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融合史学与社会理论

狭义的历史社会学将其研究对象聚焦于社会变迁，但同时强调行为研究与结构研究，即它关注的不是抽象意义上的社会，而是具体的社会行为、社会结构、社会变迁的因果机制等，并通过探讨社会因子、社会行为、社会结构、社会机制等的相互作用来研究社会变迁。在方法论上，则强调经验研究与理论研究并重、互通和融合。

早在历史社会学形成之初，历史社会学的奠基者们就强调经验研究与理论研究的结合。按照马克斯·韦伯的看法，社会过程存在一定的规律或者类型，社会学研究与历史学研究的一个主要区别，就在于社会学需要关注这些规律或类型，而历史学只需要关注个别的因果关系、行为、结构即可。因此，对于社会学研究者来说，通过在社会过程中寻找相对稳定的过程，将之确证为某些类型，并认知共同的普遍性就成为其主要的研究目标。换言之，社会学应通过对社会历史过程的研究，将历史过程类型化，进而将类型概念化，并以之建构社会历史过程的规律性阐释，也就是社会理论。

20世纪50年代的学者注意到，社会科学不仅将学者对社会的研究从扶手椅带入了调查地点，从仅仅依赖历史资料的研究转向既注重文献也依赖实地考察的研究，社会科学还为社会研究贡献了许多方法甚至理论流派。 ^[1] 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讨论了社会人类学使用的理论模式，并将之归纳为以下五种类型。

资料来源：Rollo Handy. A Current Appraisal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Section 2：Anthro pology，Sociology，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1963，7（2）：15-33.

理论模式与方法论是密不可分的。除了表中所列的理论模式，社会学家发现，实地调查关注的一事、一地以及个别研究对象毕竟有其局限性，而历史文献对社会学研究也有其重要价值。历史资料能够为社会学家提供单靠个人的实地调查所不能发现的社会经验。通过对历史的研究，社会学家有可能将历史经验与现实社会的考察融会贯通。社会学已经再度转向历史，而且运用历史作为构建一般社会理论的有力工具。 ^[2] 因此，上表中还应该增加理论研究的“历史模式”，即通过对社会现象历时性变化的研究，产生有关社会变迁的相关理论。

社会理论与史学研究的融合不仅仅体现在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变化中，社会理论与史学研究的融合还深刻地影响到历史学研究方法的更新。20世纪中期，与所谓旧的历史学的衰落形成对照，运用新的研究方法的历史学兴起了。所谓衰落的旧的历史学，包括对政治事件的过度重视，主要依赖历史文献，以及经验主义的方法论。所谓新的、科学的历史学，按照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的说法，主要包括三种类型，即马克思主义、法国生态史学（以年鉴学派为代表）和美国计量史学。他还认为，这三种类型存在着前后替代的关系，而且后一种类型都比前一种更加“科学”。 ^[3] 尽管相互之间存在方法上的差异，这些不同类型的“科学的历史学”在融合史学与社会理论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

大约到20世纪70年代，所谓“科学的历史学”遭到了质疑，代之而起的是“叙事史学的复兴”。历史学出现了借鉴人类学的解释方法的趋势，转而更多地关注定性研究，并在文体上呈现为“前科学时代”特征的回归。然而，这种科学模式的危机并未导致学者完全放弃客观的研究，也未致使计量方法（如在人口史和经济史中）被完全放弃。结果，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新史学”——实际上是“新新史学”——是以“无序”为其特征的，呈现出在流派、方法和研究主题上的多元性。 ^[4] 此时，理论关照已经成为史学研究方法论中密不可分的要素。

至80年代，史学已经由科学向文学回归 ^[5] ，但在方法论上，史学与理论融合的程度却越来越深了。

资料来源：同表0-1。

安德森注意到历史研究与理论建构的相互作用。他认为，历史研究与理论概括应当紧密结合，因为“单个事件的机制”和“整体结构的运动规律”对充分理解历史的因果关系是同样需要的。 约翰·H.斯坦菲尔德（John H. Stanfield）注意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社会学开始显示出对历史学方法的兴趣，在这期间，巴林顿·摩尔、西达·斯考科波（Theda Skocpol）、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查尔斯·蒂利、 ^[6] 迈克尔·曼、奥兰多·帕特森（Orlando Patterson）等学者都推进了历史社会学的发展。但他也注意到，这些历史社会学家在他们的社会学研究中，并未在使用档案资料方面有所创获。他认为，事实上，除了蒂利之外，上述学者的历史社会学研究都是基于二手文献，而且不少研究只是依赖英文文献或者是之前翻译的资料。据此，约翰·H.斯坦菲尔德认为，这一时期历史社会学的发展缺乏方法论基础，而要在社会学研究中真正运用历史学方法，社会学家必须学习怎样使用档案和其他原始材料从事历史社会学研究。 ^[7] 按照他的设想，历史社会学家应该使用历史资料研究过去时代的社会组织、社会分层和社会运动，进而构建可验证的理论。这种以以往社会过程为对象的理论的构建，不仅是要理解以往的社会事件，而且还要依据以往的社会形态去理解已逝的时代。 ^[8] 即在历史研究基础上建立理论以解释过去。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这一目标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历史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特征在于，将史学研究与社会理论研究结合起来，促成两者的相互推动，其前提在于史学研究与社会理论研究在各自领域的发展。随着社会理论的发展，历史社会学可能对以往的历史资料提出新的解释。这一方法取向的困难在于，基于当代社会经验的理论如何适用于解释已经发生并且结束的社会过程。弥补这一缺陷的出路之一，就在于构建基于以往社会事实与社会过程的概念与理论，并以之解释以往的历史过程。

当然，历史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意义并不限于从理论上解释过去，史学与社会理论研究的结合同样有助于一般社会理论的发展。迈克尔·曼认为，“没有历史知识是不可能发展社会学理论的。社会学的大多数关键性问题关系到贯穿时代的诸过程：社会结构是从特定的过去继承来的；我们的很大一部分复杂社会的‘样本’只有在历史中才能获得” 。拉里·J.格里芬（Larry J. Griffin）认为，历史社会学并不仅仅是运用社会理论解释已往的事件，历史社会学实际上是研究、解释和理解一般社会学问题的独特方法。通过给社会行为、社会结构以准确的历史定位，通过考察其历史演变，历史社会学家挖掘了暂时性的社会生活的内蕴，提出并回答了具有持久性的社会学理论问题。他认为，社会学应该继续强化“史学转向”，研究、理解并运用基本的分析性概念，发展和检验普遍的社会理论。拉里·J.格里芬比较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前期的三项历史社会学成果。它们包括巴里·史华兹（Barry Schwartz）的《乔治·华盛顿：一个美国象征的形成》、西达·斯考科波的《保护战士和母亲：美国社会政策的政治起源》、斯图尔特·托奈和E.M.贝克（Stewart Tolnay & E.M. Beck）合著的《暴力的节日：一项南方私刑的分析，1882-1930》。格里芬强调这些成果与社会组织、社会控制和社会变迁等理论问题的直接关联。依据这些研究，可知社会学理论问题同时也是历史学问题。上述每一项研究都运用历史学研究发展社会理论。西达·斯考科波发展了富有历史内涵的国家政治“政体中心”理论，托奈和贝克对南方的私刑提出了一些理论解释，对比了刑事审判体系和经济动机的不同作用，史华兹的研究则深化了人们对一个理论问题的寻常理解：是什么把不同的人维系在一起，是传统、惯例、仪式的社会功能，以及政治和宗教生活的相互渗透。 ^[9]

历史学与社会理论研究之间的密切关系是历史学者和社会理论家都不能回避的问题。在历史学学科发展的过程中，社会理论被越来越广泛地运用于历史研究；同时，在社会理论研究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史学研究引入社会理论研究。历史社会学试图融合史学研究与社会理论研究，并以此为其学科特征。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认为，社会学的目标就是找出社会事件之间的关联，揭示并说明社会事件的序列，说明社会问题的演变趋势，并找到社会问题的切实解决办法。社会学如果获得成功发展，将有助于说明人们的生活是怎样以结构化的方式，“在社会之中，并历经历史，相互关联。它将会成为一门研究人类型构和长期社会过程的科学”。 实际上，埃利亚斯在这一概念表述中所称道的社会学的学科特征，更接近于历史社会学。

即使叙述史学也不是完全与理论无关的。在社会学家眼中，理论似乎独立于历史事实之外，因此，未以理论命题呈现的研究成果，都与理论无关。在历史社会学看来，理论不能外在于历史事实，尽管理论的表述可以相对独立的形式出现，但它也可以通过其他多种方式展现。其中，历史的叙述也是其表现形式之一。社会理论研究者关心的概念、模式、理论体系，都可以在对历史事实的叙述中加以运用，社会理论的逻辑也可以“隐藏”在历史叙述的内容之中。和以“纯理论”形式出现的社会理论研究相比，这种融合社会理论研究与史学研究，并以融会贯通的形式呈现的成果，同样可视为理论研究。何况理论研究并不单单是建构理论体系或理论模型，在历史社会学看来，社会理论研究的起点在于提出问题。史实恰恰为理论问题研究提供了活水之源，它通过触发社会理论家的“问题意识”，启发社会理论家反思已经形成的理论命题，并运用历史叙述呈现的史实去修正社会理论，从而推动社会理论的发展。

彼得·伯克认为，历史学研究应该对社会理论持更加开放的态度，史学研究不仅要运用社会理论，还要通过对史实的研究检验并发展社会理论。存在于任何特定社会、特定时代的制度、结构和社会交往形式都有其历史，都是该社会此前历史发展的结果。历史分析能够显示出这些形式如何发展，并且有可能对它们在未来如何发展提出看法。显然，人类对自己以及对世界的看法和以前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同样，这样的改变也会发生在未来。

当然，历史社会学研究的目的并不在于“创造”社会理论，不是从史实到理论的单向的理论研究，更不是从理论到理论的纯粹的理论研究，而是通过理论与史实的对证与互释（本书所谓理论与史实的融合即为此义）以解释社会变迁。不论是运用社会理论解释史实，还是运用史实去验证理论，都是历史社会学的方法。

由于历史学与社会理论研究在方法上的固有差异，史学与社会理论在历史社会学研究中的融合存在一定的困难。有学者讨论了实证史学与社会理论之间的矛盾关系。有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历史学研究方法所重视的特殊性与一般理论所必需模糊的抽象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作为一种认识论的信念，这一立场或许基于许多支撑，其中包括关于世界的基本认知，以及对历史学方法的维护。 ^[10] 或许正是在看似无法调和的对立中，历史社会学重视经验研究与理论研究的双重方法论特征才得以完整地呈现出来，进而实现内在的统一。尽管在历史研究中，运用社会变迁模式会使复杂的历史过程的研究简单化，但历史研究者不可能避免对社会理论相关概念、术语和理论命题的运用。历史学对社会理论的运用只是存在程度上的差异。但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历史学对社会理论的运用仍是不充分的，尤其是对社会理论的许多概念还缺乏充分的把握。

历史社会学的分析方法也像其他的研究方法一样，具有两种不同的倾向。其一是所谓“形式主义”的倾向。这种分析方法往往从一个理论模型出发，解释社会历史现象，有时甚至可能忽略部分历史的特殊性，较少关注不同区域、不同时代社会结构的差异性。其优点是对社会结构及其过程有一个总体把握，但因为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社会结构与过程的多样性，这种总体认识常常失之于简单与片面。其二是所谓“非形式主义”的倾向。这一分析方法也重视理论模型，不过，“非形式主义”的理论模型不同于“形式主义”的理论模型，后者因为忽视理论的“实践基础”而偏于“理想化”。相反，“非形式主义”的理论模型以社会历史过程中的“现实”结构与“具体”行为为基础，重视社会结构及其过程的时空差异。“非形式主义”研究取向的缺陷在于，运用这一方法的历史社会学分析所得到的理论，其抽象性、规范性与普适性就被削弱了。

[1] Milton I. Roemer. Book review：Bernhand J. Stern. Historical sociology（Selected Papers）， Journal of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Allied Sciences ，1960，15（3）：313.

[2] Milton I. Roemer，Bernhard J. Stern. Book reviews：“Historical sociology”（Selected Papers）， Journal of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Allied Sciences ，1960，15（3）：313.

[3] Gregor McLennan. History and theory：Contemporary debates and directions. Literature and History ，1984，10（2）：139.

[4] Gregor McLennan. History and theory：contemporary debates and directions. Literature and History ，1984，10（2）：139.

[5] Gregor McLennan. History and theory：contemporary debates and directions. Literature and History ，1984，10（2）：139.

[6] 值得说明的是，查尔斯·蒂利并不满意“Historical Sociology”这个术语，他认为，一个学科不应以所用的研究技术和研究方法来定义，而应以其研究主题（subject matter）定义。Daniel Chirot. Sociology and history：a review essay. Historical Methods ，1983，16（3）：121.

[7] John H. Stanfield. Archival methods in race relations research，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1987，30（4）：366.

[8] John H. Stanfield. Archival methods in race relations research，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1987，30（4）：366.

[9] Larry J. Griffin. How is sociology informed by history? Social Forces ，1995，73（4）：1245-1254.

[10] Gregor McLennan. History and theory：contemporary debates and directions. Literature and History ，1984，10（2）：139. oGUUj+E/msmfYi2Dq0Yt5uJKwKDUtzMEYqEdrZt/gLB4cvLJs0emBXn1rZ04u2Y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