”，因为五品以下是不允许佩带朝珠的。现在翰林院、六部、内阁的官员不是相当于古代的大夫吗？但朝珠为什么是108颗，我也不十分清楚。《京房易候》中说：“升平之世，五日一刮风，十日一下雨。”《礼记》云：“言而履之，礼也。行而乐之，乐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诸侯朝，万物服体，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考察这两段话并把它们结合起来，我发现一年中刮风的时间是72次，下雨的时间是36次，加起来是108次。皇帝在治理朝政时挂着朝珠，提醒自己履行说过的话，做让百姓高兴的事。官员在处理公务时戴着朝珠，作为对国家长治久安的一种祝愿。他们所带的珠子被称为朝珠，不是很合适吗？上述只是我个人的一孔之见，如果您发现不对，请告诉我，我将十分感激。
虽然戈鲲化没有能够给卫三畏一个十分确切的回答，但是他所提供的背景知识和信息一定会让卫三畏受益匪浅。戈鲲化的上述答复没有写明日期，估计是附在一封信中寄给卫三畏的。可惜戈鲲化在没有完成与哈佛的合同前就于1882年2月14日因病去世，卫三畏从而失去了一个可以请教的朋友。
卫三畏在努力钻研中文的同时，戈鲲化也在致力于提升自己的英文能力，在这一过程中卫三畏的《汉英韵府》成为他的重要工具书。1881年12月20日，戈鲲化在给卫三畏的信中附上了一首诗：“皇都春日丽，偏爱水云乡。绛帐遥相设，叨分凿壁光。”在给尾联所做的注释中，戈鲲化写道：“‘凿壁偷光’典出《汉书》（按：应为《西京杂记》）：‘匡衡勤学而无烛，邻居有烛而不逮，衡乃穿壁而引其光，以书映光而读之。’您的大著《汉英韵府》对我的翻译帮助很大，我就和匡衡一样。”《汉英韵府》本是卫三畏为学习汉语的西方人士编写的，但也同样可以作为中国人学习英语的工具书，双语字典确实可以起到双向交流的作用。在上述诗歌中，戈鲲化给“绛帐遥相设”一句做了这样的注释：“《后汉书》中说：马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您在耶鲁而我在哈佛，我们都教中文，所以我用了这个典故。”虽然美国早期的汉学教授绝对没有两千年前的马融那么风光，但开风气之先的快乐一定也是后继者们所无法体会到的。
戈鲲化在开创哈佛中文教学的同时，也给哈佛带来了最早的中文藏书。耶鲁最早的大批中文藏书则来自于容闳，在耶鲁做出历史性的决定之后，容闳于第二年将自己的40种、1237册藏书捐赠给了母校。这些中文藏书的添加为两校之后的汉学研究的开展和进步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证。
原载2009年9月30日《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