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社会学的历史

历史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思想渊源可追溯到孟德斯鸠（Baron de Montesquieu）与大卫·休谟（David Hume），卡尔·马克思（Karl Marx）、亚里克西斯·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等思想家的史学研究是历史社会学的先声，工业化以及由此引起的一系列社会变革则为历史社会学的形成、发展提供了社会土壤。 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被认为是历史社会学学科的初步形成时期。 这一时期，马克思、托克维尔、涂尔干、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等学者围绕欧洲工业化以及民主革命的社会起源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在历史社会学中成为核心内容的议题。正是在这一时期，以后历史社会学独特的研究方法具备了它的雏形。

在社会学诞生之初，社会学与历史学之间曾存在着激烈的相互批评。在历史学中占主流地位的兰克学派认为社会学所研究的内容只不过是有关社会现象的琐闻杂记，只有军国大事和外交策略才是值得重视的史学题材。由于当时的社会学尚处于以概念、范畴构建理论的阶段，关于家庭、族群、社区等具体的社会活动的研究往往缺乏实证材料。在历史学家看来，这样的社会学无异于空谈，其价值自然无法与所论必有史实依据的历史学相提并论。作为与当时历史学“对立”的学科，社会学往往不屑于研究政治，甚至倾向于贬低历史学惯常研究的伟人的作用，认为君主传记对于社会研究不具有任何启示意义，他们给予更多关注的是基层组织和群体意识。 除了贬低历史学家的研究主题和研究对象，一些社会学家还对历史学研究的实际价值提出质疑。他们批评历史学不过是好事者出于盲目的好奇心而收集的资料，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不过是对民族生活的叙述，不过是为比较社会学提供素材” 。在社会学家看来，历史学研究遵循的学科规范基本上是辨别、描述和解释已经发生的事件。相较而言，社会科学家所遵循的基本学科规范则是提出或完善解释性的理论，以便理解任何地方、任何时期的社会关系 ^[1] 。

或许社会学诞生时代的一些历史学著作确有社会学家所批评的不足，但历史学与社会学的学科边界并不全然如相互挑剔的双方所见的那样界线分明。历史学家与社会学家之间的相互隔膜只是两个学科关系的一个侧面。另一方面，在社会学产生之初，社会学的先驱就在寻求社会学与历史学之间的联系，而历史学者也有意汲取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当时的历史学家面对着“真正的科学”的挑战，正在尝试建立“科学的”历史学。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甚至打算建立一种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科学性”的历史学。他因此不得不面对具体事件与宏观历史进程之间的关系问题，也面临着强调个别事件的唯一性的同时又不得不强调其普遍性的难题。事实上，这些也是社会学方法论所关注的问题。尽管后来的许多学者不接受兰克关于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但兰克努力启发历史学者提出更多的思考。显然，一个研究领域（或学科）不宜简单地贴上“科学”或者“历史主义”的标签。这个道理适用于历史学，也同样适用于社会学。既然在不同学科的内容、理论与方法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差异，对于学科的发展而言，重要的不是为了厘清学科的界限而相互指责，而应该是学科之间在研究内容、理论和方法上的相互学习。随着学科之间沟通的加深，两个学科的学者逐步认识到，任何研究都有赖于各种不同形式的资料且偏重于某些方法，而每一种资料和方法都有各自的优点，也都有各自的缺陷， ^[2] 相互批评与排斥不如互相借鉴与学习。面对自己关注的复杂的社会问题，一些学者尝试将历史学方法与社会学方法相互融合。他们强调历史学之于社会学研究和社会学之于历史学研究的意义，甚至认为，历史学与社会学之间不存在两种方法或相互对立的概念，“真正的历史学”也应该是“真正的社会学”，强调历史分析与社会分析的融合。 ^[3]

历史社会学的诞生还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新史学革命息息相关。在那个世纪交替的时代，强调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历史的实证主义史学受到部分历史学家的激烈批评。他们在批评实证主义史学的同时，主张历史学应该汲取社会学的方法，对历史资料做社会科学的概括。马克斯·韦伯认为，历史学和社会学都以人类文化为研究对象，都是具有理解性和历史性的科学，基于对历史学与社会学共有的学科特征的认识，韦伯将两种学科方法结合起来展开比较历史社会学的研究。 他的社会学研究具有两个突出的特征：其一是他的研究往往基于丰富的历史资料，其二是他运用了比较的方法。 ^[4] 韦伯所做的比较历史研究以及以此为基础而做的理论概括，被认为是对那个时代实证主义史学“自然科学化”倾向的纠偏，对历史社会学具有长远的影响。

20世纪30年代以后，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结构主义社会学在英语世界风靡一时，整个40年代和50年代，重视理论演绎而轻视经验研究的结构主义占据社会学研究的主导地位。尽管如此，这一时期仍有个别社会学家从事历史社会学研究，尼尔·J.斯梅尔瑟（Neil J. Smelser）、莱因哈特·本迪克斯（Reinhard Bendix）、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等人，都有杰出的历史社会学研究成果问世。斯梅尔瑟的《工业革命中的社会变化》进行了结构功能主义的历史研究；本迪克斯的研究成果提出不同社会有其自己的历史特殊性。此外，索罗金（Pitirim Aleksandrovich Sorokin）的人类文明史研究、G.C.霍曼斯（G.C. Homans）的历史背景和事件的社会学分析、罗伯特·金·默顿（Robert King Merton）对17世纪英国实验科学历史的研究，都是这一时期历史社会学的典范性成果。 在方法论上，这一时代的历史社会学者重视历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方法的综合运用，并在研究实践中实现了历史学发掘资料与社会学分析资料的方法之融合。 其中的一些研究成果有意将社会学理论研究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显示出两者在历史社会学中更深层次的相互渗透。

一些学者认为20世纪40至50年代是历史社会学的沉寂时期，如果以英语世界历史社会学的研究状况为依据，历史社会学的发展的确不如此前的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初兴时期，也远不能与20世纪60年代以后历史社会学的迅速发展时期相比；但如果考虑到英语世界之外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尤其是法国年鉴学派的研究成果，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历史社会学成果也是蔚为大观的。

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和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等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即尝试突破传统史学的局限。在研究主题上，他们主张将人类作为历史学研究的对象。布洛赫指出：“历史学所要掌握的正是人类，做不到这一点，充其量只是博学的把戏而已。优秀的史学家犹如神话中的巨人，他善于捕捉人类的踪迹，人，才是他追寻的目标。” 以“人类”为对象的历史研究，需要史学方法的更新。在历史学研究的方法论上，年鉴学派强调并倡导历史学与社会学等学科的融合。

20世纪60年代，随着布洛赫等年鉴学派代表人物的研究成果翻译成英文，年鉴学派倡行的史学研究方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一影响与社会学研究中重视经验研究的潮流汇合，使历史社会学在英语世界进入繁荣时期。此时，20世纪40至50年代风靡美国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发生变化，原来重视普遍性理论的结构主义社会学式微，重视特殊性的社会学地位上升，对社会现象的分析也由注重社会要素的功能分析转向社会现象的发生学阐释。随着方法论的转向，历史社会学的视野也由区域拓展至国家甚至更大的范围，从地域史转向全球史。其中，一些历史社会学家致力于国际范围的社会变迁研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对集体行为的历史变迁做出解释，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探讨了政治冲突与社会变迁，艾森斯塔德（Shmuel Noah Eisenstadt）对社会和历史进程做出了结构分析，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阐释了欧洲文明跨越千纪的演变过程，爱德华·帕尔默·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从文化、意识和物质生活等要素分析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过程，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对社会—经济关系、社会阶级等做了整体的分析，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探讨了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历史社会学在20世纪60至70年代以后的发展，还表现在研究主题日益增加，研究方法更趋丰富，历史社会学的学科地位获得了普遍的认可。1970年9月，在华盛顿召开了“社会学中的历史分析”讨论会，主办者提倡社会学家应该运用历史资料，运用历史学和比较社会学方法和视野探讨社会变迁的一般理论。 ^[5] 20世纪70至80年代，社会学家继续历史学与社会学方法相互结合的尝试。亚瑟·斯廷斯科姆（Arthur Stinchcombe）的研究将典型的历史文献研究方法与社会学常用的演绎分析方法相结合。菲力普·艾布拉姆斯（Philip Abrams）甚至提出，要结合之前相互之间缺乏联系的知识传统，以重新定义整个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他还认为，制约着人类的行为，同时又被人类行为不断重塑的结构，是历史社会学的主题。 ^[6] 查尔斯·蒂利在方法论上的新的努力，主要是关注定量分析在历史研究中的适用性，以及定量分析的结果在历史学与社会学研究课题中的运用。一些历史学家因此批评蒂利，认为他太过注重数量分析和太过机械论，但有学者为蒂利辩护，认为蒂利在发现大量的文献资料后，只不过是采用了他认为适当的分析方法。他从未允许他自己被内容空洞的社会学模型牵着鼻子走。实际上，蒂利针对这类抽象的社会学理论和模型提出的评论与批评，反而促进了社会学的发展。 ^[7] 如上所述，蒂利倡导的方法论只是历史社会学多种方法的一种类型。历史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是一个涵盖广泛的谱系，一些历史社会学者倾向于理论概括，另一些历史社会学者（如蒂利）则更倾向于阐释史实。

20世纪90年代以后，历史社会学在社会学学科中的地位进一步巩固，研究范围也逐步扩大，由文明比较研究向文化（亚文化）比较研究拓展，由之前主要专注于宏观长时段的比较历史研究，向微观社区研究领域拓展，提出通过微观历史过程的分析来解释社会变迁宏观后果的分析路径，由微观过程相互关系的研究，考察它们如何导致不同的宏观过程与宏观结果。换言之，将宏观历史过程与宏观结构“还原”为微观因素与微观过程，分析在时间序列（历史过程）中，微观现象达致宏观结果的机制。这种可以称之为“分析历史社会学”的方法，试图将历史社会学的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融会贯通，代表了历史社会学学科发展的新趋势。

[1] Guy E. Swanson. Review：Robert F. Berkhofer，Jr.，“A behavioral approach to historical analysis”.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1970，4（2）：154.

[2] John R. Hall. Where history and sociology meet：forms of discourse and sociohistorical inquiry. Sociological Theory ，1992，10（2）：166.

[3] Mustafa Emirbayer. Durkneim's contribution to the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history. Sociological Forum ，1996，11（2）：263-284.涂尔干的《社会分工论》特别体现出社会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参见Daniel Chirot. Sociology and history：A review essay. Historical Methods ，1983，16（3）：121.

[4] Richard Swedberg. The changing picture of Max Weber's sociolog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03，29（1）：283.

[5] Robert D. Rossel. Historical analysis in sociology. Historical Methods Newsletter ，1970，4（1）：27.

[6] Richard Williams，Michael Schwantz. Historical sociology by Phillip Abrams（Book Review）.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1985，19（1）：182.

[7] Daniel Chirot. Sociology and history：A review essay. Historical Methods ，1983，16（3）：121. K6gg+A2H7hvD0V1/QLz9r1xq+oHfz0ABf6v/nxpHrCF/jY4Nzi6GPZv/Tl+7JjCM